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何學習過儒學，卻成為了儒學的叛逆者

墨翟（約公元前478年一前392年），魯國人。墨翟和他的弟子組成了一個有比較嚴格的紀律和組織的政治團體。首領稱為「鉅子」，所有墨者都要服從「鉅子」的指揮。弟子出任官吏，要經過「鉅子」的准許，俸祿要抽出一部分交給「鉅子」，由墨者團體使用。他們還有「墨者之法」相約束，其基本精神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墨翟死後，墨家分化為三派。《墨子》一書是墨翟及其後中學的言論思想的總匯。墨翟學過儒學，卻是儒學的叛逆者。他戳破了孔丘和儒家的虛偽，揭穿了禮義面紗後面的殘忍與貪暴。墨子比較多地代表了士的要求。

士在當時多為知識分子，在經濟上多屬地主階級的下層。備德。斯百量朵孔丘十分卑薄言「利」，墨子卻用「利」衡裁一切。墨子所說「利」的內容很廣泛，上至國家、社會，下至個人，但其立足點是「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圖。他大聲疾呼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墨子在《節用》、《節葬》、《非樂》等篇中揭露和批判了傳統禮樂制度的繁縟、浪費和給社會帶來的災難。他主張革除害民的陳俗舊禮，提倡樹立節用的風尚。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上要相互照顧「利」，其原則便是「兼愛」和「非攻」。

「兼愛」是提倡「交相利」，互相尊重私有權；「非攻」是反對「交相害」，批判對私有權的破壞與侵犯，而戰爭則被說成是社會的最大的害。但是，在階級社會裡，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是不可能「兼愛」和「交相利」的，只能是「交相害」墨翟的「兼愛」說是一種混淆階級界限的人性論；不過，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它是對階級森嚴的奴隸制度的一種批判和譴責，他認為禮所造成的「別」是「天下之大害毒」，主張用「兼」代替「別」。所以，在針對孔丘「復禮」和「上下有別」這點上是有進步意義的。

可是，墨翟把奴隸制的一切罪惡只歸結為是因不相愛所引起，只要人們你愛我，我愛你，就會進入極樂世界，就會消除矛盾對立，這就落到了階級調和論的泥坑中。墨子認為造成當時社會動亂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大家沒有相同的「義」，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所以引起互相攻打，為此他提出了「尚同」，主張天下要「同」於作為統治階級的公大人，而王公大人要為百姓謀利。王公大人先「發憲布令」，然後被統治者就根據「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之所非，必亦非之」的原則去行事。為了保證「尚同」，必須賞善罰惡。

賞善，不僅行善者要賞，揚善者也要賞；罰惡，不僅作惡者要罰，同謀及見惡不報者也要罰。墨子的「尚同」理論是建立在「英雄」「聖人」決定歷史這一點上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期待聖人的恩賜，而不準民眾起來造反。所以，「尚同」論又起了束縛民眾手腳的作用。立革「尚賢」是墨翟的用人主張。他反對任人唯親，主張用人唯賢提出「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包括農工商，要是賢才就應舉用。墨子的「尚賢」並不是「選舉」，而是由王公大人提。墨翟在《非命》中批判了孔丘的天命論，十分強調人的能動作用。

強有力者可以富貴，這種對「力」的稱讚反映了地主階級的實際地位和發展狀況。，墨翟在認識論上提出了判斷是非的三項標準，叫作「三表」。第一，要根據古代「聖王」的行事，即接受前人的歷史經驗；第二，要了解當前百姓的需要；第三，以上二條為依據，制定政策措施，看對國家和百姓是否有利。

三把人們的目光從天國引到人世，用人的經驗和需要作為真理的標準，這是具進步意義的思想，是唯物主義認識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梯，是對唯心主義天命思想的批判。不過經驗主義不可能完全擺脫有神論，墨子也還講「天志」「明鬼」。並認為鬼神是對人民進行統治不可缺少的工具。小編認為墨子的思想在當時影響很大，孟軻驚呼:「墨翟之言盈天下」。墨子提出了許多新思想，但又言必稱古道聖，祖述堯、舜、商湯、周文周武，這正是士在政治經濟上軟弱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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