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波：先秦志書及其鑒戒功用

志書是先秦重要典籍，乃史官為君王提供鑒戒而作。它孕育於文明初曙之際，生髮於禮樂勃興之時。春秋時期，稱述志書者不僅有趙衰、子產等股肱之臣，亦不乏楚莊王這樣的一國之君；不僅有曹子臧、秦後子等王孫貴胄，亦不乏孔子這樣的儒家先師。可見，當時志書堪與《詩》《書》等原典比肩，其影響不言而喻。然因其亡佚既久，且傳世佚文不多，故有必要對其基本情況和鑒戒功用予以闡釋。

現存志書佚文有兩個來源

就志書體例而言，一則完整的志書文本由警句格言和歷史事件兩部分構成，一篇志書則是由數個這樣的文本組成。現存志書佚文大致有兩方面來源。

一方面主要是散見於《左傳》《國語》及先秦諸子典籍的稱引，共有佚文20餘則。其中，絕大多數佚文見於《左傳》《國語》，少部分佚文見於《孟子》《荀子》《呂氏春秋》等諸子典籍。被稱引的志書或簡稱為「志」，或稱為「故志」「前志」「軍志」「禮志」「仲虺之志」「史佚之志」等。稱引志書的方式多數是只稱引其警句格言部分，如「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左傳》成公十五年）「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國語·晉語九》）亦有稱引警句格言和歷史事件俱全的完整志書文本者，如《國語·楚語上》：「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當然，最後這種情況是極少數的。

另一方面則來源於《逸周書·史記》。「志」「記」二字上古音相通，「志」為章母之部，「記」為見母之部，二字可相通轉。《呂氏春秋·務大》中「嘗試觀於『上志』」一句，在《呂氏春秋·務本》中作「嘗試觀『上古記』」，可證志書亦可稱作「記」。《史記》是《逸周書》第61篇，也是現存唯一完整的志書篇章。《逸周書·史記》由28則志書文本組成，其中絕大多數為警句格言和歷史事件俱全的完整志書文本，僅有歷史事件而沒有警句格言的志書文本共有2則。黃懷信認為：「《史記解》所記多與《紀年》合，當屬可信，是我國最早真正以史為鑒的史學著作」，並以《史記解》為「本出於西周而經春秋加工改寫者」。（黃懷信：《逸周書校補註譯》，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3頁）另據學者研究，《逸周書·史記》的曆日具有西周時期特徵，而語言風格又帶有戰國時代特點（參見張懷通：《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37頁）。由此可見，《逸周書·史記》當草創於西周時期，後來很可能經過春秋、戰國時人增補或改寫。

源於史官講史傳統

關於志書的產生背景，目前只能通過「仲虺之志」「史佚之志」、《逸周書·史記》等志書佚文及傳世文獻中的零星線索進行上溯。我們先從創製於西周中期的《逸周書·史記》談起，其開篇即對製作背景做了交代：「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呂思勉指出：「此篇記穆王命戎夫主史，朔望以聞，藉以自鏡。」（呂思勉：《經子解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5頁）可見，作為志書，《逸周書·史記》篇的製作出於史官為君王講史以供鑒戒的目的。

早在西周初年，這種傳統即已存在，「史佚之志」大概就是因講史而產生的志書。關於史佚其人，據《漢書·藝文志》及《國語》韋昭《注》等文獻記載，其歷仕文、武、成、康四朝，是一位長壽史官。從「因重而撫之」（《左傳》襄公十四年）、「兄弟致美」（《左傳》文公十五年）等佚文不難看出，「史佚之志」創製於西周禮樂文化濃厚的歷史氛圍。

若再往上追溯，文獻中稱引的「仲虺之志」似乎可將志書的發展史上溯到殷商初年。有關仲虺其人，《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仲虺」云：「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山東省滕州市官橋鎮前掌大村薛國公族墓地出土的不少青銅器銘文都有族氏「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這大概由於作為先祖的仲虺曾擔任史官的緣故。李學勤據此推斷，「仲虺之志」與「史佚之志」當同為歷史性質的書，仲虺也應與史佚一樣具有史官身份（李學勤：《仲虺之志與薛國史氏》，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4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頁）。「仲虺之志」的佚文內容均與存亡有關，如「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左傳》襄公三十年），正可與當時「殷革夏命」的時代特點相契合。

綜上可見，志書源於史官講史傳統。從商初的仲虺，到周初的史佚，再到西周中期穆王時代的左史戎夫，有人物可考，有佚文可據，有史事可稽，形成了一條商周兩代連綿不絕的志書傳承鏈條。「講史」作為史官的職業行為，通過羅列大量關乎國家興亡成敗的歷史事件，提煉出治國理政須特別加以警惕的經驗教訓，以此來垂誡君王，匡正過失。此為志書在「造篇」時期的功用所在。

具有較為鮮明的他誡特徵

警句格言與歷史事件是一則志書文本構成的兩個要素。警句格言多由一個或幾個典型的歷史事件中總結提煉而來，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和約束性。而歷史事件均是活生生的例子，頗能使人戒懼。如《國語·楚語上》中的「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這則志書的警句格言部分正是從鄭、衛、宋、魯、齊、晉、秦7國因築造大城而國君敗亡的史事中提煉的經驗教訓，格言與史事高度結合，使這則志書留下的經驗教訓足以發人深省。類似的例子還有《逸周書·史記》中有關上古28個邦國部族敗亡的史事及教訓，如「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須特別指出的是，不少志書警句格言部分的語言風格具有較為鮮明的他誡特徵。所謂他誡，就是使他人產生警惕。這些警句格言主要通過使用肯定句、否定句和疑問句體現他誡特色。

首先是含有「必」的肯定句。如：「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國語·晉語四》）此則佚文為晉國大夫趙衰勸晉文公娶秦國懷嬴時所稱引，3個「必」字可譯為「一定要」，告誡意味明顯。

其次是含有「不」或「無」的否定句。如「軍志」曰：「有德不可敵」（《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是晉楚城濮之戰（公元前632年）前夕楚成王稱引，意在告誡臣下不要輕易與有德者晉文公為敵。否定副詞「不」使句子變為祈使句，他誡色彩強烈。再如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左傳》僖公十五年）這則志書佚文的歷史背景是：公元前645年秦晉韓原之戰，晉惠公兵敗被俘，秦穆公欲殺之，秦大夫子桑予以勸阻時稱引了這則佚文，「無」可譯為「不要」。以上兩種句式，前者帶有命令語氣，後者則屬於禁止語氣，極易引起受眾對象的警惕，他誡特徵明顯。

最後是含有「奚」或「何」的疑問句。如「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呂氏春秋·貴當》）史佚有言：「非羈何忌？」（《左傳》昭公元年）以上含有疑問代詞「奚」「何」的疑問句，其實表達了一種肯定的態度，同樣能夠起到使人警醒的作用。

稱引情況反映其鑒戒功用

從《左傳》《國語》中時人稱引的志書佚文來看，大致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他誡，這種情況最多，凡13例。如《左傳》昭公三年，季武子欲輕視前來朝見的小邾穆公，穆叔認為這樣不可，小邾來朝是修兩國舊好，穆叔引用志書中的「能敬無災」「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對季武子加以告誡。二是自誡，這種情況共4例。如《左傳》文公二年記載了晉國中軍將先軫無端廢黜狼瞫的車右職位，朋友勸狼瞫發難報復先軫，狼瞫引用「周志」約束自己：「『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拒絕了朋友的建議。三是評論事件，這種情況共9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孔子引用志書中的「克己復禮，仁也」來評價楚靈王敗亡於乾溪之事。

通過分析文獻中時人對志書的稱引，我們可進一步了解其在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鑒戒功用，並由此得出以下特點。

其一，春秋時人通過稱引志書，進行自我警戒、告誡他人或評論事件。當時，有賢名的貴族公子（如曹子臧、秦後子等）多以志書自誡。相比之下，臣下徵引志書向君主或上級提出建議者，為數最多（屬「他誡」類），這類建議大多被採納，足見志書對時人行為具有較強的約束力。

其二，志書為晉、楚、秦、魯、鄭、曹、宋等各國貴族廣為稱引。其中以晉人為最（凡8則），可見該國對志書的重視。晉卿趙衰精通志書，曾援引「禮志」勸諫晉文公，晉智武子謂趙衰「導前志以佐先君」（《國語·晉語六》）。其次是魯國和楚國。魯國是傳統禮樂大邦，傳承志書自不待言。楚人稱引「軍志」最多，據《國語·楚語上》，申叔時列舉楚太子的九門課程中就有「故志」，可見楚國貴族教育對志書的重視。從以上各國的稱引不難看出，志書是春秋時代教育的重要內容。

其三，從志書的稱引情況來看，按照志書中的原則行事者，大多能夠取得成功。反之，則會遭到失敗。可見志書在當時政治、軍事生活中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及鑒戒意義。魯宣公十二年（前597）的晉楚邲之戰中，志書的這種功用表現得最為明顯。戰役前夕，晉中軍副帥彘子違反「仲虺之志」所講的「取亂侮亡」，堅持要渡河與楚軍交戰，結果晉軍戰敗。而楚國的孫叔根據「軍志」記載先發制人，最終擊潰晉軍。這場戰役中，晉楚雙方的一敗一勝恰好形成鮮明對比，志書的鑒戒功用由此可見一斑。

戰國時期志書漸趨沉寂

志書發展到戰國時期，呈現式微趨勢。主要原因是，作為「學在官府」時期的產物，志書蘊含的是西周春秋時期以宗法血緣為基礎的禮樂文化。到戰國時期，血緣政治逐漸為地緣政治所取代，志書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憑依。故此，在戰國諸子百家中，只有尊崇禮樂文化的儒家將志書警句格言奉為圭臬。其他諸子學派大多根據需要，靈活地採用志書中的歷史記載著書立說，從而將其作為一個豐富的「史料庫」。志書正是以這種方式融入了諸子學說，並漸趨沉寂。據學者推測，「至遲到了漢武帝時代，先秦各種『志』書均已不傳……東漢班固撰《藝文志》，也不曾著錄任何一種志書」。（參見趙伯雄：《先秦「志」書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0年增刊1）可見，先秦志書大概亡佚於「秦火」。

志書雖為遺響，但並非絕響。其吉光片羽之佚文已化為涓涓細流，滋養著傳統文化之源。譬如「軍志」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左傳》 昭公二十一年）此言實為後世兵法所謂「先發制人」「後發制人」的最早出處。再如「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左傳》昭公十二年）據《論語·顏淵》記載，顏淵問仁，孔子答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可見孔子回答時所依據的正是志書。此外，還有「『志』曰：能敬無災」（《左傳》昭公三年），「『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左傳》襄公四年）等，皆已化為我們耳熟能詳的習語，成為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志書不同於《漢書》等後世正史中的《天文志》《地理志》等「志」。前者是先秦時期的講史檔案，後者則是漢代以降正史中專記典章制度興廢沿革的史書體例，二者名同實異，不可相提並論。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黃琲 排版編輯：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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