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癌女童之死：以性別平等為幌子的階層區隔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眼癌女童王鳳雅之死與愛爾蘭公投廢除禁止墮胎的憲法修正案。

河南眼癌女童王鳳雅之死的羅生門持續了一周，到周日為止，事件經歷了180度的反轉，真相基本浮出水面，所謂的愛心人士和自媒體對女童家屬「重男輕女，用女兒的救命錢給兒子治兔唇」的指控與事實並不相符；女童的奶奶也對媒體表示，將對最先「曝出」這一事件的大V陳嵐等人的誹謗行為追究法律責任。

王鳳雅事件引發的媒體風暴讓我們聯想到2016年奧運會期間自媒體和網友對體操運動員商春松家庭的惡意揣測，他們同樣將商春松想像為「樊勝美」式的、被原生家庭敲骨吸髓的女兒，要省吃儉用為殘疾的兄長買房。商春松與王鳳雅的事件都說明，看似政治正確的性別平等議題在很多時候其實充當了非常傲慢、充滿歧視與偏見的階級話語的擋箭牌。通過性別的政治正確，中產的意識形態以啟蒙者、救世主，或者說是「聖母」的方式無礙地干涉甚至毀掉本就十分脆弱的底層生活。

而在世界的另一邊，愛爾蘭的女性這周達成了了不起的成就，在周末剛剛結束的全民公投中，愛爾蘭以64%的壓倒性優勢，廢除了1983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愛爾蘭的女性終於獲得了（有條件的）墮胎權。愛爾蘭是今天歐洲為數不多的天主教勢力依然強大的國家，在過去的35年內，愛爾蘭法律嚴禁墮胎，即便在女性被強姦受孕或者胎兒存在畸形的情況下也不例外，許多女性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次的公投結果，不僅展現了愛爾蘭女性在爭取生育自主權問題上的空前團結，也說明教會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削弱，愛爾蘭人與宗教、教會的關係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01

眼癌女童之死：聖母與底層的遭遇戰

上周，一篇題為《王鳳雅小朋友之死》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文章稱河南省太康縣的一個名叫王鳳雅的兩歲半女童患有視網膜母細胞癌，其母楊美芹在眾籌平台籌得15萬元善款之後，卻將錢用於給兒子治療唇齶裂，而置女兒生死於不顧，導致王鳳雅於今年5月4日不幸離世。

文章將王鳳雅之死歸咎為「罪惡的父母」，認為王鳳雅的父母重男輕女，對女兒的病採取消極治療的態度，才導致了本來有治癒希望的王鳳雅含恨離世。後來，隨著媒體的跟進報道，事件發生了反轉。根據「界面新聞」報道，王鳳雅的父母在眾籌平台上共籌集了3.8萬餘元善款，而非網傳的15萬元，善款全部用於給王鳳雅治病，孩子去世是因為醫治無效，並非消極治療。眾籌平台「水滴籌」公布的數據印證了家屬的這一說法。而王鳳雅弟弟的唇齶裂，是另一家慈善機構嫣然天使基金資助治療的。

「騰訊大家」作者姚遙將王鳳雅事件描述為「聖母與底層社會的一場遭遇戰」，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單一事件，它關乎何為真正的志願、真正的慈善。

文章指出，孩子的惡疾，讓一個普通的農村家庭一夜之間接觸到一波又一波的陌生人，以志願者的名義要幫助他們。開始，孩子的家長對志願者還是信任的，並跟著他們去了大城市求醫，求醫的過程雙方說法不一，但有一個事實可以肯定，那就是，住院的事情並沒有真正落實，志願者也退出了。之後，新來的志願者也並沒有能夠拿出令人信服的能力和資源，切實地幫助到這家人。最終，雙方的關係徹底鬧僵，家人甚至拿出孩子已經去世的說法，來拒絕志願者的進一步介入。

王鳳雅媽媽這條帶兒子進京看病的朋友圈

後來成為了她的「罪證」之一

不能否認志願者的初衷是好的，但他們沒有爭取到家屬的信任，這也並不是家屬的責任。在姚瑤看來，對於一個拖著病兒、心力交瘁的家庭來說，外界不到位的幫助，只是消耗了家人的精力和耐心。

姚遙認為，幫助人這件事並不容易，而打著助人的旗號佔領道德高地，對他人的生活和選擇頤指氣使卻很容易。在慈善事業在中國蓬勃發展的今天，我們缺的不是有善心的人，缺的是對每個個體生命平等的尊重。因為自恃有資源、有知識的人，一旦不自覺地滋生出優越感，滋生出一種救世主情節，往往會帶來更壞的結果。聖母所謂的「改變世界」，只是希望他人服從於自己，世界按照自己的想法運行。王鳳雅事件的結局，就好像許多失敗的扶貧項目一樣，援助者悻悻離去，然後對外界說：這群人太懶了，爛泥扶不上牆。

姚遙提醒，不要讓順手做個好事的道德衝動，演變為對受助者尊嚴的隨意踐踏，這是慈善精神成長背後，需要警惕的道德陷阱。

專欄作家張豐則在《三歲女童王鳳雅之死：城市精英對鄉村的一次侮辱？》中指出，事態之所以發展到「網路暴力」的程度，是因為所謂的愛心人士在事實還沒搞清楚的情況下，就對王鳳雅母親的醫療選擇先入為主地做出了「農村人重男輕女」的道德判斷。但讓這些「城裡人」正義感爆棚的，恐怕不是愛心，而是社會上普遍的正義缺失所帶來的一種焦慮，這份焦慮使得他們急於去尋找一個承擔罪責的具體對象，很不幸的是，楊美芹成了這個替罪羊。

有自媒體甚至用漫畫的形式「腦補」了

王鳳雅家人的「心理活動」

時評人陳迪通過王鳳雅事件，探討了當前中國主流媒體、自媒體與新聞空間的困境。文章指出，隨著真相逐漸水落石出，我們發現最初自媒體對事件的報道是嚴重失實的。而面對這樣看起來「聳人聽聞」的事件，網友應該採取的嚴謹態度是在記者到場之前，不轉發不評論。陳迪在這裡所說的「記者」，指的是「有強大采編能力的主流媒體」記者。

陳迪指出，媒體在我國具體國情下的特殊角色、任務與規則，決定了它們從一開始就不是完全的市場競爭主體，新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市場，傳統媒體受到的衝擊非常嚴重，份額與收益斷崖式地下跌，富有經驗的采編隊伍大面積流失，調查記者僅存的規模無法覆蓋全國上下的新聞熱點事件，必然導致空餘出大量空間，能夠讓自媒體搶到部分事件的第一落點，並影響輿情。

當然，並不是所有自媒體都是流量導向、罔顧事實的，但至少在采編能力和把關標準上，自媒體不會以傳統新聞行業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們也不需要這麼做。這次的王鳳雅事件暴露了當下中國媒體生態的一個困境：傳統媒體規模萎縮、資源不足，導致對於新聞事實的採集與報道質量下降，挫傷了自身的公信力；遺留下來的空間被自媒體佔據，但自媒體又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動機去堅持傳統媒體的新聞操守。這種困境所導致的結果是，熱點新聞事件常常在謠言與反轉中來回反覆，最終讓公眾陷入什麼都不敢相信或者認為一切都是陰謀、套路的憤世嫉俗之中。

02

廢除墮胎禁令背後：愛爾蘭的世俗化之路

1983年以來，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懷孕，或者腹內胎兒發育不健全的愛爾蘭女性，不得不面對一個異常艱難的抉擇：要麼獨自一人花上巨資去國外（通常是既鄰近又可以合法墮胎的英國）尋求安全的墮胎手術；要麼留在愛爾蘭，冒著生命和刑事訴訟的危險自己動手墮胎；不然就只能將孩子生下來，不論這個孩子是通過強姦受孕的，還是患有某種致命的先天異常。

但這一切在上周五正式成為了歷史。在5月25日舉行的全民公投中，愛爾蘭以壓倒性多數優勢廢除了禁止墮胎的憲法第八修正案。

憲法第八修正案於1983年通過，修正案承認母親與胎兒平等的生命權，這也就意味著，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墮胎都是違法的。第八修正案生效後的35年內，愛爾蘭出現了無數起由於禁止墮胎而引發的悲劇。2012年，31歲的印度裔牙醫Savita Halappanavar之死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直接導致了這次公投。Halappanavar在孕程第四個月羊水破裂，出現先兆流產癥狀，但當時胎兒仍有心跳，醫院拒絕為她實施墮胎手術，Halappanavar被迫在羊水破裂引發的高燒與感染中絕望地等待，3天後胎兒流產，她也因休克與器官衰竭而死。

在隨後的聽證會上，Halappanavar的主治醫師表示，當她提出墮胎要求時，她自己的生命尚未受到威脅，但當她情況惡化時，墮胎對挽救她的生命已經於事無補。Halappanavar之死引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活動，愛爾蘭女性打出「當時她也有心跳」（不只4個月大的胎兒有心跳）的標語，表達捍衛孕婦/女性生命權的立場。

都柏林街頭紀念Halappanavar醫生的塗鴉

愛爾蘭總理Leo Varadkar稱公投的結果為「一場靜悄悄的革命的高潮」。成千上萬生活、工作在海外的愛爾蘭女性利用各種交通方式趕回國內參與公投，愛爾蘭當地的女性在機場、火車站拉著條幅歡迎她們回家，為她們提供免費的順風車；而一些因故不能歸國的愛爾蘭人甚至主動為陌生人購買機票，讓她們有機會回國投票。在Twitter上，帶有#HomeToVote（回家投票）標籤的推文記錄了一個個普通人改寫歷史的動人故事。

《紐約時報》的評論認為，這次公投的結果鞏固了愛爾蘭的自由轉向，在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重新抬頭、特朗普政府在美國施加更為嚴格的墮胎限制的今天，這一結果格外鼓舞人心。就在過去三年內，愛爾蘭產生了一位同性戀總理，並且在另一次全民公投中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公投的結果不僅讓愛爾蘭女性獲得了生育自主權，還掃清了天主教會對政府最後一點殘存的影響。事實上，在這次公投過程中，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幾乎銷聲匿跡，反墮胎陣營也強烈要求教會迴避，他們希望強調反墮胎的道德和人權理由，弱化宗教因素。同時，天主教牧師協會也要求其成員不在教堂里進行政治宣傳，之所以下達這樣的指令，是因為此前曾有一些牧師在彌撒期間威脅其教區的教眾，稱如果他們投了贊成票，將無法再領受聖餐。都柏林三一學院的政治學教授Gail McElroy表示，這次公投對於天主教會的特權來說，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評論還指出，在過去35年，愛爾蘭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每周例行參加彌撒的愛爾蘭人從80%-90%，下降到了20%-30%。科克大學政治學教授Theresa Reidy在接受採訪時也談到，在愛爾蘭，墮胎曾經是一個非黑即白的話題，人們非常簡單粗暴地將墮胎比作謀殺，但在最近幾年，尖銳的對立逐漸融化了，女性也開始更多地在公開場合談論墮胎，打破了長久以來關於墮胎的語言禁忌。但對於一些墮胎的反對者而言，即便他們已經放棄了墮胎等於謀殺的激進態度，但他們仍然擔憂，愛爾蘭會因此失去其天主教國家的身份認同。對此，愛爾蘭總理Varadkar在公投後的演講中表示：「愛爾蘭還是從前那個愛爾蘭，只是多了一些包容、開放和尊重。」

寫著「廢除第八修正案」的標語

《紐約時報》的另一篇評論就直接提出了這個問題：沒有了教會，愛爾蘭還是一個天主教國家嗎？（Can Ireland Be Catholic Without the Church?）文章指出，這次公投不僅是關於墮胎權的，更是關於天主教會長期以來對女性的壓迫。但同時，評論也認為，如果就此認為，天主教會在愛爾蘭失去了道德權威和人民的效忠，或者說，天主教的愛爾蘭就此終結了，那恐怕也有點言過其實。愛爾蘭仍舊被其與天主教之間的深刻關係所定義，原因很簡單，因為它還沒有發展出任何可以取代這一關係的新型關係。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愛爾蘭人主動選擇成為牧師、修女和其他教職的人數就開始顯著下降，這部分是由於教會曝出的醜聞，另一方面，愛爾蘭也經歷了其他歐洲國家同樣的歷程：公民的受教育率提高，收入提高，世俗化程度也隨之提高，人們越來越不願意盲目地接受由教會來告訴他們應該怎樣生活。對於外界而言，愛爾蘭教會的權力在1980年代達到了巔峰，它先後贏得了兩次全民公投，而這兩次全民公投分別是關於離婚和墮胎的。然而，事實上，挑戰教會霸權的社會運動早已開始暗流涌動，這批在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後來打贏了與教會的「道德內戰」（moral civil war），在避孕、離婚、同性戀和墮胎等問題上，先後獲得了勝利。

這並不意味著，愛爾蘭已經轉型成為另一個世俗的西歐國家。在社會學家Gladys Ganiel看來，「後天主教」（post-Catholic）指的並不是愛爾蘭曾經是一個天主教國家而現在不是了。它指的是，傳統的愛爾蘭天主教已經逐漸失勢，各種各樣其他的精神出口（spiritual outlets）正在填補這一空白。它可能是其他形式的基督教，也可能是一切非建制性的宗教（extra-institutional religion），或者是與教會的一種新型關係。但無論如何，天主教對愛爾蘭的影響不會輕易消除，當人們談論自己的生活，他們無法不談到天主教，他們甚至必須用「教會支持或反對」來定義自己的選擇。

因此，文章認為，這次公投並不能改變愛爾蘭是一個天主教國家的現實，它只是區分了天主教徒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嚴格遵守教會的訓導，並以此規訓自己的生活，後者則有選擇地接受一些教義，拒絕另一些教義。很顯然，這是一個人們擁抱自由意志的時代，但同時，最近一個名叫「殭屍天主教」（Zombie Catholic）的政治勢力在法國的死灰復燃也提醒我們，在一個全球右傾的政治環境中，一些我們覺得早已被拋棄的身份認同還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出人意料的時間地點捲土重來。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張之琪，編輯：朱潔樹，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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