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斯宇：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整風審干運動

原標題：程斯宇：中共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整風審干運動

從學習到審干

1942年3月3日，北方局通知各分局、區黨委：今年的「五五學習節」，應「使黨內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反黨八股的精神，首先從幹部教育中生動的具體的實現起來」。華北的整風運動由此拉開序幕。4月3日，中宣部發出第一個「四三決定」，這一決定使整風演變為一場「學習運動」。北方局宣傳部對整風學習作了較詳細的安排。但是，運動在華北未能按部就班地展開。

中央對華北的整風密切關注。1943年2月5日，北方局、八路軍野戰政治部要求重新動員整風。隨後，各地紛紛制定更加詳細的整風計劃。此際，延安的整風運動已由「學習」進入了「審干」階段。新一輪的審干，要與整風學習緊密結合。

4月3日，中央做出第二個「四三決定」，對審干、反奸工作進行了安排。直到8月8日，北方局再次指示整風審干問題，此後相關工作逐步展開。審干給運動帶來的影響是明顯的。一是強調審干使學習重心發生了轉移。運動的第一年，各級黨組織都強調以學風學習為基礎和重點。審干與整風結合後，開始偏重同現實聯繫更緊密的黨風學習。二是地方黨的領導機關在抽調幹部集中整風時，人員的選擇也因審干而帶有針對性。討論華北整風從「學習」轉向「審干」時，還須注意兩點：一是在運動進程上，華北與延安間存在約半年的時間差。戰亂是導致該現象產生的客觀因素、各地黨組織領會並正確踐行中央指示也需要一個過程；二是關於整風和審干關聯的分析。審干乃整風之任務毋庸置疑，且運動從「學習」轉向「審干」，是中共加強自身建設的必然選擇。整風前的審干，效果不夠理想，整風中產生了大量反省材料，為黨了解幹部提供了機會。僅從彌補組織工作不足的角度上考慮，整風學習也容易朝審干方向發展。而且，戰時審干還包括鋤奸反特、清洗「托派」等內容。

探索方法

第二個「四三決定」將與審乾結合後的整風運動劃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號召所有人「大膽說話，互相批評」；第二階段開始「發揚正確意見」，克服「錯誤觀點」；最後一階段審查幹部的思想與歷史，弄清其面目，並糾正其缺點。1943年9月，彭德懷傳達了第二個「四三決定」精神，實踐結果出現了「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等問題；冀魯豫軍區團以上幹部整風會議期間，新老幹部一度出現對立。不過，各地對中央指示的反應也有不同。羅榮桓主持山東分局做出了新的審干指示，沒有依照「決定」規定的具體方法部署審干工作，而是繼續強調幹部的思想改造，突出了領導幹部自我批評及反省的重要性，把整風拉回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軌道上來。在整風審干時，中共十分注重領導方法，整風期間反覆強調「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思想領導大致包括三方面內容，即整風動員、反省啟發和幹部思想動態的把握。整風伊始，必先對幹部進行「動員、啟發、教育，使大家真正知道整風的意義，鼓動起大家的熱情來」。啟發乾部反省是思想領導的第二個方面。領導者在思想啟發中，須注意分析本區幹部隊伍的問題。當然，最能推動幹部反省的，還是領導者的率先垂範。反省中幹部會表現出各種狀況，領導上就需要了解幹部的「心理變化和思想動向」。針對一些幹部在整風反省中「對自己思想上存在的毛病，仍不敢公開」等問題，通過羅榮桓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之正確性和地位的論證，參加整風的幹部才放下顧慮。與思想領導同時進行的是組織領導，主要體現在幹部集中後的編組和整風骨幹的使用兩方面。

彭德懷（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

整風審干開始後，各地集中的幹部數量很大。有的地方將幹部按部門或地域劃片分組，確保人員相互了解，以期批評與自我批評能夠深入展開。整風骨幹的準備也十分重要。一般說來，兩類人容易成為整風骨幹，一是歷史清楚、本人無大問題的；二是工作於黨政軍系統的組織、人事或鋤奸保衛部門者。這種安排也容易導致「左」傾「經驗」的傳播延續。

「反省」與「坦白」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的三大作風之一，通過整風期間以「反省」「坦白」為主的廣泛實踐，中共將其樹立為自身的黨建傳統。然而，整風伊始，反省這個核心環節就出了問題。一方面，由於這是一種新方法，很多人不知如何進行。另一方面，即使在學了整風文件、對自身錯誤已充分認識之後，不少幹部亦存在擔心甚至抵觸。為推動反省，初北方局從幹部筆記中挑選了四篇典型，匯成《思想反省選集》分發各地。這種示範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隨著審乾的日益強調，「反省」開始向「坦白」發展。「反省」層次的「自我批評」，偏重於揭露思想意識問題；「坦白」層次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則強調向黨毫無保留地反映問題。組織上發出「向黨坦白」的號召後，平原分局六地委總結，幹部分成了三種：第一種是「前進的積極分子」，「占極其少數」；第二種是動搖者「占絕大多數」；第三種是落後的，「也占極少數」。後兩種人對坦白是顧慮甚至抵抗的。

面對以上情況，「兩種領導」就發揮了作用。「典型示範」被經常使用，效果明顯。

經過領導推動及深入自我批評，幹部坦白出大量問題。領導上本應予以調查研究，冷靜分析，但在戰爭狀態下，高度緊繃的對敵鬥爭神經易使領導者對問題產生過分估計。大量問題的暴露，也說明中共整風審干之必要。而統一思想則顯得更加緊迫。在中日戰爭背景下，相當一部分黨員屬於「抗日黨員」，只有民族觀念，在國共關係問題上認識模糊甚至搖擺，很不利於中共與國民黨展開政治角逐。因此，中共決心改造幹部思想，加強其階級意識，力求提升組織的戰鬥力。

「搶救」幹部

第二個「四三決定」發布後，延安各機關開始公開廣泛地審乾和反特。「搶救運動」在華北基本上是自西向東漸次展開。時間上的差異反映了中央政策指示的傳達與推廣，因地理及戰亂阻隔而需要時日。不僅如此，地方黨的自主性也隨著同延安距離的拉大而增強。不過這並非意味著中央權威的削弱。此前幹部坦白的情形表明，大多數人身上都存在「突破口」。不過，首當其衝的還是知識分子幹部，有的地方出現不信任知識分子的情況。另一類「搶救」重點是從國統區、敵占區進入根據地且歷史複雜的幹部，紅軍幹部和一直在根據地內工作的地方幹部一般容易過關。至於兼有以上兩重身份的幹部，在運動中更要面對重壓。

「搶救運動」加劇了黨內的緊張氣氛。過度警惕易導致懷疑範圍擴大，產生冤假錯案。面對巨大壓力，一些幹部萌發輕生之念，而自殺被視作「威脅黨」的手段。黨內「左」傾情緒的瀰漫可見一斑。

糾正「左」傾

1943年春延安大規模審干時，中共就察覺運動中存在「左」傾問題，並陸續有糾偏指示出台。中央自11月起接連下達了更有針對性的糾「左」指示。其要點如下：一是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原則；二是叫停群眾性「搶救」大會；三是提出甄別「特務」，平反冤假錯案。華北各地黨內基本實現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目標，被集中起來的大批幹部獲得安置，其中也包括「坦白分子」甚至「特務分子」。很多幹部雖獲得工作，但組織上未做出明確結論。究其原因，從主觀上看，一些負責幹部缺乏直面問題的勇氣。從客觀方面講，戰時條件限制令調查取證難以有效開展，相關人員犧牲或失聯更可能使個別問題變成懸案。因此，即使黨組織付出巨大努力，恐怕仍難保證甄別平反的徹底性及結論的精準性。

華北各根據地的整風審干影響十分深遠。一方面，運動展現了中共的組織能力；另一方面，華北地處敵後，運動展開的速度及程度受到戰爭制約，各地安排工作的具體情形也有區別。整風審干在華北的展開，不僅反映了運動的艱難繁複，還展現了當時黨的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較順利的互動與協調。這一過程鍛煉了中共各級幹部從實際出發查找並解決問題的能力，為黨領導革命戰爭、奪取全國政權做好了幹部準備。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