尼德羅：為什麼咆哮的總是媽媽？
5月24日的大家頭條，刊發了宋金波老師的
《你是個什麼樣的媽，心裡就沒點數么》
（以下簡稱「《點數》」）一文。我看過宋金波老師很多文章，對他很是尊敬，甚至可以說是仰慕。不過，他闖入親密關係領域所發表的這一通言論，讓我覺得有必要說點什麼。因為在育兒的過程中，我也一直在觀察和思考母親這樣一個角色的特徵。借這篇文章，我希望可以結合個人觀察、體會來談談「為什麼咆哮的總是媽媽」。
油膩的婚姻受害者
《點數》一文的開頭，以媽媽頻繁訓斥上小學兒子的場景切入。作者指出，媽媽們在教育孩子時存在嚴重的語言暴力問題，即習慣性咆哮孩子，這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導致媽媽們頻繁咆哮的原因，正是媽媽群體的過度焦慮，這一原因也是導致育兒中「父親缺位」的原因。
因為母親強勢，所以父親常常選擇退縮，以避免衝突。在文章的最後，作者給出了藥方：身為人母的女性需要對自身價值進行調整，但同時也表示不看好「咆哮媽媽」們能夠調整成功，認為這會是該群體的宿命。
《點數》全文對女性的失望甚至是厭惡之情，可謂溢於全文。按照作者的說法，女性焦慮導致孩子焦慮，還帶來了夫妻關係的降溫，但女性又很難進行自我改變。如此一來，似乎在家庭內部頗受委屈的中年男人，除了離婚，已經別無他途了。
事實上，這樣的橋段在油膩的中年男人口中是非常普遍的。例如，當中年男人在勾搭年輕女士的時候，慣常的策略都會痛陳妻子對自己壓榨的種種事例。通過暫時的示弱，中年男人成功將自己包裝成一個婚姻的受害者，繼而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找尋外遇。
然而，可能有很多人會說，作者提到的現象的確都存在，難道你能否認你所住的那棟樓里沒有一個歇斯底里訓斥孩子的媽媽嗎？對此，我表示不能否認。因為在我家樓下，我時常就可以聽到一位母親咆哮自己孩子的聲音，有時候，持續的時間可能會超過一個小時。在那一個小時里，我和妻子都很難過和壓抑。
所以，在現象的判斷上，我和作者是沒有分歧的。我曾經在大家寫過一篇討論全職太太的文章，原標題就是《妻子全職以之後，我們一起抵禦「怨婦」的出現》。在現象層面，婚姻的確讓許多女性從少女變成了「怨婦」。對於怨婦，不但男人不喜歡，女人自己也很恐懼成為那樣的人。但是，正如我在那篇文中所指出的，拒絕讓女人變成「怨婦」（或讓男人變成「怨夫」），必須依靠雙方的努力。
婚姻關係的本質可以看作是夫妻雙方的一場深度合作，要維持好這一段合作關係，抱怨一方反思能力不足，並不是什麼好的選項。
總體而言，男女雙方都需要擁有一種同情之理解的能力，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理解彼此的處境。通俗來說，兩個人的頻率一定要對得上，如果各說各話，歸因某一方，基本上就說明雙方的頻率已經無法對上了。
客體化的母親
回到「為何咆哮的總是媽媽」這個問題。我認為把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女性自身價值判斷混亂，這是有失公允的。
之所以這麼說，需要先理解兩個背景性的因素。
第一個層面的因素是生理性的。在孩子出生之後，我曾經對妻子心態的變化做了一些較為細緻的觀察和記錄。我在一篇小型專欄文章中用了「客體化的母親」這樣一個標題。原因在於，
我發現妻子在哺乳期間，總是重複在說「感覺身體已經不是自己的」
。曾經有過乳頭皸裂的妻子，忍著劇痛也要餵養孩子。
早期的哺乳只是小小的一個方面，懷胎十月就更不用說了，女人與孩子之間的親密程度是男性無法想像和體會的。孩子出生之後，至少在早期女性與孩子會保持很長時間的依偎狀態。目前主流育兒理念下常被提及的「分離焦慮」，主要也是指母親與孩子分離時間過長帶給孩子的心理衝擊。所以，在生理上，媽媽與孩子的關係更緊密，媽媽對育兒的投入更多，一定程度上是生理決定的。而這也導致了母親自身主體性的消失，在育兒過程中，許多母親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工具，毫無自己的時間和利益。
第二個層面的因素是社會性的。社會對母親這一角色更多的是建構的。
例如，母親就應該為孩子付出一切，母愛是最偉大的愛......凡此種種，除了讚揚女性的付出之外，也存在觀念枷鎖的功能，將女性固定在家庭主婦、第一育兒者等角色上。類似的，一年一度的「母親節」，我們可以理解它所起到的功能是在麻痹母親這一群體。通過定期給予糖衣炮彈，建立起母親群體的自我認同和持續犧牲的動力。
但獎勵的背後，橫亘的是歧視。
最簡單的例子，面試的時候，30歲的女人一定會旁敲側擊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二胎。這種做法在當事企業看來是最理性的，因為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不必要的成本開支，但在社會制度上，卻嚴重壓縮了女性的職場進入和晉陞空間。的確，在上升公司就業的同學應該很明白，幹得好的女人都是不結婚不生娃的。
沒有喘息，只能咆哮
這兩點原因跟媽媽們咆哮有什麼關聯嗎？答案是有，非常有。但在給出論證過程之前，請允許我從自身的一段經歷談起。
在寫這篇文章的前一天，我的妻子剛剛從醫院出院。之前兩周時間裡，妻子都在醫院就診，家裡又沒有老人幫忙，所以，照顧孩子的任務就完全落在了我身上。孩子的外婆在妻子住院的第三天晚上，從千里之外趕到了廣州，但因為並不熟悉孩子的日常照料。所以，外婆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妻子，而我則繼續負責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每天，請假在家的我，需要24小時不間斷面對孩子。
不間斷地跟孩子相處，我發現有一種無名的力量會將一種東西從一粒種子迅速變成參天大樹。這種東西就叫「咆哮」，也叫「崩潰」。
按理說，我在育兒方面投入算不少了，妻子出去社交，我都可以負責孩子從做輔食到哄睡的一切。但是，日常生活中的短暫替補，令我產生了一種幻覺——我完全有能力獨自帶娃。
而此前接近兩周與孩子不間斷相處的經歷，令我的幻覺破滅了。我逐漸意識到，帶一天娃和帶一周娃完全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情。後者不會給你喘息，並且死死地把你釘在第一育兒者的坐標上，根本無法動彈。而這就是大多數母親必須接受的社會期待。
在現實中，很多爸爸在育兒時更多的是發揮自己的優勢，比如帶孩子出去運動、玩耍，更進一步的則是給妻子一些寬慰，給妻子做個替補，頂一個一天半天的育兒工作。這種淺度介入滿足了男性作為一個父親的社會期待，但距離母親的責任，或者是第一育兒者的職能，差距還有八千公里。
無論生理性的原因還是社會性的原因，女人終究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想法。
當她始終處於第一育兒者的位置上，並且無法真正獲得喘息，長久與孩子相處帶來的憤怒是不可避免的。
假如不是妻子住院，令我有機會以第一育兒者的身份與孩子不間斷相處兩周，我也無法真正理解妻子偶爾崩潰的原因，至少我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陳蒙博士在研究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自我實現時，給出了女性需要面對的三道鴻溝。我認為她的分析較有普遍意義，綜合我自己的分析，我對她的論述做一個介紹。
第一，無論女性是否經濟獨立，都必須以孩子的福祉為優先考量。關於這一點，我已經用我的個體經歷做出簡弱版的論述。女性被死死按在第一育兒者的位置上，所以很難獲得喘息。
第二，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業時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舉個例子，女性能不能出去工作，選擇什麼工作，丈夫可以過問，婆婆可以指責，外婆也可能會勸阻。到了職場，女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更是如同家常便飯。此外，大量職業女性都存在一種嚴重的「內疚感」，因為工作不能陪伴孩子，使得他們內心愧疚無比。相對於前者，這更像是一種意識形態。
第三，精細化育兒對女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宋金波老師在《點數》一文中也提到，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更著意學習各種育兒和教育的理論。當然，宋老師認為這是女性為了炫耀而做出的舉動。擱置這一爭議，在客觀上，我們得承認精細化育兒讓母親的時間更加碎片化，母親的精力更被榨乾。
男性介入的窗口期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在職媽媽還是全職媽媽，他們在教育、安全、衛生、睡眠、飲食方面的投入，都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存在的系統性工程。在編織這個系統的過程中，女性始終被按在第一育兒者的位置上。
所以，不管是主動還是被迫，女性都被賦予了總設計師、總執行人的職能。在這個工程中，父親的介入存在一定的窗口期。
例如，
從一開始就比較積極介入的，雙方的觀點、情緒和行動都更容易配合好。反過來，如果父親一開始缺位比較久，後期的介入就比較困難。
很多媽媽習慣自己操控一切，這固然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如果把時間撥回去，我們一定可以發現這些媽媽在一開始經歷各種困難時，爸爸們都缺位了，或者未能提供真正的幫助。長此以往，一個人從無奈變成憤怒，再從憤怒變成冷漠，最後從冷漠變成敵視。
我並不想為所有女性辯護，因為許多媽媽在放權層面的確存在給丈夫鍛煉機會太少的因素，這一定會打擊丈夫的積極性。但是，在整個文化和制度的框架下，我們不該對女性要求更多。這裡的主動權實際上還是掌握在男性手裡，假如男性真的願意成育兒工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員，那麼他就需要彌補之前的缺位，不斷學習新的知識。這個融入的過程可能需要幾個月，而不僅僅是偶爾衝動後的一句詢問。
基本上可以判定的是，父親越早介入，融入時間越短，成功率越高；父親介入越晚，融入時間越長，成功率也越低。
以「家庭公平」抵抗「社會不公」
在北京，近年來出現了一個針對媽媽的非常火爆的課程，叫作「止吼課」。許多媽媽因為報不上名而焦慮。但正如我在上面做出的分析，媽媽們之所以咆哮，之所以開吼，該吃藥的不能只是媽媽，也應該包括爸爸。
實際上，咆哮的媽媽表面來看，是選擇了一個弱勢成員（自己的孩子）進行發泄，這是非常糟糕的。但
沒有一個媽媽天然願意吼自己的孩子。每一次咆哮，傷害了孩子的同時，也會讓媽媽們愧疚。
順便說一句，作者所說那些把咆哮孩子的經歷公開交流的媽媽，恐怕不是不愛孩子，而是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最後淪為自嘲的境地。自嘲的背後，是一種絕望和冷漠。所以，要讓媽媽止吼，光上課是沒用的，光看心理諮詢師也沒有意義，光要求女性自省更是荒誕。在實際操作上，需要調整的整個家庭內部的育兒工作、職業發展機會的安排，父親必須被納入調整的範疇。
從家庭內部來看，夫妻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的文化、制度，唯一可能改變的是雙方的觀念和家庭內部的安排。
例如，在育兒上，雙方應該有一個更均衡的分配，基本上，父親介入程度越深，夫妻的感情也會越好，雙方的分歧也會越少。一個並不嚴謹的標誌是，當妻子離開家庭3天以上，丈夫是否有能力獨立支撐家庭的正常運轉。
在《點數》一文中，有這樣一段：「中國女性逐漸成為家庭撫育的絕對權威中心，甚至是家庭關係的權力中心。日常經驗可以證明，中國女性有更多家庭財務上的支配權，在小店用支付寶付賬，收款賬號八成都是女性。」
在我看來，這個日常經驗並不是顯示女性在家庭財務上的支配權，而是展示了一種補償心理，即女性在付出巨大的同時，需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安全感。換句話說，女性一方面意識到了自己對家庭的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又缺乏安全感，在此情況下，只能依靠佔據財務權進行自我安慰。
為什麼要援引這一段呢？原因在於家庭內部的調整還需要對社會制度安排進行抵抗。
在社會環境不公平的情況下，要讓女人不咆哮，並不是簡單把工資交給妻子這麼簡單。而是需要支持女性做自己想做的事，乃至去實現自己的職業夢想。
舉個例子，當一個30歲的女人在求職時被問到「要不要生二胎」，如果回答是「要生，但是老公會負責在家帶」，那麼她可以通過面試的概率一定會大增。
當然，我不是要鼓勵所有家庭這樣操作，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現實情況，都有自己的理性安排。但正如廣州的一位重點中學教師曾直言：「夫妻雙方年薪20萬以下的一方，建議辭職，全職陪伴孩子。」
這話雖然是從學校的利益考慮，但在客觀上將夫妻雙方職業的發展權均等化了。也就是說，如果夫妻能夠在回歸家庭上保持五五開的概率，那麼妻子的發展機會就會因為家庭內部的平等安排而得到擴大。
回到開頭，前面提到夫妻關係是一場深度合作的關係，而要長期維持高質量的合作狀態，就需要彼此擁有同情之理解的能力，並共同抵禦社會層面的不利因素。這種同情之理解的能力捕獲，與對女性生理構造特點的知悉，與對社會制度不公的洞察，與在實踐行動中有無真正的體驗都密切相關。
反之可以說，如果一個男人，一個丈夫，一個父親沒有這種同情之理解的能力，那麼當他指責女性咆哮，揮舞語言暴力的時候，就是在隔靴搔癢，甚至是在亂開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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