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崗村大包干帶頭人嚴宏昌：帶頭搞分田到戶，是這輩子最自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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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嚴宏昌

男，漢族，1949年9月9日出生在安徽鳳陽縣小崗村一個貧苦農家，初中文化，曾擔任小崗生產隊副隊長、隊長，小崗村民委員會主任。「大包干」發起者、領頭人。

1978年11月24日，小崗村民召開秘密會議，他帶領小崗村生產隊的18戶農民，冒著坐牢的風險把隊里的土地分到了戶，首創「大包干」聯產承包責任制。

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有一個「大包干」紀念館。一個掛滿了肖像的通道，左右兩邊共18人，右邊第一個，就是嚴宏昌。

40年前的一個冬夜裡，時任小崗村生產隊副隊長的嚴宏昌牽頭，與小崗村另外17個「當家的」一起，在一份承諾書上按下「紅手印」。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剎（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18個人用「託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狀，分田到戶——「大包干」由此開始。

1979年的秋天，改變吃「大鍋飯」、出勤不出力的現狀僅一年，吃不上飯的小崗村迎來了最滿足的時刻：糧食總產量13.3萬斤，相當於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一年22元的18倍。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肯定了「大包干」。小崗村一夜翻身，成為了中國農村改革發源地，也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起點。

2018年5月12日，談及40年前的「孤注一擲」，嚴宏昌略顯平靜：「在那個環境下，每個村都可能成為小崗村，我只是剛好站在了這個節點上。」他摁滅手裡的煙蒂，又點上一支，「但這也是我這輩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窮思變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鍋里沒有糧，一日三餐喝稀湯，正月出門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崗人討飯所唱的鳳陽花鼓詞，真實反映了那時的生活狀況。

求生式創業：不想辦法只能餓死

淮河南岸鳳陽縣，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

1978年，安徽省遭遇大旱，大部分地區10個月沒有下雨，秋種無法進行。鳳陽受自然環境影響，旱情更為普遍。那年冬天，嚴宏昌在鳳陽縣小崗村，籌謀著一場「求生式創業」。

他家裡6口人，4個小娃娃張著嘴等吃的，可村上統一分配的口糧只有一人7斤麥。

「夠吃啥？！不另外想辦法就只能餓死。」5月12日，在接受採訪時，嚴宏昌摸出一支煙，說起40年前自己做的決定，記憶猶新，「那時候我們是梨園公社嚴崗大隊下的一個生產隊，吃大鍋飯嘛，大部分人出勤不出力。」

「人民公社」時代背景下，村民們的積極性受挫。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小崗村20戶人，先分成一個組，又分成2個組、4個組，最後分成了8個組，「磨洋工」的現狀還是沒能得到改變。

這一年的小崗村，幾乎人人都有「副業」——要飯。父母背著幼子，哥哥牽著弟弟，近一點的到周邊大隊打打秋風碰運氣，遠一點的，拖家帶口走出鳳陽尋活路。

18個紅手印：把全村人綁在一起

1978年12月的一個寒夜，小崗隊18戶農民簽訂「秘密協議」，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將生產隊的土地、耕牛、農具等按人頭分到各家各戶，搞起了「大包干」。

眼瞅著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身為小崗村生產隊副隊長的嚴宏昌坐不住了。從秋收開始，他就不斷地到處走人戶串門子。1978年12月的一天，一場秘密的會議，在村頭嚴立華家召開。

那是個冬夜，嚴立華家的土房子也擋不住嗖嗖的冷風。外間熄了燈，裡間昏暗的油燈下，18個影子影影綽綽地映在泥巴牆上。

在過去40年里，公認的是，這場碰頭會上誕生了著名的「紅手印託孤書」。但現在回頭看，當年的細節仍有可斟酌之處。如今掛在「大包干紀念館」里的「紅手印」文件，齊齊整整有21個人的名字和手印，但在當事人的記憶中，這個數字被反覆證實為18個。

「當時全村有20戶，每家的當家人出來做主，加上我，一共有18個人按了手印。」嚴宏昌眯著眼睛回憶時，仍清楚記得另外2戶沒有到場的原因，是因為「那兩家都是光棍，出門要飯去了，人不在。」

這份「大包干承諾書」里這樣寫道：「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後能幹，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那個年代，分包到戶是和政策對著干，是要坐牢的事。這麼一簽字，人人都有份兒，隊上的幹部些才敢搞。」嚴宏昌說，用按手印把全村人綁在一條船上後，「大包干」正式開始實行。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每戶保證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剎（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變則通

「『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小崗村民文化廣場上，一本攤開的《鄧小平文選》雕塑鐫刻著這一講話。

大包干之後：再也沒出去要過飯

紅手印按完，18個人默默回家。當天晚上，嚴宏昌幾乎一宿沒睡。

第二天他起了個大早，拾掇拾掇傢伙什兒，拖著老婆下了地。兒子嚴余山當年6歲，仍清晰記得那一年的「餓」——秋收前家裡仍然窘迫，吃不上飯。他仍然常常和鄰居家的孩子一塊兒，到鄰村乞討要飯。「那年爹媽特別辛苦，起早貪黑的，整個人都撲在地里了。」天公作美，風調雨順，在1979年的秋天，迎來了最幸福的時刻。嚴余山回憶說：「我記憶里，有兩樣東西小時候沒吃過，玉米和山芋。1979年之前，這些是都吃不上的，1979年之後是不用吃了。」

「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糧食總產量13.3萬斤，相當於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的總和；人均收入400元，是上年22元的18倍。從這一年開始，嚴宏昌一家子再沒出去要過飯。

「大包干」像個大胖小子迎風而長，可「孩子」的「戶口問題」一度讓嚴宏昌等人夜不能寐。「第一年干出了成績，我們都很高興，但是畢竟沒有政策定性，我生怕哪一天就被抓進去了。」第一年大豐收，第二年收成還在增長，這讓嚴宏昌停不下來，「誰都不想再回到餓肚子的日子了，能幹一年是一年，能幹兩年是兩年。」

嚴宏昌說：「其實當時好多村都在悄悄搞『包干到戶』，但是都不敢提出來。最開始我們取名『大包干』，也是模糊這個概念，避免風險，有人問起，對外說是『包干到組』。」

從「包干到組」到「包干到戶」，一字之差，醞釀著中國農村改革最重要的劇變。

歷史的轉折：改革衝破體制痼疾

1978年冬夜的「紅手印」，畫下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農村改革濃墨重彩的第一筆。但在當年，這個舉動引起了極大的討論和爭議。

從1979年開始，小崗村的「大包干」陸續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但此時，社會對聯產責任制爭議激烈，報刊還時有批評言論。「大包干」這個小胖子能不能上「戶口」？不僅嚴宏昌，整個安徽省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最終，這個問題放到了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桌上。

1980年春節剛過，萬里來到小崗村，在嚴宏昌家，兩人談了將近四個小時。「一開始他就問『我能隨便看嗎』，我說能。他先不表態，不說好也不說壞。我心裡是不安定的，他要說一聲不對，那我馬上就要進監獄。但是他看完第一句話是『我早就想這麼幹了，就是沒有人敢，你干對了』。」嚴宏昌說。

18枚紅手印催生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0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公開肯定了「大包干」。1982年，中央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此後，全國各地的人們蜂擁到鳳陽學習「大包干」——沒有地方睡，只能在教室打地鋪；接待不過來，只能在縣大禮堂重複播放錄像帶。到1984年底，全國569萬個生產隊中99%以上都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人均糧食擁有量達到800斤，基本解決溫飽問題。

看得見摸得著的糧食，讓嚴宏昌明白，兩年前小崗村十八戶人冒著巨大風險做出的決定，是對的，「懸著的心，終於放下了。」

封面新聞記者 楊雪 安徽小崗報道

對話嚴宏昌

「我只是剛好站在了歷史的節點上」

嚴宏昌和兒子嚴余山

嚴宏昌今年虛歲70，已經到了「享清福」的年齡。現在他和任何一個普通農村老大爺一樣，每天沒事兒到自家田裡轉轉，偶爾串串門子。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他迎來了比往常更多的訪客，人們為當年的傳奇故事而來，見到的，是一個普通而親切的農家老人。

5月12日，記者在嚴家鋪子里和他聊天，對於40年前的「孤注一擲」，他顯得十分平靜淡定。在1978年的那個冬夜，他帶領17個人按下手印的那一刻，「想都沒敢想」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重要一刻。40年後回顧往昔，他說，自己只是一個普通人，小崗村也只是一個平凡的村莊。

「在那個環境下，每個村都可能成為小崗村，最終歷史選擇了我們。這是個巧合，我只是剛好站在了這個節點上。」他摁滅手裡的煙蒂，又點上一支，「但這也是我這輩子，最重要和最自豪的事。」

封面新聞記者 楊雪 安徽小崗報道

今日小崗村的二次創業

在改革開放新起點上蓄勢再出發

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展示領到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2015年7月8日攝）。新華社發

今年是改革開放的第40個年頭，小崗村又迎來了一波探訪熱潮。

被稱作「改革開放第一村」的小崗村首創「大包干」後，在一段時間裡，經濟發展卻滯後了，村民增收乏力，被稱為「一夜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父輩們的大包干解放了生產力，掀起了改革浪潮，今天怎樣繼承發揚小崗精神，如何再出發？」這是小崗村年輕人發出的時代之問，在他們看來，改革開放40周年是對小崗一次審視，也是一次考驗。

5月12日，星期六。從改革大道左轉，穿過小崗村的牌樓，700米的友誼大道上，往來人流如織。嚴宏昌家就在友誼大道邊上，兩層樓的徽派小院里，幾隻散養的母雞，在午後烈日下靜靜趴在拖拉機上打盹。

十多米外，遊覽車一輛接一輛，人群排起長隊。有自駕的遊客好奇探訪聲名在外的「中國第一村」，也有組團的機關幹部統一著裝，來接受團建教育。一天里，小崗村接待的遊客數能超過千人，旅遊業已經成為這裡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

「大包干」的地又「流轉」出去

友誼大道兩邊的店鋪里，生意最好的都是餐館。村頭第一家，「紅手印土菜館」，大約10張小桌，幹練的老闆娘正招呼著客人點菜，土豆肉絲、欖菜肉末，現炒現賣。後面的堂屋裡，一個瘦小的老人端了一碗飯，就著一碗菜，默默地一個人吃著。

「那張紅手印，就是在我家開會的時候按的。」嚴立華今年已經74歲，家裡事情不用他操心，每天早上7點過起床，散散步打打牌。餐館是前幾年開的，現在有晚輩照應著。他對現在的生活「滿意但是不滿足」，「比以前是好太多了，但是人嘛，總是越好越想好。」

最大的變化是，曾經豁出去用「大包干」拿回來的土地，他已經不再種了。

在「包干到戶」之後，21世紀初，小崗村當初的十八個「帶頭人」曾經歷了另一次改革。

2004年，沈浩到小崗村掛職，任村黨委第一書記，隨後開始推行「二次土改」，建立新型土地流轉機制——把土地集中起來，以合作社為「龍頭」，整合資源搞適度規模經營，村民以土地持股形式加入。簡單地說，曾經分到每一戶手裡的土地，又要集中起來。在動員村民時沈浩說：「以前大包干是改革，現在土地流轉，也是改革。」

嚴立華家的地都「流轉」給了村上的葡萄園，500元/畝，一年能收個幾千塊回來。徹底告別種地後，他在外打工的兒子嚴小寶從寧波回到小崗村，和妻子開起了「紅手印土菜館」。

「包二代」回鄉開啟二次創業

2016年，小崗村開展了集體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和「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試點工作。今年初，每人350元的集體經濟收益股權分紅，第一次送到了小崗人手中。

40年前按下手印的18人，已有8人不在了。尚在世的「大包干」帶頭人里，嚴宏昌至今留著自家60多畝土地沒有流轉出去。現在，嚴宏昌得閑的時候，也會去壟上走走。但他的後人，也已經不再種地。兒子嚴余山在村上開了一家KTV、一家土特產商店，還買了輛車做快遞營業點業務。

5月11日晚，小崗村淅淅瀝瀝的小雨里，嚴余山和妻子從縣上領了快遞迴來清理，略一數，100多件。「去年我剛開始乾的時候，一個月也就幾百件，現在每天要去收一次貨，一個月能有幾千件。」嚴余山也曾在外打工十餘年，兜兜轉轉，最終選擇回鄉創業，嘗試用互聯網為小崗的農產品尋求新的出路。

這兩年，年輕人從外地返流越來越多。其中和嚴余山一樣的「大包干帶頭人」的後代們，被戲稱為「包二代」。「無論是『包二代』這個稱呼，還是外界對我們小崗村的許多質疑，我覺得，都得坦然面對。」談到這個問題，嚴余山顯得很淡定，「小崗村走好了第一步，但是後面一直在尋找新的出路。40年前，我爸他們那輩人冒著巨大風險，打下小崗村今天的基礎，現在輪到我們『二次創業』了。」

/記者手記

小崗村，改革開放的縮影

一鳴驚人之後，小崗村「蟄伏」了很多年，甚至被包裹在爭議中心。但不可置疑的是，1978年舉全村之力摁下的那一個個紅手印，石破天驚地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

嚴宏昌和他的鄰居們，站在歷史的節點上，用自己的勤勞和堅韌寫下的答卷，沒有辜負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

但在「大包干帶頭人」這個身份之外，他們也只是平凡人。每天早起，村裡溜達，串串門子，煙不離手，逢周末就守在自家店裡前後吆喝招呼，臉上笑容最柔和時，是兒孫輩們繞膝時。

嚴余山的辦公桌上放著一本厚厚的插圖版小崗村旅遊總體規劃。「改革標誌，幸福小崗」是未來的形象定位：「國家5A旅遊景區、全國研學旅遊示範基地、國內知名特色小鎮、皖北鄉村旅遊典範」是小崗的發展目標。這是小崗村在新時代的「鄉村振興」藍圖，也是小崗人眼下正忙活的「大事」。

在我看來，這個村莊始終有自己的節奏。它像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任何村莊一樣，無論居於高點還是伏於沉寂時，都在不斷摸索著往前走。

小崗，如同邁入新時代中國的縮影，在改革開放新起點上蓄勢再出發。40年前，他們是「典型」。這40年中，他們依然是「典型」。

封面新聞記者 楊雪 安徽小崗報道

大包乾的曲折成長

「紅手印」生死狀託孤後，嚴宏昌等人對外守口如瓶，直到第二年春天，時任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到小崗村所在的梨園公社檢查時，發現了「大包干」的秘密，這一情況隨即被逐級彙報上去。

1980年春節剛過，時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里來到小崗實地走訪後，對嚴宏昌說：「你干對了」。但是，「大包干」仍身處時代激流。1980年初，在國家農委召開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大包干」仍然處境尷尬，國家農委表態：要貫徹中央農業政策精神，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1980年4月底召開的蕪湖會議，更是一邊倒地肯定包產到戶姓「資」不姓「社」。

直到1980年5月，在一次講話中，鄧小平公開肯定了「大包干」。「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1982年，中央第一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至此，「大包干」終於拿到「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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