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鴻飛：這張照片的背後，有我陽光燦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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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一段關於物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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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賓 / 臧鴻飛

臧鴻飛，資深鍵盤手，音樂製作人，korg大中國地區形象代言人。臧鴻飛生於北京，從小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樂理。1993年加入紅桃五樂隊，踏入搖滾圈，多年來與許巍、鄭鈞、張楚、姜昕、子曰樂隊等眾多音樂人合作，並涉足網路綜藝節目，被稱為國內最忙碌的音樂人之一。

我給大家介紹的這張照片是最近一個朋友發給我的，它是一張二十二年前拍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在1996年的北京五道口。照片上的人是我們自己樂隊的成員，這個樂隊叫紅桃五。

22年前紅桃五樂隊的合影

照片中站在最前面的是主唱兼吉他手周鳳嶺，他曾是竇唯的吉他手，竇唯在香港紅磡演唱會上就是他給竇唯彈吉他，後來他也做過王菲的音樂製作人。

站在周鳳嶺兩邊的是鼓手單曉帆和貝斯手王磊，後來他倆去了汪峰的鮑家街43號樂隊。之後單曉帆又跟竇唯和謳歌組了譯樂隊，王磊從鮑家街43號樂隊出來以後，好像跟那趙牧陽一起玩，現在主要做世界音樂和電影音樂。照片中站在最後面的人是吉他手李碩豐，他現在也在做一些編曲的工作。

還有照片最右邊的我，是樂隊的鍵盤手。那時我們都特別年輕，我才19歲，我真是一輩子留長頭髮，那時候就已經是這樣了。

拍照片的地方是我曾經開的一個酒吧門口，酒吧的名字叫亞夢，它曾是1996到1997年的時候，北京一個很重要的地下音樂演出場地。這個酒吧的故事還得從我加入紅桃五樂隊開始說起。

1994年的時候，我認識了周鳳嶺。認識他的過程我記得特別清楚，前幾天我碰見他還聊起這件事。1994年周鳳嶺剛結束了在香港紅堪的演出回來，就去找王磊，正好我也去王磊家，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吃了頓飯，就這麼認識了。

我記得他穿了一條紅色的Levi』s，那個時候Levi』s在中國都很難找，我都沒有見過紅色的Levi』s。他穿著紅色的Levi』s配黑皮鞋和黑皮夾克，我覺得他很酷，因為當時根本買不到這樣衣服。所以我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

1994年香港紅磡「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上的周鳳嶺

周鳳嶺所在的樂隊叫紅桃五，他們樂隊之前的主唱就是唱《大中國》的高楓，但是大家不太喜歡高楓寫的歌，覺得那不是搖滾樂。1994年高楓離隊，去做了流行音樂。周鳳嶺說高楓走了之後，他想把樂隊好好弄弄，他覺得自己可以做主唱。

我很支持他的想法，於是在1995年，我加入了這支樂隊，開始和他們一起做音樂。當時他們幾個人已經二十三四歲了，而我才十八歲。我覺得能跟他們一塊玩音樂，是一件挺高興的事。

當時我們樂隊在亞運村的一座變電站裡面排練，因為我們有一個粉絲是供電局的，他把那個地方讓我們當作排練室來用，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那裡會不會有輻射。當時在那裡排練的有我們紅桃五樂隊，還有後來愚公移山的老闆狗子（呂志強）和他哥的三八樂隊，以及汪峰的鮑家街43號樂隊。

我前兩天還回想起那段日子裡，我們幾個樂隊的人一起聊天的情景，大家都會聊到各自有什麼夢想這個問題。

我感覺汪峰從小就愛聊夢想，他見到誰都會問：「你有什麼夢想？」有一次我們聊天，他問我以後想幹什麼，我說我的夢想就是想演一場有上萬觀眾的演出。因為那個時候的搖滾樂還特別小眾，樂隊在小酒吧里經常面對的只是幾十個觀眾，如果觀眾能有兩百人都已經算是很多了。所以我當時最大的夢想就是演一場盛大的演出。

之後我問汪峰：「你的夢想是什麼？」我記得那時只有我問過他這個問題。

他說：「我要成為比竇唯、張楚、何勇更紅的，中國最紅的超級搖滾明星。」當時我還覺得很奇怪，怎麼有人會這樣想？因為1995年和1996年的時候，正是魔岩三傑如日中天的日子，而當時汪峰的目標就是要超越他們。後來他真的實現了這個目標，這也挺讓我感慨的。

被稱作「魔岩三傑」的竇唯、張楚、何勇

後來那個變電站不能讓我們幾個樂隊排練了，我們就失去了固定的排練場所。這時候有幾個圈兒內的人，他們在東北做了一場崔健的演唱會，好像賺了點兒錢，就用那筆錢在五道口投了一家酒吧。

這幾個人只能算業內的邊緣人，就像演出行業的二道販子，並非真正做音樂的人。所以在幹了一陣之後，他們覺得做以搖滾樂為主題的酒吧不賺錢，於是就問到我，這個酒吧有沒有人想接。

當時我除了樂隊之外也沒有別的事，如果我能接下一個酒吧，就能給這些朋友提供一個演出的場地，而且我自己的樂隊也能有地方排練，這樣我們就算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的地方。於是我就跟我爸媽借錢，接下了這個酒吧。

照片中我身後的牆上有個「夢」字，就是酒吧的名字——亞夢。我接手亞夢以後，這個酒吧就成了1996年到1997年中國樂隊演出最多的場地。包括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小娟，她和黎強每周一、周二在那裡唱歌。還有後來唱布魯斯的杭天，當時他還是特別年輕的小孩，跟他的老師，一位旅居中國的日本音樂家——大澤寬一起演出。

杭天現在是中國的布魯斯大師了，但那個時候他才剛剛開始和大澤寬學習布魯斯，大概每周三他們倆在酒吧里演出。另外像唐朝、張楚、面孔、汪峰、秋野，還有朋克興起時期的地下嬰兒等樂隊和歌手，都登上過亞夢的舞台。

現在的反光鏡樂隊李鵬，當時還在他的69樂隊，他在亞夢的演出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他有一次跟我聊天說，他當初登上亞夢酒吧舞台的時候，比他後來在工體演出還要緊張。不過我只記得當時自己覺得他唱得挺不好聽的，因為畢竟是剛來北京開始學音樂。

經營那個酒吧的時候，我沒有什麼經驗，根本不知道怎麼運營一個演出場地。現在的酒吧和Livehouse一般都是歌手來唱歌，酒吧跟歌手商定一個分成比例，比如酒吧拿30%，歌手拿70%。酒吧是不負擔演出費用的，你賣一張票，就分給歌手70%。甚至現在有的酒吧還會規定票房銷售低至於多少張票時，還要罰歌手的款呢。

酒吧和Livehouse與歌手採取分賬的方式合作

但是我當時覺得這個歌手演一場值多少錢，我就會給他多少錢，然後自己再去做宣傳，自己承擔這個風險，經常會賠錢。當時沒有互聯網，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宣傳，就只好去各處貼小廣告。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電影學院的老師，當時他家裡有台印表機，我就到他家去列印小傳單，上面寫著本周酒吧有什麼演出。拿著印好的傳單，我再去五道口、語言學院、地質大學、清華、北大裡面去貼，有時候還會被保安趕。那時候也沒有像現在的三里屯和鼓樓，有好多年輕人常去的咖啡店，所以只能把廣告貼在自己酒吧門口，或是貼在一些大學的宣傳欄上。

當然，亞夢也有一些演出特別火爆，我記得在1996年的時候，張楚在我們那裡演出，那天酒吧里真的擠了有小一千人，就連桌子上都站滿了人。但是當時的一些新人，像謝天笑還有很多其他新的樂隊來演出，觀眾的確不多，這就意味著我得賠錢。比如我答應給人家歌手兩千塊錢，但是門票只賣了一千多，我就得搭錢給歌手。那個時候我覺得經營壓力挺大的，而且我得承認，我不是生意人，不太會做生意。

但是現在我回想起來，其實那個時候我的內心還是挺快樂的。因為有這麼一個酒吧，我能讓很多樂隊有了一個可以演出排練的地方。當時剛組建的子曰樂隊的頭兩場演出，都是在我那裡演的，還有左小祖咒和周韌也在我那裡演。所以年輕人聚在這裡，也可以聽到很多不同的新聲音。

那時我們不太為錢苦惱，有的時候大家沒錢吃飯了，我就說：「你們等著啊，只要下午陽光好，就會有外國人過來喝咖啡。」果然，下午陸續來了幾個外國人，等我賣掉了三四杯咖啡，有了一百多塊錢之後，我就把店門一關，跟大家說：「走吧，咱們去吃飯吧。」我就拿著剛賣的一百多塊錢，帶大家去吃飯。我當時也不會想把成本扣下來再考慮別的。那時候也會有很多其他樂隊的人，不計報酬地幫我賣票，或者是給客人端酒、端咖啡，那樣的氛圍還是挺好的。

那是我生活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當時我對錢沒有什麼要求，有錢吃飯，樂隊有地方排練，有設備，有場地，能按照自己的審美標準讓各種樂隊來演出，就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但是酒吧的經營狀況卻是每況愈下，經營一年多，堅持到1997年，酒吧倒閉了。

被稱作「宇宙中心」的北京五道口

當我把自己的東西從酒吧搬走的那天，我記得特別清楚，酒吧里來了一群人，應該是接手這裡的人。他們走進酒吧，指指點點，嘴裡念叨著說這邊改成包間，那邊支幾個電視，可以唱卡拉OK。聽到這些，我覺得挺心酸的。我覺得自己辛辛苦苦經營的一塊藝術家的聚集地就這樣不存在了。

那個年代北京的海淀區是特別浪漫主義的地方，不像現在這樣。那時候海淀住了很多畫家、藝術家。像方力鈞、岳敏君這些人都在海淀，這些藝術家全集中在五道口和北大西門附近。魏公村附近也有一些藝術家，因為那有舞蹈學院和軍藝。

在1990年代的五道口，你經常會看到在酒吧里喝著酒，突然看站在桌子上念詩，或者是大談理想和藝術理念的人。當時整個中國的文化，好像所有的核心都在海淀區。我那時候年紀很小，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某些時刻令我非常震撼。但現在幾乎不會看到那樣的人了，可能即便看到，別人也會覺得他特別裝逼，或者覺得他是個神經病。

那個時候我們的樂隊特別理想主義。樂隊一年可能只有一兩場演出，一場演出只掙一二百塊錢，但是為了這一場演出，大家會準備幾個月的時間。我們那時候只專註樂隊的工作，完全不跟別人合作。就算是再大的腕兒來找我們，也都不會去，我們都覺得樂隊是自己的理想，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周鳳嶺因為跟竇唯去演出而耽誤了排練，大家還給他開會，說這樣耽誤自己樂隊的事不合適。樂隊的事是自己的事，給人家彈琴是別人的事。周鳳嶺就說：「好，那我不去彈了，我好好在這玩樂隊。」90年代我曾經也遇到大碗兒找我幫忙拍東西、錄東西，我都沒去，覺得自己專註做樂隊就行了。當時我們樂隊的幾個人都是這樣自我要求的。

1990年代仍然是充滿理想主義的年代

這樣的事情，換到現在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假如現在我們玩一個地下樂隊，吉他手是一個給一線大咖彈吉他的人，我要是和他說，你給別人彈吉他是在耽誤自己的事，對方肯定覺得我有病。人家要掙錢啊！這種思維方式的轉變太大了。我覺得2000年以後就是另一個時代了，狀況完全不同。

那個年代，除了酒吧可以辦演出，還有一些演出並不在酒吧里。比如有些人會找一些學校的食堂，單位舞廳，他們把這些地方包下來，用燈光裝飾一下，搬一套鼓，再搬兩個音箱，把場地布置成舞台，然後約著樂隊去演出。

曾經位於北京鼓樓東大街的MAO

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的MAO和星光現場這樣的專業Livehouse，經常就是利用一個食堂，甚至一個賣菜的地方演出。我記得有一陣子，晚上有人把北太平庄那裡一個賣菜的地方租下來辦演出。

那個地方到了晚上特別黑，也沒有舞台，一堆年輕人把鼓和音箱圍在中間，享受著音樂，現在想想覺得還挺酷的。還有人在海軍大院的舞廳里辦過演出，演出的時候還有住在海軍大院里退休的老爺爺過來看，但是只看了一分鐘，老爺爺可能覺得太吵了，就走了。

1993年和1994年的時候，這類利用臨時場地做的演出有很多，這些主辦者答應給我們樂隊幾百快錢，其他樂隊也給幾百塊錢，再加上租設備的費用，一共得負擔幾千塊錢的成本，最後他再用五塊、十塊一張的門票收入來抵掉這些成本。當時好多組織這種演出的人，現在都成了唱片界「大鱷」了。

當時北京的音樂演出環境也催生了我想辦一個只有搖滾樂演出的酒吧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大家都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可以玩，每個人都盼望能有這樣一個像家一樣的地方。所以我開亞夢酒吧不是出於商業的考慮，而是真的因為年輕的時候喜歡嬉皮文化，形成了這麼一個比較烏托邦的想法，夢想著能夠擁有一個供大家一塊兒玩音樂的地方。不過酒吧最後倒閉，可能也跟這個原因有關吧。

汪峰的鮑家街43號樂隊

這個酒吧沒有了以後我的樂隊還在，有一陣子，汪峰老和我們一塊玩，我們老一起喝酒聊天。最早鮑家街43號樂隊的成員，全體都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所以汪峰發現這樣下去不行。我也在音樂學院上過學，所以我知道如果在音樂學院讀到本科甚至博士以後，想像力確實就局限了。

而我身邊這些玩地下搖滾的人比他們更有想像力，所以汪峰想結合我們樂隊里的人加入他的樂隊，於是他就換了我們樂隊的王磊和單曉帆過去。他們去了以後，我們樂隊在1990年代末期一直不太穩定，後來紅桃五樂隊在1998年到1999年的時候就解散了。

雖然有點遺憾，但是我現在覺得這也挺好，因為我們這五個人在二十二年之後都還在做音樂，這讓我很感慨。儘管我們有的人在做幕後工作，有的人還在台前，但大家都在從事音樂這個事業。

單曉帆跟小竇他們一塊兒玩譯樂隊；鳳嶺組了自己的周先生樂隊；王磊和他的朋友玩世界音樂；我也在做自己的音樂，今年也做了許巍的音樂製作人，也為毛不易的音樂做幕後工作，而且我自己也在台前唱歌。

從1996年到2018年，我們當中有的人可能被公眾所熟知，有些人可能對圈外來人說，就是陌生人，但是過了二十二年，這五個人都還在玩音樂。

正在音樂節上表演的臧鴻飛

我想有一天，能約上他們四個人再去五道口那個地方拍張照片，我覺得這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二十二年過去了，我們都老了，那個時候我還不到二十歲，對於我個人來說，就像是屬於我自己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吧。

下期嘉賓 /笛 安

笛安，作家，雜誌主編。 2003年在《收穫》雜誌發表個人首篇小說《姐姐的叢林》，此後陸續發表多部長篇小說。

其中《告別天堂》獲第三屆中國女性文學獎，小說《西決》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2010主編雜誌《文藝風賞》。2014年，憑藉小說《南方有令秧》獲「2014年度新浪中國好書榜」年度最具人氣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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