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危機：腫瘤患者的夢魘

「腫瘤」至今仍是讓人產生恐懼的名詞。同艾滋病一樣，他的含義是「沒治了」和「痛苦」，由此引發的危機不僅體現在個體身上，也在家庭中。因此，現在更是需要在社會層面，在勞動力保障和社會和諧面來考慮腫瘤的治療。

腫瘤的「神話」

「神話」是指代代相傳、只有去聽、去服從、去認同而無法改變的「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現存的幾個關於腫瘤的「神話」有：

（1）診斷為「腫瘤」就等於判了死刑，沒救了；（2）「腫瘤」是一種性格疾病，所謂某人有「腫瘤性格」即他/她容易罹患腫瘤；

（3）確診「腫瘤」的病人都會產生精神心理上的問題；

（4）「腫瘤」的診斷和治療一次完成後就不再做了；

（5）腫瘤治療是一個當事人的事情，與其他人無關；

（6）對診斷為腫瘤的病人需要保密，不講真話實話；

（7）對於癌症晚期的病人沒有什麼可以講的，特別不能談「死亡」的話題......

由於「腫瘤」的診斷會動搖人類的基本防禦，所以上述「神話」會以不可動搖的信念影響著人們。我們先來弄清楚人類有哪些基本心理防禦？

人類的兩個防禦系統

（1）害怕系統：人們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了用來保全物種、繁衍生命的防禦體系，其中的一種重要的體系位於大腦的皮策，可以在面對危險時作出理智的判讀和行為上的作為，情感也發生與之相關的反應。這樣，人們就會對一種危險狀況作出「戰鬥」或「逃跑」的反應。確診「腫瘤」後，人們的第一反應為「那不是我該得的病，那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這種被稱為「否認」的防禦是「逃跑」的表現。經過一段時間後，人們接受診斷的現實，開始與醫生及家屬討論如何面對和處理「腫瘤」。這時，可以說他/她作好了「戰鬥」的準備。我們可以看到，還胖系統是一種相對成熟的防禦。在這種狀態下，我們可與病人及其家屬理智的交流，病人也可配合治療。所以，使病人處於「害怕系統」激活的轉檯，這是我們的一種心理前提。

（2）恐懼系統：在極大壓力下人們會出現失控的情緒、無助的行為和混亂的思維。此時的病人變現為遲鈍、麻木、淡漠及無序。這是一種「系統恐懼」被激活的表現，其特點就是需要安撫、照顧和給予陪伴、提供幫助和支持。認識到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這一系統被激活，病人就無法與外界建立有效的聯繫，依從性不佳，甚至會出現嚴重的自傷行為。人們缺乏判斷力、甚至缺乏正確治療的動機和力量，容易被外界的暗示所迷惑，這也給一些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機。

回到上述的「神話」話題，深化其實就是在原始人類處於無助、無知和無望狀態下幫助自己活下來的「謊話」，它確實一劑心理上的「良藥」。在江湖上、在傳銷商、這些病人和家屬聽到的是「這個葯有效」、「按我告訴你的法子，你的病幾分鐘就能搞定」的神話。這些「神話」，在正常人看來是「謊話」，「大話」和「虛妄之言」，而為什麼病人及其家屬願意偏聽偏信呢？因為他們處於「恐懼系統」的工作狀態下，失去了正常的判斷能力，希望有人或物能幫助他們，他們希望奇蹟出現。

反觀真正能幫助病人的醫療界，我們給予病人的「神話」是「該吃什麼就吃什麼」、「別講出去他的實情、誰講誰負責！」，我們不強化「神話」而是破滅「神話」。我們有更好的「神話」將給病人和家屬聽！

我們在理解上述兩個系統的情況下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和怎麼做工作？我想從信息的傳遞、疼痛的處理、死亡的處理和團隊的工作這四方面加以闡述。

如何傳遞信息

我們以往的交流方式為醫生=權威，病人，家屬=被動和被告知、接受幫助的對象。我們將其設想為人際關係中孩子和父母的關係來解釋。如果孩子與母親的關係是被照顧和依賴的關係，母親提供孩子關注，支持和接納的空間；而孩子與父親的關係為引導、指示和服從的關係、父親被視為權威和控制的角色。在醫院內，醫生的國有角色就是母親。權威角色只有在對象具備溝通和被引導能力時才能發揮作用，而在啟動恐懼系統時，我們更多需要扮演「母親」的角色。

醫生除了恰當承擔相應角色外，還要明晰人的三種基本溝通模式（見圖）。

綜上所述，現代醫療模式需要我們同時具備專家、老師、父母的角色。在溝通模式中，不僅專家的角色會翻身轉變，其對象也非單一的醫患關係，而是醫-護-患-家屬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多重關係。

疼痛的處理

疼痛是腫瘤病人常見的癥狀。局部、急性的疼痛常有明顯原因，用醫療方法處理便可減輕和消除疼痛。而我們主要關注難治、慢性的疼痛，他常與心理因素有關，通常具有瀰漫，迂延和反覆發作的特點。如果就疼痛的基本分類和原因進行分類，疼痛可分為軀體疼痛和心理疼痛。其中軀體疼痛可通過藥物或其他醫療手段控制，藥物（或醉劑）足量、全程使用的效果好，成癮可能小。心理疼痛即便給予足量或超量的藥物，效果仍差、並且容易成癮，需要輔以心理治療。心理治療的基本要點為建立信任、穩定、安全的照顧關係，心理創傷的病人需要作專門的心理創傷治療，而放鬆訓練、暗示治療及疼痛的催眠治療為實證有效的方法。

瀕死與死亡

「死亡」是一個沉重的話題，中國古語曰「蓋棺定論」。有些話，還是在死後說比較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之即死，言其善處。但中國的文化中也有「白喜」一說。一個人如果到了年齡而失去，無疾而終或睡眠中失去，這些情況大家能夠接受，甚至認為是件好事。。但有幾種死亡人們並不容易接受。一為夭折，出生後還未成年而亡，所謂白髮人送黑髮人。二為暴病或意外而亡，事情發生太突然，準備不夠充分。但很多惡性腫瘤，病人是慢慢走向死亡，這種情形人們就在有準備的情形下去面對死亡而束手無策，尷尬、內疚而無助，我們該怎麼辦？

「為死者誨」的意思是對逝去的先人所諱，前者是避諱人，比如說到某人的父母。甲說：父親已經去世了。乙馬上說：對不起！後者是避諱「死亡」這件事。在我們的文化中，實在避不開該話題時，則常用抵消的辦法，如保險公司的人在談當事人身後保險獲益時，常這樣開口：「要是您呸呸了，則您的家人可以獲得多少多少的賠償......」。一個年幼的孩子回家後高興地對外婆說，外婆，我今天看到兩個棺材，一個是您睡的，一個是我睡的。這孩子一下子就挨了其外婆的兩個耳光。其實，他只想說，一個棺材大，一個棺材小！

當一個人真的病了，他/她希望所談的話題與其疾病有關，一個人病入膏肓了，他/她雖然怕死，但他/她仍希望有人能和他/她談論這個話題。這不僅和當事人的事情有關，也和他/她的尊嚴有關。

弗洛伊德是奧地利的精神科醫生，因口腔癌做過30餘次大大小小的手術。最後，他的私人醫生因麻醉劑量越來越大，害怕因此引起心臟的問題而與他人討論起弗洛伊德的死亡問題時，被弗洛伊德知道了，弗大怒道：有誰能比我更有權利決定我的死亡？！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來日不多，當死亡慢慢來臨時，我們應該報著怎樣的態度去面對呢？

「久病床前無孝子」。即使你花費許多、盡心儘力，但仍抵擋不住疾病的惡化，而經濟負擔、體力負擔、心理負擔仍在增加。當事人的內疚感、無助感與其親屬的無奈和憤怒似乎無法處理，談話彷彿變成了一幅死棋！但這看上去的「死棋」卻可能只有在活著的時候表達，溝通，特別是通過對愛的表達才能「走活」。

如果要談死亡，如何開始？誰來開始？開始後如何進行下去？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需要嚴肅地對待，最好由治療師在建立了信任關係後組織家庭來談這個話題。未經培訓的醫生、護士和毫無準備的家屬往往不知如何開始，以下是一些應對要點。

（1）談死亡不是往死里談，而是往希望之處談。談「希望」在哪兒？

（2）談死亡不是只談「死」，而是談生命的意義，談自己對延續生命的理解。

（3）談死亡不是「一死了之」，而是未雨綢繆，將未竟的心事了結。

（4）談死亡不是孤獨地談，而是大家一起談；

（5）發展良好的、共同可實施的儀式。

團隊的工作

有人說，腫瘤工作者是「死亡團隊」，因為他們打交道的對象是與死亡相關的病人。其實這樣說並不准，因為其他行業或科室可能也經常與死亡打交道。我認為，腫瘤工作者通常處於知道惡性的結果而不敢告知真相，看著年幼的惡性腫瘤患者死去而心理難以承受，過於理性而避免自己的情感流露，「救世主」情結使其覺得自己能幫助所有人等幾種相互交織的矛盾之中。因此，用「無助的幫助者」來形容腫瘤工作者可能更加準確。

目前，對團隊的要求已從單一的「腫瘤學」，擴大到「腫瘤心理學」、「腫瘤姑息治療學」、「腫瘤康復學」等概念上，其內涵也由單一的腫瘤診斷、治療延伸到對腫瘤的姑息治療，對腫瘤疼痛、腫瘤家庭的關注。由此，處理腫瘤的工作範圍要也由針對腫瘤患者擴大到對患者家屬、對腫瘤專業人員的工作。這也更需要引入新的概念不斷充實拓展我們對上述理念的研究和理解。在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下，我們需要樹立這樣的觀念：

（1）一個病人背後是一個家庭；

（2）疾病的基本平台是病人，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病」；

（3）醫護工作是一個團隊的工作，除了相互配合外，還需要適當的休息；

（4）幫助人的團隊也需要專業的幫助。

from psych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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