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緣何出局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發展日新月異，廣東的經濟社會面貌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而改革開放的這艘巨輪，正是從廣東啟航的。
遺憾的是，在有一個方面，廣東卻被置於局外，這就是廣東的經濟思想理論戰線的聲音被淹沒在一片以北方文化話語中心和北方文化霸權的巨大聲浪中。
我們可以用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來聊以自慰，問題是，廣東本土思想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學家一刻也沒有缺席過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廣東的出局文化的偏見和悲哀。
在此，本文要向極富建樹的廣東經濟學家王琢先生致敬！
——《廣東緣何出局》
獨 立
意 見
◆2018▏05▏28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發展日新月異，廣東的經濟社會面貌更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而改革開放的這艘巨輪，正是從廣東啟航的。
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廣東人口只有5064萬，如今廣東人口1.09億，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 1978年廣東國內生產總值為185.85億元，2017年度廣東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將近9萬億元，增長了484倍，連續29年位居全國首位；1978年當時深圳所在的寶安縣GDP為1.95億，2017深圳GDP高達2.2萬億元，增長了11396倍；1978年深圳所在的寶安縣人口30萬，2017深圳常住人口為1252.83萬人，成為改革開放40年間拔地而起的一座現代化特大城市，創造了世界上的人間奇蹟。1978年廣東2017年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2元，到2017年廣東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975.14 元，增長99.46倍；1978年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3,9元，到2017年廣東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79.74元增長77.39倍。
1978年，廣東省財政收入只有39.5億元，到了2017年，廣東省高居全國榜首，財政收入達到11315億元，是第一個跑進萬億元俱樂部的經濟大省，財政收入增長了315.19倍。
比這些數字更有價值的是，廣東的改革開放的廣度和深度、新技術、新業態培育成長的蓬勃動力、思想觀念的全面變革，特別是文化的包容與揚棄，體制機制的創新能力，都令世界矚目。
遺憾的是，在有一個方面，廣東卻被置於局外，這就是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與探索中，廣東的經濟思想理論戰線的聲音被淹沒在一片以北方文化話語中心和北方文化霸權的巨大聲浪中。
還有一個原因，肇始於深圳、珠海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面臨姓資與姓社的嚴重質疑，而當廣東大踏步走上了改革開放富裕路的時候，竟被譏為窮得只剩下錢了，廣東沒有理論，是文化的沙漠。
我們當然可以用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來聊以自慰，問題是，廣東本土思想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學家一刻也沒有缺席過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廣東的出局文化的偏見和悲哀。
在此，本文要向極富創建的廣東經濟學家王琢先生致敬！
王琢早年是廣東的學者型政府官員，他有自己的優勢：一、王琢教授的經濟研究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一切從實踐出發，理論聯繫實際；二、這位深受泰州學派熏染的泰州學人，從18歲開始從事財政經濟工作，直到71歲離休，有長達50餘年的財政經濟工作經歷。王琢從來不就概念而概念，就理論而理論，故作高深，泛泛而論。幾十年間，他始終把目光盯住改革的焦點問題，抓住問題的本質內核進行解剖。
著名的經濟學家王琢先生對廣東開放以來的幾乎所有理論問題都做過深入的研究探索。
1983年，王琢參加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主持的計劃體制改革討論。這是一次商品經濟理論問題大爭論。
當晚，王琢在住地中南海瀛台散步，他想起了「百日維新」的敗北。如果說說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因為革新派的力量薄弱，思想準備不足，不如說是因為其改良主張不徹底。那麼，當今改革推進困難重重，則不是力量準備不足，而是改革的理論準備不夠。早在五十年代王琢就不贊同孫冶方把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說成是自然經濟論。1985年8月，王琢又就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是產品經濟論而不是自然經濟論的問題，同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進行商榷。
王琢認為，中國的改革由於從雙軌制起步，要經歷一個「連環套」：一是改革要把國有企業從產品生產者改變為商品生產者，這就必須受到縮小指令性計劃範圍進展緩慢的制肘；二是扭曲的價格機制又受到企業、居民隨能力的制肘；三是宏觀體制改革滯後，又成為消除總量失衡及其通貨膨脹的制肘；而通貨膨脹，最終必然表現為價格改革的制肘。
王琢指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應該創立自己的經濟學。1985年在「巴山輪」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賓先生同王琢教授交談中贊同王琢的觀點：「中國可以建立任何宏觀經濟管理體系，沒有抄西方的必要；如果西方能夠從頭來，他們也會重新搞一套。」
巴山輪會議是中國經濟學界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王琢等國內經濟學家和美國、英國、聯邦德國、日本等一批當時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乘坐巴山輪號游輪駛出重慶朝天門碼頭，朝著長江三峽的方向駛去，共同探討中國當時面臨的諸多問題。
經濟學家應該成為民族的精英，成為富國興社謀的大腦；還要對社會、經濟癥結的認識和分析上，具有穿透力。理論勇氣只能解決求索真理的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而穿透力才能解決認識與分析的準確性與深刻性。王琢教授，就是這樣一位經濟學家。
1956年，中國稅制改革往哪改的問題與蘇聯專家爭論達半年之久。王琢認為，中國稅制的簡化辦法應是將相近的稅種簡化合併，當時簡稱「橫並」，不宜照搬蘇聯周轉稅的一稅、一率、一次課徵的辦法。為此，王琢與戴園晨合作編寫了出版了《蘇聯稅制研究》一書，論證了中國不能照搬蘇聯周轉稅的客觀理由。
理論界有些學者在研究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問題時，只講生產要素的配置，不提或者不承認生產關係的配置。後來，王琢發現，如果堅持資源配置一重論，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原理，也不符合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的實踐。
那麼，我們可以求助於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嗎？馬歇爾認為單靠一隻無形的手——自由市場經濟，就能調節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完美地實現再生產規律，避免生產過剩和工人失業的經濟危機。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的大爆發，宣告新古典經濟學徹底破產。
另一派是以英國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市場經濟學派，凱恩斯主義認定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完善的，單靠一隻無形的手，不能合理調節生產要素配置，不能避免經濟危機和失業危機，因此必須推進凱恩斯革命。但是，七十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脹，證明凱恩斯理論也行不通。
王琢著文指出：「中國的改革實踐對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這一觀點與英國學者盧荻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盧荻在1993年著文說：「如何解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相對於同期先進資本主義各國的低速增長和徘徊、落後資本主義世界的蕭條，以及東歐各國從徘徊走向災難，中國的經濟無疑舉世矚目。」盧荻還說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主流理論的尷尬與困惑。
其實，王琢的最大貢獻，應該是對區域經濟的深刻研究即構建大香港經濟圈理論。
在對中國經濟特區和區域經濟的研究中，王琢早在1992年提出了構造「大香港」開放經濟圈的理論。他說，象中國這樣的大國,8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格局,又擁有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要構建起與國際經濟中心緊密連接的紐帶,把觸角直接伸進國際市場。因此,構建一個旨在我國華南地區開闢一條從中國本土直接進入國際市場的大通道,讓深圳、珠海以及開放中的大亞灣規劃區等港口城市相繼成為直接躋身於世界市場的國際都市群,把中國對外開放推上一個新台階，是一個現實和久遠的選擇。
這是否可以視為是粵港澳大灣區在九十年代萌發的最初藍本呢。
王琢指出, 「特區應發揮兩張扇面，一個樞紐的作用。」實行雙向開放模式，不能成為對內封閉，對外開放的單向開放的模式。經濟特區要從出口跑買賣向與替代進口相結合的內外雙向開放模式。他的論點不可不謂深謀遠慮，在經濟貿易摩擦頻發的今天，在經濟發展愈來愈依靠內生動力的今天，王琢26年前的理論建樹令人敬佩和信服。
行文至此，我自然而然的想到，我第一次讀王琢的經濟學論著，就是偶然讀到他的四篇有關「造香港」的論文。1995年初，王琢在廣州象崗山他的寓所「大朴齋」贈送《大香港開放經濟圈》一書。
由於筆者十多年間年接觸王琢教授的機會比較多。他從來不以專家學者或老領導自居，他始終把我當作他的好朋友，真正的忘年交。我在廣州編稿期間，他經常泡好功夫茶在象崗山大朴齋寓所約我聊天。除了談經濟問題，更多的是談藝術和人生，興緻盎然，使我獲益非淺。幾年間，他給我寫過許多信札，表述他的觀點，或修正某篇稿件的遣詞用句、數據等。他雖然逾古稀，卻從不故步自封，他善於接受並運用新信息、新觀念、新方法，勇于堅持真理，及時修正錯誤，這是他嚴謹治學的一大特點。
王琢的經濟理論研究涉獵極廣，以致於我在撰寫本文時，彷彿闖入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我們看到這位經濟學家從五十年代研究商品經濟論、七十年代研究產品經濟論、八十年代研究市場經濟論、九十年代研究區域經濟發展論，留下了他治學歷程清晰的足印。對這樣一位建樹頗豐的經濟學家，怎不領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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