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出版的本質內涵是創新
一、
創新是新時代對出版提出的要求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是國家各行各業都要強起來的偉大時代，由大到強，創新是關鍵。黨的十九大報告多次提到創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 「提升文藝原創力，推動文藝創新」「創新生產經營機制」等，創新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出版在新時代如何定位？新時代的出版要通過創新性實踐，貢獻發展智慧，回答時代之問，解決現實難題，為社會提供思想營養、精神食糧和心靈甘泉。新時代的出版創新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就出版人來講，主要是出版理念創新，這是最高層次的創新。當然還有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等，但理念不創新，這些都是空話。就出版物來講，主要指內容創新，其次還有形式創新，但內容是核心、是本質，內容平庸陳舊，形式再怎麼創新也是沒有價值的。出版理念創新是內容創新的先決條件，內容創新是高質量出版的重要前提。柳斌傑在2018年中國出版創新年會上強調，現在中國發展最大的動力就是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高質量的發展。從出版業來看，雖然經過十多年改革、發展，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但還存在很多問題，面臨一些挑戰。創新不足，就是最突出的問題［1］。所謂創新不足，既包括內容方面，也包括體制、管理方面等，但最重要的是理念創新缺失。
創新不足是出版多年來未徹底解決的老問題，也是新時代出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楊牧之曾批評我們出版的平庸書太多、重複書太多，究其原因：一是人云亦云，創新不足，原創性的東西太少；二是只求形式方面的創新，因為改編的圖書太多；三是對創新的理解和認識不到位。他指出：「創新的關鍵是要從對社會的發展、思想文化史進步的貢獻去考慮。這涉及兩個方面，一是作者要真有水平，探幽發微，縝密思考，縱向比較，橫向觀照，有自己的新內容、新思想。二是編輯要有好眼力。千里馬易得，伯樂難尋，編輯自己懂，又善於發現好的書稿。這就要求編輯要成為內行，甚至成為專家。到了這個層次，就不是輕易能夠達到的了，甚至就算你有個副編審、編審頭銜，也未必做得到。」［2］我國1998年出書品種10萬，總印數72億冊，新書和重版書各佔一半。2016年出書品種達到50萬，總印數90億冊。19年時間，品種增加40萬，印數增加18億。如果考慮到庫存積壓因素，這些年我們的平庸書、重複書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經過多年發展累積，我國目前已成為出版大國，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我國出版體雖大而不強，量雖多而優少。出版理念陳舊的主要表現：一是以大充強，而大不等於強，大是外在的，強是內質的。50萬種圖書，90億冊印數，多則多矣，但以品種和印製碼洋論英雄早已是明日黃花。二是粗放經營，平庸出版，創新掛在口頭，實踐一如既往，落後的出版理念維護著落後的出版「產能」，習以為常，不思變革。三是把出版看成自家經營的小天地，格局狹小，境界低下，整日盤算的是上市、是多元化經營、是GDP，遠離時代大潮，逃避社會發展難題，遁入封閉保守的小圈子。觀念陳舊，創新乏力，制約著出版業的良性發展。20年前專家的忠告，出版界似乎並未聆聽，仍舊一意孤行。進入新時代，出版如果再這麼任性地走下去，不僅背離新時代的要求，也會喪失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創新的本義就是打破因循守舊的慣性，革舊圖新，推陳出新。最大的動力是創新，最大的挑戰也是創新。真正的創新應該直面現實挑戰，唯此才能顯出創新的價值和意義。
二、
出版創新理念的歷史啟示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每一個關鍵時期都為出版創新提供了條件，而出版總是順勢而動，應對時代呼喚，順應社會潮流，又以創新的理念和實踐影響時代，推動社會發展。楊牧之強調創新的關鍵是要從對社會的發展、思想文化史進步的貢獻去考慮，就是指出版理念創新這一層面。考察晚明至民國初期的出版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理念創新對社會發展和文化進步帶來的作用，這對於新時代的出版理念創新富有啟示意義。
今天說的新出版其實不是一個新詞語。汪家熔在《新出版和新出版業第一人——王韜》一文中稱王韜為新出版第一人。何為新出版？汪家熔指出：「我國近代，由於歷史原因，近代文化的發生髮展是中西文化又一次結合產生新文化的過程。所以近代出版，主要是新出版，是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的。西方文化的介紹，吸收、融合產生中國自己的新文化莫不由近代的新出版推動、體現。從時代文化的歷程看，新出版發生、發展、成為近代出版主流的過程就是近代出版史。」［3］近代始於哪一年，學術界看法並不一致，傳統觀點認為始於1840年鴉片戰爭，但也有專家認為始於明朝晚期，如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徐中約在其專著《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中認為中國近代史始於明神宗萬曆年間。明朝末年中國社會開始轉型，也開啟了近代化的歷程，那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不僅有宗教書籍，還有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書籍。出版業沒有封閉在因循守舊的小圈子裡，而以翻譯出版西方圖書應對時代大潮，這應視為一種創新的出版理念和創新的出版行為。李伯重認為：「明代後期大量引進了西方的宗教和科技書籍，由中外人士合作譯為中文之後出版。其種類之多，對當時和後世影響之大，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歷史上洵為少有。明末大量翻譯的不是神學著作，而是代表當時西方世俗文化成就的著作，因此這些西書的出版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西學東漸』的關鍵。」［4］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到19世紀末，譯書種類大幅增加，據美籍華人學者錢存訓統計，1850—1899年，人文科學譯書20種，社會科學譯書103種，自然科學譯書139種，應用科學譯書230種［5］。具有維新思想的梁啟超在當時大力支持譯書，他在《論譯書》一文中呼籲「取西人有用之書，悉譯成華字」［6］；又在《〈西學書目表〉序例》中說：「海禁既開，外侮日亟，會文正開府江南，創製造局，首以譯西書為第一義。」［7］當然，譯西書並非捨棄中國傳統，而是二者結合，「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8］不再固守傳統的經史子集，睜開眼睛看天下，這才是世界眼光和世界格局。出版創新緣於理念創新，而後者又為時代大潮所激蕩熏染。「自19世紀中葉以來，翻譯一事成為中國政府走向現代化的一種特殊措施，因此翻譯的題材和原著的來源，常常反映出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大勢以及政府政策的方向。」［9］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10］。
被稱為新出版第一人的王韜，主要的出版業績也是在19世紀後半葉。他有遊歷歐洲的經歷，思想幾經淬鍊，洞徹世界大勢，辦報出書，鼓吹變法，極有影響力。王韜在日本結識黃遵憲，將其《日本雜事詩》帶回出版，之後又出版鄭觀應的《易言》（《盛世危言》初編本），兩本書問世後廣受世人歡迎。汪家熔評價其業績：「這兩本書完全因為內容有進步意義而為之出版的。他的這種做法為後來逐漸發展的新出版業中的有識之士所繼承並發揚：為新思想的傳播，不僅經濟損失在所不計，而且生命安全亦在所不顧。」［11］清末民初，在出版業贏得聲望者，當首推張元濟。戊戌變法失敗被革職後，張元濟進入出版界。站在時代潮頭的張元濟清醒地認識到辦出版比辦學校意義更大，因為出版可以提攜多數國民。他組織翻譯出版的西方學術名著，「使中國近代思想發展出現了一個重大的飛躍，使中國知識界向西方追求真理的旅程已開始進入由感性到理性的嶄新階段，使中國人民從此有了一種新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12］。出版對於振興國民精神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創新的出版理念，應是將出版視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像陸費逵所言：「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卻比任何行業為大。」［13］具體到出版人，就是要將生命融入出版，作為畢生追求的事業，視為頂天立地的偉業，而不是僅僅將其視為謀生的職業，這就需要有激情、有抱負、有理想、有憧憬，飽含著家國憂思和人文情懷，胸中燃燒著永不熄滅的一團火焰。解決了理念創新的問題，才能轉化成出版的新行為，帶來出版的新氣象。
三、
新時代出版內容創新的內涵
討論內容創新，首先應當對其有一個明晰的了解。內容是出版的核心，也是出版的價值所在，創新的內容應是作者完成的，出版者只是培育、發現並將其廣為傳播的。出版者不能代替作者完成寫作，專業有時難以跨界，出版史上編輯幫助作者深度加工內容只能是特定年代的個案，何況內容的雛形仍是出自作者之手。應當承認，有時創新性出版是出版者和作者共同參與的，如出版者策劃選題而由作者完成，又由雙方討論而後經作者最終定稿，實際上包含了出版者的原創心血。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策劃的「大飛機出版工程」「東京審判出版工程」「海洋強國出版工程」等項目，緊緊圍繞國家經濟文化發展大局，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密切關注和高度評價。或有作者完成初稿而經出版者精心打磨，最終錦上添花，更上一層樓，出版者助力創新不能抹殺；或有作者書稿殺青，世俗白眼，出版者淘沙見金，慧眼識珠，如王國偉之於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高賢均之於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出版者功莫大焉。與此相關，出版者發現、追蹤和培育具有原創力的作者更為重要。劍橋大學出版社擁有近四萬名世界一流的學術作者，怎麼會缺乏居於世界學術前沿的創新性著作？一家出版社擁有一流作者的數量，基本可以判定其創新力度的大小。
出版內容創新既包括學術著作，也包括大眾圖書，舉凡成人讀物、兒童讀物等，都在涵蓋之列。內容創新應該是指思想深刻，學術領先，內蘊豐富，具有不可重複的特質。內容創新一定具有超前意識，有深度，不落俗套。初出茅廬者未必沒有創新，出自名家未必不是平庸之作，這要考驗出版者的眼光和定力。阿來的《塵埃落定》因為不同凡俗，最初屢屢被退稿。真正的創新之作總是跟閱讀經驗衝突，因為它擺脫了人云亦云，使人有與眾不同別開生面之感，致使最初難以被接受。其實這其中正蘊含著原創的因素。《塵埃落定》最後出版應該歸功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的慧眼。慧眼不易煉成，定力更難堅守。劍橋大學出版社曾收到一部書稿，作者是世界上非常傑出的文學家，憑作者的鼎鼎大名，此書如出版，銷售幾十萬冊沒有問題，但考慮到書稿內容平庸，沒有新穎之處，總編輯照樣拒絕。
創新不是嘩眾取寵，也不是背離價值的奪人眼球，甚至惡意炒作。前幾年有些違背醫學常識的養生保健圖書搖旗吶喊，沸沸揚揚，實際是借創新之名騙取錢財，那是偽創新。至於《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實則是對創新的醜化和褻瀆。出版創新總是打破常規，獨闢蹊徑，意料之外卻又在學理和情理之中。研究中國環境史的著述眾多，然而英國學者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中卻獨創性地選擇以大象為視角，通過大象一步步退卻來演示中國環境的變遷，令人耳目一新。有關抗日戰爭的圖書不可勝數，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的《秩序的淪陷——抗戰初期的江南五城》避開熟悉的套路，聚焦江南五城（嘉定、鎮江、南京、上海、崇明），關注常人忽略的秩序和日寇佔領下的小人物，研究思路新穎，與眾不同。美國新聞記者艾倫·韋斯曼在《沒有我們的世界》中以全新的視角探討人類對地球的影響，呼籲人們關愛地球母親，立意和方法令人叫絕。學者稱其是「當代最偉大的思想試驗，是極富想像力寫作的偉大創舉」。有史以來人們習慣了寫作和閱讀人物傳記，所以當陳原讀到埃米爾·路德維希的《尼羅河傳》時，被深深地吸引了，激動不已。作者把尼羅河看作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充滿激情地講述一個偉大生命的故事。這裡面人、獸、史、地，自然和社會，過去和現在，熔冶於一爐，是一種新的探索［14］。切勿以為上述作者的創新輕而易舉，實際上背後的艱辛超出常人想像。伊懋可研究了大量的中國古籍、地方志，才勾勒出大象從中原退到雲南邊疆的路線圖。卜正民查閱了中日兩國卷帙浩繁的檔案，以極大的耐心從時間古井中打撈出沉埋多年的歷史細節。艾倫·韋斯曼為收集一手材料，到過幾十個國家，採訪了上百位科學家，寫作時又參考了87部科學著作和237篇科學論文。埃米爾·路德維希用五年時間三次到尼羅河考察，既乘過火車、輪船，也騎過駱駝和騾子。這是一種生命的執著。他們筆下的文字，都是原創性的，都是用心血在澆灌。他們用沉潛打敗了浮躁，用創新打敗了平庸。
出版的永恆魅力在於內容創新，因而形式上的五彩斑斕替代不了內容上的原創。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都是明清時期作者的原創，流傳至今仍為經典。現在流行的版本眾多，形態各異：插圖本、縮寫本、批註本、少兒本、精裝本、平裝本、大開本、口袋本，但無論怎樣搞形式創新，都不屬於今天的原創經典。形式的創新永遠不能代替內容的創新，這是出版本質所決定的。中國古代寓言有《東郭先生和狼》，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小說《熱愛生命》描寫人與狼的搏鬥，但姜戎的《狼圖騰》仍然具有很強的創新性，因為姜戎筆下所描寫的內容是前所未有的，沒有重複和模仿前人。1962年，美國科學家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問世，綠色觀念和綠色倫理受到廣泛關注。今天，我國出版《寂靜的春天》的版本有四十多個，包括插圖本、導讀本、中英文對照本、英文評點本、青少年本等，儘管形式創新可圈可點，但都不屬於內容原創，內容的創新仍屬於蕾切爾·卡遜。
內容創新的出版物會成為精品，儘管初期可能還不被整個社會所接受，但最終會被人們接納並廣為傳播，經過時間淘洗，內在的品質依舊熠熠生輝，有些則會成為經久不衰的經典。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典之作在當時都具有創新性，而創新的經典才能起到思想引領、文化凝聚、學術前瞻的作用。這是新時代出版應具有的本質內涵，也是新時代出版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標。
注釋：略
（作者：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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