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頑主們的血色青春

作者｜王剛

來源｜原載《先鋒國家歷史》2008年5月上旬刊

邊作君

在頑主邊作君的記憶里，1968年發生了幾件轟動京城的大事：

第一件，自己的哥們，名震九城的小混蛋周長利，被一幫紅衛兵扎死了。

第二件，為給小混蛋報仇，他帶著一幫頑主，跟紅衛兵干，聲勢日隆，有了個北京菜刀王的名號。

第三件，到了年底，公安開始社會大清查，他被收監了。

從1966年紅八月開始，到1968年底，那一代年輕人前後折騰了兩年。

如今，四十年過去了，隨著一連串「血色浪漫」式的回憶，他們這幫年輕人反覆被提及，而回憶經手的人越多，就越讓邊作君對那段日子的認識模糊起來。

當年，大院孩子把他們衚衕孩子當流氓打，踩在腳底下。如今，搖身一變，血色的事實就都浪漫了，還把他們這些衚衕孩子繼續當流氓寫。說他們強姦大院女生，每人身上背著人命。

他說，他要把真實的情況寫出來，以前沒這種想法，就是看了大院版的《血色浪漫》後才有了這種想法。和他有相同經歷的老哥們都盯著他的故事看，之前邊作君這個最沒文化的頑主，如今也成了寫字的人。他和幾個老兄弟坐在一起，總愛回憶，然後把回憶真實的記錄下來。他的老兄弟里，一個叫馬克印，一個叫黃培新，都是當年北海中學的初中生。前者是滿族正黃旗後裔，一出生就是黑五類，被踩在腳底下；後者恰恰相反，老爸當年是中央辦公廳的首長，典型的紅五類，血統高貴。

他們三個的關係維持了40年，在他們三個的回憶里，那兩年從來都只有血色，沒有浪漫。那兩年，不止是簡簡單單改變了他們，而是徹底濃縮了他們的青春。雖然，1968年的時候，他們三個都只有17歲。

後來的40年，對於他們這些人，與其說是重新開始，不如說是一場漫長的結束。

停課鬧革命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學貼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那天早上，大街上每一個喇叭里的廣播員語氣都特激動，表示這張大字報內容特重要。邊作君當時聽不懂，一張大字報竟然那麼重要，連毛主席都要親自表態支持。到了學校里，一些政治敏感的同學就已經聽出了味道，毛主席那是號召學生起來鬧革命，誰反對誰就是壞蛋。每個學校壞蛋都不少，一般都是校長、老師。

沒幾天，北京市委發出指示，停課鬧革命！

革命對象就是學校里的老師、校長。先從大學開始，率先倒霉的就是邊作君他爹。老邊當時是工業大學的藥劑師，解放前是傅作義部隊的上校軍醫，由於歷史問題，底子不幹凈。

邊作君當時特羨慕革軍子女，當時等級分得清，幹部分級，13級以上是高幹，6級以上是首長。他們班裡他跟黃培新最好，人家的爹是首長，出門坐的伏爾加，他當時在學校特崇拜黃培新。黃也跟他不一樣，雖然學習也差點，但總關心政治。剛上初一的時候，黃就跟邊作君說，快和美國打仗了。

要和美國打仗了。這都是當年大院孩子關心的事。邊作君當時只關心，什麼時候能有一件將校呢大氅，上街拔份。而他另一個哥們馬克印則只關心，自己家有兩棵棗樹，招人，怕別人惦記。

當時，紅衛兵都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的孩子，都是紅五類，一開會就站成一排，軍裝扎著武裝帶，嘴裡念著革干革軍，氣勢凌人。這些人是最吃得開的，然後是工人、農民，他們這些小市民的孩子就特別次。那時叫血統論，看出身。

邊作君他們北海中學，小市民子弟比較多，革干革軍鳳毛麟角。起先，孩子們填出身的時候，都楞充革軍、革干。到了運動開始了，在革命的熔爐跟前，真金白銀一切立現。紅衛兵只吸收革軍、革干、革烈（革命烈士）出身的，連工農出身的都不想要，嫌人家土。邊作君這樣歷史有問題的小市民子弟只剩乾瞪眼的份兒。

那一刻，他的哥們黃培新加入紅衛兵，成了北海中學的頭子，他和馬克印，一個是小流氓，一個是狗崽子。

紅衛兵的八月

紅衛兵要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在學校里，壞蛋老師、校長自然不在話下，不久就收拾得服服貼貼，再打沒意思。到了8月，紅衛兵又有了個目標，讓他們殺向社會，破四舊，收拾黑五類。

四舊滅了，紅衛兵衝進了衚衕，那裡隱藏著大批的封資修、地富反壞右。中央當時專門發了文件，讓各級政府和公安部門不但不許干涉紅衛兵，還要協助紅衛兵，保護紅衛兵。

馬克印的家遭了殃，他覺得是他家的棗樹招了人。

馬家是旗人，祖上是吃俸祿的。入關後跑馬佔地，河北津興一大片的地都是他們家的，後來劃成份的時候，他爺爺自然是地主。

馬克印的爹叫馬詠春，軍統出身，在重慶受過訓，還有把中正劍。解放後，被定為歷史反革命。

老馬當年很有頭腦，解放前他看不清國共兩黨的形勢，就索性把家裡成年的男孩子，一個送到了共產黨，在四野，林彪的部隊；另一個送到國民黨，當空軍。

馬克印他爹當時的想法很實際，他覺得將來，無論哪個黨上台，都有他的兒子，都站得住腳。老頭子當時所有都算計到了，覺得即使天再變，自己的家也可以維持不倒，可是唯獨沒想到，解放後還有個文化大革命，多數人都被打倒。

1966年8月25日，一幫地安門中學的紅衛兵率先衝進了他的家。他家當時住地安門，跟總理公寓正對著。前後兩進，五百平。帶頭的紅衛兵叫馬邊強，這幫人還講政策，只抄家，不打人，翻東西，刨地，說是他家有槍，最終鬧了半天就走了。

這是第一次。到了9月2日，街道主任領來了第二撥人。這撥紅衛兵不知道哪裡的，只是從街上路過，被這個街道主任給攔住了，說這裡有個地主反革命。那些紅衛兵才不管呢，氣勢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砸光，不問青紅皂白衝進來就打。

一頓武裝帶，馬克印的父親此後一個月下不了地。這次抄完家，立馬就讓他父母，卷了鋪蓋趕回了老家。整個院子貼了封條就剩馬克印一個人。這一住就是兩年，直至1968年上山下鄉。

那段日子紅衛兵抄家，逼急了很多人，崇文門有個叫李國慶的，讓紅衛兵抄了家，逼急了，摸了菜刀來拚命。自此，成了紅衛兵的口實，迅速傳遍了北京城，紅衛兵傳話，黑五類瘋狂反撲，刀砍紅衛兵！這個李國慶比較典型，後來在工人體育場10萬人大會上被公審後槍斃了。

紅衛兵不光上門打，還把黑五類抓到學校關起來，每所學校都設了監獄，關黑五類、牛鬼蛇神，整天地揍。

這一回，輪到了邊作君。

運動剛開始，父親被關，母親怕邊作君惹事，把他送到了南口農場，讓他哥看著他。邊作君閑不住偷偷跑了回來，正好趕上北海中學打死人。

被打死的是初一年級的何志剛，個子高，缺點心眼，屬於傻淘傻鬧的那類。那時候，學校里打死人，流行找一個頂缸的黑五類，抱著死人喊，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隨後就到。

邊作君剛到學校，就被紅衛兵抓來去充當這個角色。那天紅衛兵頭子姓楊，和邊作君之前就有仇。邊當年只有15歲，哪見過這個場面，立馬怵了。

蘇式武裝帶劈頭蓋臉地打來，眼看凶多吉少，在這個節骨眼上，來了救星。

這個人就是黃培新。黃當時家裡是高幹，老爸坐的是伏爾加，他也是紅衛兵裡面帶綢子袖標的，屬於最嫡系的老兵。那一天，他聽說邊作君被人帶走了，二話不說，帶了二十個身穿黃軍裝，腰系武裝帶的老兵來救。

楊一看來者不善，勢力比自己大，只好放人。

從學校出來，邊作君找來一身軍裝，紮上武裝帶就上街了。他覺得心裡不平衡，見到落單的紅衛兵就辦。起先，紅衛兵都是成群結隊的，衚衕孩子穿軍裝一冒頭，紅衛兵們就先辦他們。到了後來，8月一過，紅衛兵都忙著串聯去了，街上成群結隊的少了，這下子衚衕孩子就抱成團了，看見老兵，就是刀子、板磚，凈來真的。

到了1966年底，滿大街都是軍裝，「老兵」們特不舒服，用現在的話說，感覺他們的知識產權「紅衛兵」被人盜版了。於是改名叫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簡稱西糾，以示和盜版紅衛兵的區別，而且在盜版者之上，管著他們，誰不守規矩就糾察誰。接著又有了東（城區）糾、宣（武）糾、崇（文）糾。

隨著革命的深入，一大批高幹被打倒了。老兵們覺得形勢不對，從三家村到彭羅陸楊，再到全面造反猛揪走資派，鬧了半天，一多半的高幹子弟自己的老爹全倒了。

他們想不通了，再次造反，把西糾、東糾、宣糾、崇糾，合在一塊，於1966年12月26日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

聯動向中央文革小組打報告，希望引來上層的關注，可最後，只派來了一個解放軍日報社的記者來，那些老兵，第一次感覺到在政治上被拋棄了。

大會開到後半夜，最後一項：放蘇聯電影《區委書記》。電影里的游擊隊員們舉槍宣誓：「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全場的聯動立即響應，齊聲高呼，帽子亂飛，口哨亂響，一片瘋狂。電影放完已是凌晨四點，大群聯動趁著熱血沸騰，一隊隊蹬著自行車前往公安部去解救落難弟兄。這就是「聯動六衝公安部」的第一衝。

此次聯動成立大會，聚集了全北京所有有頭有臉的紅衛兵，他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的拋棄感。自此，運動的味道徹底變了，之前是斗黑幫，這之後，紅衛兵們有怨氣了，開始發泄了，嚴格的說，紅衛兵的時代結束了，最亂的時候開始了，大範圍的武鬥開始了。

群架時代

大院紅衛兵的黃金時代逐漸逝去，衚衕孩子們逐漸抱起了團。那時候，黃培新也不敢跟邊作君多玩了，分屬兩個陣營，交往都是偷著。馬克印本來就是個乖孩子，運動一來更不出門，他們家如今只剩他一個，院子已經被紅衛兵佔了，他要天天盯著，怕人家破壞。

1967年，北京城各處的頑主崛起，帶著衚衕孩子跟紅衛兵干，平時各管一片互不侵犯，遇到跟紅衛兵約架，大家就聯合到一起，互相支援。德勝門的周長利最為仗義。

當時邊作君在廠橋打紅衛兵也有了些名氣，隨即和周長利走在了一起。

據邊回憶，周在學校里是個老實孩子，由於出身不好，沒入上團，文革開始後，心裡就有些不服，就開始反抗。當時有200多紅衛兵去抓他，他就跟紅衛兵打，自己跳到河裡跑了。紅八月剛開始的時候，他就冒出來了。直到1967年初，他在德勝門的名氣開始大起來了。

衚衕孩子和紅衛兵根本對抗不過。那時候，衚衕孩子屬於散兵游勇，最多也就糾集二三十個，而大院孩子一出來就是二三百人，黑壓壓的一片，最少也有五六十人。

1967年下半年，大院紅衛兵和北京頑主之間的大規模衝突，已經不是之前的血統與革命，而是為了爭「地盤」和「拔份」。

當時，雙方都有了自己的領軍人物。大院紅衛兵最出名的是王小點兄弟。北京頑主公認的一號人物是「小混蛋」，而邊作君正是他身邊的二號人物。

當時大院紅衛兵盛傳，這些人人毒手黑，見紅衛兵就打，見大院的女孩就耍流氓，還強姦過好幾個。大院子弟們人人自危，一個想像出來的兇殘的、強大的流氓暴力集團不僅時時刻刻地威脅著他們的人身安全，而且威脅著他們的高貴和尊嚴。這個集團的首領，就是小混蛋。

大院紅衛兵設計了好幾次圈套要辦小混蛋，每次都是在紅衛兵人多勢眾的情況下，讓周佔了便宜，全身而退。幾次轟動全城的遭遇戰，讓小混蛋自此聲勢更隆。

1968年6月，周長利、邊作君與王小點有過一次遭遇，雙方不分青紅皂白就開打了，這一次，王小點吃了虧，被邊作君一棍子打爛了一塊手錶。

第二天，就在同一個地方，二百多個紅衛兵把小混蛋和邊作君幾個人截住。邊作君跑掉了，小混蛋被扎死了。

這件事情立刻轟動了北京，人們最初的反應不是為如此殘忍的做法感到憤怒，反而是對王小點的「軍事天份」讚不絕口。王小點甚至成了成長在北京大院里的孩子們心中的「英雄」。

「小混蛋」被草草火化了。據說，一些北京的大小流氓頭目為「小混蛋」搞了一個送別儀式，給「小混蛋」穿上了一身「學生藍」和一雙「懶漢鞋」。以後這樣的裝束在北京中流行開來，以區別一身「國防綠」和一雙「軍球鞋」的紅衛兵們。

小混蛋遇難後，北京城的頑主為之震驚，當時有個說法，城內從新街口到西單的菜刀都賣完了，整個這片兒的衚衕孩子都憋著一股氣要給小混蛋周長利報仇，要和老兵干，自此有了個菜刀隊的名號，老大就是邊作君。

邊作君組織北京城內的頑主對紅衛兵有過幾次反擊，但那幾個月，城裡的紅衛兵都很少上街了，衚衕孩子本身就是零星，幾次反擊之後，隨即消沉。

漫長的結束

1968年9月，上山下鄉開始了。同學們都報了名參加，邊作君去報名，學校不要，那時候他已經成了遠近聞名的頑主，學校不敢要，害怕帶著他一起下鄉欺負人家孩子。

而他的同學馬克印和黃培新卻一起走了，去了內蒙插隊。邊作君至今還記得，是他拿著兩把刮刀去送的這兩人，而這一別就是10年。

回來後，社會氣候大變，北京展開了大清查，不管你是紅衛兵也好，還是社會上的小流氓，就連衚衕的小偷小摸，都不放過，一律被抓、收監。

邊作君自然也不例外。

到了1969年，邊作君出來了，後來街道上組織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了他，把他送到吉林大安縣。

到了鄉下，邊作君一下車，就跟東北人干仗。當時東北人搶知識青年的東西，一上來就飛帽子。當時，邊作君走到哪裡，菜刀就帶到哪。後來分了公社，又打架，當時安置辦的人還在，覺得這樣不行，天天打架，不安分。

當時邊作君已經交了個北京的女朋友，安置辦的人就勸他乾脆在這裡結婚得了，按照下放戶處理。當時下放戶，有政策，每人給280元安置費，兩個人就是560元，這在當時不是個小數目。邊作君顧著眼前，就答應了。

安置辦為了照顧北京知青下放戶，特意把邊作君安排在大安縣來福公社福樂大隊。一聽名字就是個好地方，邊作君當時鐵了心，要在這裡紮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女友領了結婚證，第二天把事就辦了。那一年他18歲。

到了4月份的時候，老婆懷孕了，邊作君帶著去大安縣城看病。出門又別了把菜刀，這麼多年打架已經成了習慣。

在縣城吃飯，碰到了一撥北京知青，當年的紅衛兵，邊作君記得，這些人曾經在北京辦過他和小混蛋。

雙方一照面，話不投機。對方問他哪的，他說新街口的，對方又問，小混蛋認識嗎？

邊答，我們一起的。對方說，那你就是菜刀隊的了，小混蛋就是被我們乾死的。

不說小混蛋還好，一說這句，邊作君火了，二話不說抽出菜刀就剁。當時喝了點酒，膽子就大，砍了人，也不當回事，隨後扭頭回招待所睡覺去了。一會兒，縣城群眾專政辦公室的人就找上門了。

當時，縣城群專辦的就想治治下鄉搗亂知青們，派人去北京調查他，不調查可好，一調查，就夠上判刑了。半個月後，邊作君被逮捕，判了五年。接著，就開始遊街，胸前掛一個牌子，上面寫著，北京菜刀王。這個名號鎮住了當時在東北的北京知青，紅衛兵們拍手稱快，讓紅衛兵聞風喪膽的邊作君，終於讓政府給辦了。

在吉林監獄一待五年。還剩三年多的時候，老婆帶著孩子來看他，說熬不住了，要跟他離婚。邊作君一咬牙，就簽了字。

1974年，邊作君服刑期滿，戶口已經回不到北京了，因為是下放知青，又是勞改釋放犯，沒那個政策。

這期間，黃培新來看過他一次，給他說，自己在內蒙插隊，已經分配了工作，還和內蒙的一個女人結婚了。黃培新還跟他講起馬克印，說馬比較慘，由於成分影響，至今還在農村待著。看樣子，這輩子要出來挺難。

1968年前後，香港兒童在左派組織的活動中唱「語錄歌」

1968年的後遺症

1968年下鄉的時候，黃培新就曾勸過馬克印，讓他不要去，給他說，將來有一天大家都可能回到北京來，但我看你回來的可能性不大。

馬克印當時覺得自己已經這樣了，在北京不死不活的，不如跟著大夥一起走，或許到了鄉下自己能夠換個環境闖出些眉目。

到了內蒙，馬克印被分到土默特左旗。他覺得自己幹得很好，但招工從來都沒他的份，不到兩年，知青們都陸續分了工作，有進工廠的，有上工農兵大學的，還有當兵的，他當時也沒介意，誰讓他出身不好呢。時間越久，走得越多，他心裡的壓力就越大。

1973年的時候，北京的知青基本都走光了，最後只剩下馬克印一個人獨自生活。

實在忍不住了，馬克印去找知青安置辦公室。為什麼他們都走了，唯獨留下我。現在村裡沒人了，起先都是知青，到了現在只有一個風箱陪著我。

安置辦的人給他說，即使所有的人都走了，唯獨你走不了。

馬克印自此絕望。

那兩年，馬克印認識了一個姑娘，也是北京知青，不過她們家出身好，父親當時是副部長級別的幹部。

一個紅五類，一個黑五類，起先對方的家庭就反對。

1971年，姑娘分了工作，姑娘給他說，你在鄉下待多久我就陪你多久。兩人背著家裡到旗里去辦結婚證，旗里不給辦，當時女方父親是高官，給知青點打了招呼，絕對不允許她找馬克印。

兩人沒辦法只好一起住著，對方家裡死活不同意，甚至放出話來，必須和馬克印斷絕關係。

1974年，姑娘的父親下了最後通牒，給馬克印說，總不能耽誤人家姑娘一輩子。馬克印覺得這樣耗著也不好，高攀不上，也就死了心。

那一年，兩人斷了聯繫，姑娘去了呼市，後來家裡給介紹了一個北京知青，結了婚。

姑娘也走了，知青們也走了，馬克印在鄉下又待了兩年，直到1976年，託人花錢辦了病退，回到北京。那時，他已經在內蒙農村待了八年，臨走的時候，他給老鄉說，把他用過的東西都存著，有朝一日他要回來取。

後來，很多人說馬克印得了知青後遺症，自己坐著坐著就莫名地流眼淚。他說，那段日子已經融化到他的血液里了，總也忘不了。

邊作君是1979年回北京的，到了1988年，經濟搞活，邊作君包工程發了，掙了上百萬，結了第二次婚。知青們聚會，他們三兄弟又見面了。

黃培新已經成了殘疾，馬克印在一家街道小廠上班。

三個人又聚到一起，談起一個名字，馬克印又哭了，那是馬克印之前在鄉下的那個姑娘。

馬克印1980年在北京也結婚了，那個女人給他生了兒子，90年代的時候這個女人出國了，第二年回來，就要跟他離婚。

邊作君又離了一次婚，賺得錢也揮霍光了。如今，開個棋牌室，整天和一幫大媽打麻將。

黃培新只結了一次婚，前幾年，老婆死了，自己如今一個人炒股，修電腦，做個電動輪椅來去自如，派頭一點都不像高幹子弟。

三個人時常坐在一起。邊作君還是一副頑主像，他說，別看我這個歲數了，幾個年輕人近不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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