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駐紮著一支加入八旗的藏族後裔

在北京香山附近、北京植物園、曹雪芹故居等處遊覽過的人，應該會在無意間見過那裡聳立著不少座梯形立方體形狀的磚石建築物，乍看之下，有點像「炮樓」，仔細端詳，更像四川西部藏區的「碉樓」。這就是遺留至今的西山健銳營軍事訓練設施，用於士兵練習攻打「碉樓」的戰術動作。這些特殊的訓練設施，源自乾隆時期兩次攻打大小金川的戰役。在戰爭中，清軍發現當地藏族人的碉樓非常難打，就在香山專門訓練了一支山地特種作戰部隊，健銳營。主要訓練內容就是如何攻打碉樓。碉樓在先期俘獲的藏族人指導下修建，後來，被俘藏人越來越多，又押送到碉樓附近駐紮。

金川戰役結束後，北京西山地區就多了不少藏族人。有意思的是，現在，他們一般自己歸於滿族，主要是正紅旗和正白旗。但許多人能夠記得自己的祖上是「苗族」，卻不不知道是藏族後裔。

這就涉及到清代的民族識別，四川西部的藏族，其民族習慣許多方面和西藏的藏族不同，當時沒有被歸入藏族，卻誤打誤撞被算成苗族。其實，和現代的苗族，各方面來看都是八竿子打不著的。

據說，七十年代初，中國煤礦文工團的兩位同志在西山一帶採風時，發現紅旗村、正白旗村有些農民會唱一種與北京地區民歌迥異的歌曲，歌詞亦非漢語，詢問其詞義，則說是祖上傳下來的，現在無人懂得。問其祖上來歷，也說不清楚，有的說原是南方的苗族，與清朝打仗，戰敗被俘而來，有的人過年節要專門進宮表演民族歌舞，所以南方的民歌保留下來了，但現在都使用漢語了，所以無人知道歌詞內容了。煤礦文工團的同志將他們唱的歌曲錄了音，到中央民族學院遍詢從南方來的各族師生，期望能確定這種歌曲究竟屬於什麼民族的。正好有西南民族學院的贊拉·阿旺同志，是四川小金川地區(今小金縣)人，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古藏文專業進修班攻讀，他鑒別出這種歌曲應是四川金川地區藏族的歌曲。此後，中央民族學院部分藏族師生曾到紅旗村一帶調查訪問，了解更多的情況，認為當地有一部分農民是從金川遷來的藏族人的後裔，大約是清代乾隆年間兩次平定金川時有一部分藏族被俘，被遷來此處定居。從當地附近山上建有金川藏族風行的石碉房，可以得到佐證。

由於藏族人具有修築碉樓、能歌善舞等特長，特別是會藏語，這批戰俘相當一部分被發揮餘熱，送到了北京，編入八旗。

當時，北京西郊的香山、圓明園、頤和園一帶皇家園林，一時間藏族式碉樓林立，成為一種獨特的景觀。《日下舊聞考》記載：「健銳營衙門在靜宜園東南，圍牆四角有碉樓四座，共房二十二楹。皇上閱兵演武廳一座，後有看城及東西朝房，放馬黃城」，「園城……內設碉樓七處」，「健銳營官兵營房在靜宜園之左右翼，共三千五百三十二楹，碉樓六十八所」。除健銳營的衙門和營房建有碉樓外，八旗印房亦建有碉樓，「靜宜園南樓門外有八旗印房」，「八旗印房四隅皆有碉樓一座，乾隆十四年建。合之東四旗、西四旗各營碉樓，共計六十有七」，「靜宜園東四旗健銳雲梯營房之制，鑲黃旗在佟峪村西，碉樓九座，正白旗在公車府西，碉樓九座，鑲白旗在小府西，碉樓七座，正藍旗在道公府西，碉樓七座。香山東四旗健銳雲梯營房，乾隆十四年奉命建設，後四旗同」，「靜宜園西四旗健銳雲梯營房之制：正黃旗在永安村西，碉樓九座，正紅旗在梵香寺東，碉樓七座，健紅旗在寶相寺南，碉樓七座，鑲藍旗在鑲紅旗南，碉樓七座」。

以上記載證明，從乾隆十四年起，清廷有計劃地在香山一帶興建了一批金川藏族式樣的碉樓，現今西山紅旗村、正白旗村附近的碉樓即是其中一部分的遺存。建碉樓，主要由藏族人指導修建，後期俘獲的藏族人，又駐紮在這些碉樓附近。隨著戰爭的進行，越來越多戰俘被押來。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將被押送到北京的大小金川藏族—百八十九人編為一個佐領，歸入內務府正白旗，加上唱番曲跳鍋莊的二十八人以及第一次金川之役後留京的修築碉房的十一人，該佐領共轄金川藏族二百二十八人。他們歸人旗籍，成為內務府三旗中的旗人。

金川藏族佐領的住房是在香山附近，由管理健銳營大臣指定地方由健銳營公項支給費用，令其自行建造碉樓，實際上就是在香山形成了一個金川藏族村，這大約是因為香山的地形氣候比較適合這些遷來北京的金川藏族人居住的緣故。

香山的金川藏族佐頓設驍騎校一員，催領四員，應在藏人中擇人擔任，由於暫時沒有適宜的人選，所以先由健蛻營前鋒章京書臣擔任。

除了修築碉樓、表演民族歌舞之外，香山的藏族佐領還負責出人擔任藏漢、藏滿的翻譯職責。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編入八旗，並處在北京西郊各村鎮的八旗堆里，儘管有清一代他們一直延續著藏語翻譯、藏族舞蹈等傳統職業，整體卻極速的滿化，並在清亡後整體又漢化了。遙想大小金川戰役，距今不過兩百多年，比美國歷史只長一點。如今，香山地區的藏族後裔，其實已經成為既不會滿語、也不會藏語，而且還自認為是「苗族」後代的，卻與周邊漢族人沒什麼區別的滿族人了。泯然眾人矣。這裡面也體現了「民族大熔爐」的巨大力量。

下次，您再去香山時，也許路邊的某個向你兜售紅葉或小紀念品的老太太，說不定說著漢語的藏裔滿族人呢。

說到北京香山團城演武廳，不得不提提清代京旗外三營之一的健銳營。京旗外三營指的是圓明園護衛營、香山健銳營和藍靛廠外火器營，都是為執行特殊任務而組建的特種部隊。健銳營的建立則與兩百多年前的一場戰爭有關。乾隆十二年（1747年）春，大金川（今四川省金川縣一帶）地方土司之間相互展開大規模的攻掠和械鬥，清廷出動軍隊平息戰亂。由於該地特有的石碉樓易守難攻，清軍受挫，累攻不下。乾隆於十三年七月下詔，從八旗兵中選拔少壯勇健之士三百餘名，在香山地區仿建石碉樓多處，組建雲梯兵，演習攻碉。乾隆十四年春，首次金川戰事以清廷勝利而告終，雲梯兵正式組建為健銳營。乾隆十四年，以健銳營演武練兵為目的修建了團城和演武廳，檢閱騎兵與步兵的操練。健銳營從乾隆十四年建立直到1911年隨著清政府的滅亡而消失，共經歷了160餘年的歷史。其間，健銳營參與了清朝諸多重要戰役。光在乾隆年間，健銳營就參與了平定大小金川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平定台灣林爽文、庄大田起義、平定回族叛亂，抗擊緬甸入侵雲南、廓爾喀入侵西藏等戰役。可以說乾隆能自詡為「十全老人」，健銳營功不可沒。健銳營最後一次作戰是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健銳營官兵奉命進城增援守軍，並與日軍在地安門展開激戰，為慈禧太后的西逃爭取了時間。

團城演武廳現存團城（圖一）、西城門樓、實勝寺碑亭和松堂。團城是見證我國古代城防建設的重要實例。古代重要的城門大多不是單一的，而是在城門背後（也有的在前面）再修一圈城牆將城門包圍住，並在多修的這一圈城牆上再開一個或多個城門。這多出的一圈城牆和城門與主要城門構成了所謂的瓮城。當敵人攻進瓮城時，將所有城門一堵，只在城頭放箭、扔石頭，城中的敵人就像瓮中之鱉，伸手可取了。團城南面的演武廳和兩側朝房於1860年被英法聯軍焚毀，現在看到的這些建築是1984年復建的。演武廳南面的實勝寺建於乾隆十四年，是乾隆為紀念平定大金川之役而修建的寺廟，現僅存一碑亭。碑亭內「立乾隆十四年御制實勝寺記文碑，碑高丈余，方廣四面如一，刻國書、蒙古、漢字、梵書四體」（《日下舊聞考》）。碑亭現圍於果園內，無法近距離參觀（圖二）。松堂是乾隆到團城閱兵時休息的地方，現被部隊單位佔用，無法參觀。

圖一：團城演武廳

圖二 實勝寺碑亭

團城演武廳西城門樓後還躺著一塊明代的殘碑，從殘存的文字來看，這是明嘉靖年間司禮監太監靜庵的墓碑。從網友雙塔邨人提供的《明故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靜庵趙公墓志銘》中，我們可以了解一些靜庵的生平。靜庵原名趙舉，字克明，靜庵是他的別號，保定府新城縣人。卒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享年六十一歲。趙舉於正德十一年（1516年）奉詔選入內廷，一路升遷，最後做到司禮監太監。趙舉此人謹小慎微，正因此，「上（嘉靖）以公慎，命管文書」。替他寫墓志銘的首輔大學士徐階對他的印象也是「公勤正有禮，雖德遽其意氣，未嘗不其於言必審而後發。雖甚怒，不輕有所詆訾；即甚喜，亦不苟然諾」。趙舉為人還算正派，也能約束手下。墓誌記載他有一次奉旨到陝西辦事，走了很多地方，嚴禁屬下擾民。以至於他經過一地時，當地人還不知道有欽差駕到。趙舉墓原在石景山區杏石口，墓誌也是在那裡發現的，墓碑不知何故被移到了團城演武廳，並且人為破壞嚴重（圖三）。

圖三 靜安墓碑

除團城演武廳外，健銳營現存的古迹還有散落在香山附近的碉樓群（圖四）。前面已經講過，最早的碉堡建於乾隆十三年，為的是訓練雲梯兵。以後戰爭獲勝，乾隆就在香山一帶普遍興修這種建築，當時規定每旗只能修建八座碉樓，香山一帶的八旗共修建了八十座碉樓。每旗的八座碉樓，只有一座碉樓修有階梯可以登臨，稱活碉樓，其餘七座均是實心不能上達，謂之死碉樓。因此活碉樓共有八座，死碉樓卻有五十六座。香山一帶的旗人中流傳著歇後語「七死八活」，用以說明那種無希望的必亡必敗的事物，其實指的就是乾隆建的碉樓。

圖四 北京植物園內的碉樓

綜合旭日春天、雙塔邨人等文章而成。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