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時代的取法，後世的評價都沒能公允評判的書法大師
影響時代的取法，後世的評價都沒能公允評判的書法大師
在清代書法史上,作為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包世臣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學術界對他的書學思想和書法成就已有定論。本文在綜合晚清、民國和當代學者的論述後,對包世臣及其書法理論、書法實踐、書法流派等進行深入考察,發現並提出了一系列可供重新探討的問題,並對當代學者給予包世臣的評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包世臣及其書學是清代碑學興起時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提出他的理論和實踐本身存在問題,並對其錯誤觀點進行批評,對區域文化現象中的包世臣流派進行梳理,由此指出其書法理論的缺陷性。
縱觀包世臣一生,其大部分時間忙於經世事務,諸如槽運、河工、鹽政、刑兵、農業、幣制等等。七歲時隨父親讀《孟子》,但問「今天下內外官吏皆以讀書取科第,皆讀《孟子》,何不遵其道而使貧富相耀,宗族渙散耶兒異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一出,其可否」其「立志糾天下之利病」之壯志顯然易見。十二、三歲時,包世臣發出「慨然有立於用世,不肯枉己以端其基。」,特別是讀了顧炎武的言論後,更是受其經世思想之影響,感懷曰「予少時鮮所聞見,雅善遺忘,唯以食貧居賤。
知民間疾苦,則心求所以振起而補救之者,稍長困於奔走,涉世事,讀官書,則求知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這正是包世臣對國家的強烈的憂患意識之體現,並且他善於把這種憂國憂民的意識體現在具體的世務中去,在實踐中努力實現和完成自己所關注的社會問題,但求有益於社會。
正是這種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和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使包世臣一直為改變社會現狀而奔走。理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包世臣極力要求改變書壇現狀的決心和勇氣的原因,也不難理解包世臣為什麼欲用北碑來糾正長期以來刻帖所帶來的弊端,才會明白包世臣要求書法變革的最終原因和目的。換言之,他的書學理論正是其政治經濟的改良主張在書學思想上的具體反映和呈現。
清代是中國學術文化繁榮興盛和總結期。在清初、中期的大部分時間裡,統治者大力提倡學術文化事業,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撫學政以至道府州縣各級官員,紛紛致力於編書、著書、校書的文事活動,而此類活動,大多憑藉幕賓完成。眾多才華橫溢的貧寒士人,為求得一謀生之路和讀書治學的環境,亦紛紛投至各級官員幕下。包世臣作為出身貧寒的士人,其一生都是以幕僚的身份活動在江淮間。
包世臣書學思想是在具體的實踐和游幕中逐漸形成的,做幕賓時期接觸到的人和事以及他在不斷更換幕府的過程中所結交的諸多師友對其書學思想的影響都是很深遠的。清代士人的游幕之風在康熙中期到嘉慶末期這段時間尤為昌盛,吸納這些幕賓入幕也是統治階級在科舉取士之外另外一種用人方式,並更利於其統治,且這個時期幕賓和幕主在幕府中是可以平起平座當然,幕賓的社會地位並不高,「但游幕說到底是一種寄人籬下的行為。
因
此,不是萬不得已,士人是不會去游慕的。」而對於甘願游幕的士人而言,卻各有各的隱情和苦衷,其中一個基本的卻很重要的原因便是為了生濟和更高層次的需要〔,因為當時甘願游幕的士人大都為家境貧寒或科舉屢屢受挫者,固然包世臣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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