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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終身教授的海歸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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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事業與家庭,前途與發展,環境和空氣......到底是留在海外,還是回國發展?讓我們共同領略一位美國終身教授的心路歷程。

第一回

大過年的,辭個職吧

我如約來到系主任辦公室外間時,他的秘書白蘭地正站在高腳桌電腦雙屏幕後面。系裡從去年興起一個潮流,不少老師加高了桌子撤掉了椅子,直接站著辦公。白蘭地見我微笑道:」來啦?」,我點頭還笑,她敲了敲套間的門探頭進去說:」巍巍到了。」

兩周前就和白蘭地約見系頭的時間,她把我們的可選時間一對,最早的重疊是美東時間1月26日11點,恰逢中國農曆年三十的凌晨。進屋之後,見系頭也站著在高腳桌雙屏幕後,他腳下還有一個像傳送帶一樣的小跑步機。他讓我坐下等他發完手邊一封郵件,不久他從跑步機下來坐到我對面。

之前我們就談話的內容已經有郵件溝通,於是直奔主題,意譯下來是這樣的:

系頭:「你想回中國?」

我說:「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也對系裡的國際交流有好處。我希望最好能停薪留職。」

系頭:「我直說吧:我99%是不會答應你停薪留職。我需要你全時在這裡,教書科研拿錢。你、我、他們是系裡的新鮮血液,但不能體外循環。我希望你能重新考慮。」

他指指白板上貼的系裡過去兩年新進九個教授的介紹明信片,我和系頭都是其中一員,都在明信片的證件照上西裝革履地微笑。

我說:「謝謝您的坦率和好意。我也不兜圈子。我去意已定,停薪留職的主要目的是把剩下的幾個學生帶到畢業。」

系頭:「你這個方向系裡缺人,不空出位置就沒法招人。你可以把學生過繼給這邊的老師,你做兼職教授就可以做共同導師。但是你要想清楚啊,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比如賈老師。」

我有些意外:「是嗎?」

他點頭:「更麻煩的是,因為賈老師要走,他愛人方老師恐怕也留不住了。」 (賈老師和方老師都是美國人,這裡只是取了他們名字發音的第一個字。)

我唏噓不已:方老師是正教授,和我方向接近,當時就負責招聘我這個職位,自始自終都像大姐姐一樣友善。「非升即走」是終身教職制度最殘酷之處,這樣的命運降臨在共事一場的熟人身上,誰都免不了兔死狐悲的感傷。

此刻我也更理解系主任凝重的眉頭:我和方老師都教流體力學這門本科生基礎課,我們若同時離開將令系裡排課都捉襟見肘。

然而經歷了半年多醞釀成的決心是不可能在此刻溶解的。我說:「想好了。我準備辭職。」

走出系辦,我不禁感慨:人生如戲,「大過年的辭個職」這種春晚小品的橋段是的的確確在自己身上發生了。

第二回

你從哪裡來?

辭別系頭已經是接近中午。我約了同事小陳一起吃午飯。小陳和我不在一個系,反倒使有些事情交流起來更方便。他辦公室和Norris Hall相連,離吃飯的地方更近,我就先步行穿過半個校園去找他。弗吉尼亞理工(VT)雖然是公立大學,但校園建築和諧古樸,給人一種厚重的私校感覺。這也是因為校方多年來注重新舊建築風格的統一,連外牆都規定必須使用指定的藏青色Hokie stone。

儘管是冬日裡,在路上看到的許多學生仍是只穿著單薄的衣服。他們年輕,新鮮,火力足,就是可以穿得這麼任性。他們步履輕盈毫不猶豫,似乎對前進的方向一清二楚。然而跟學生打交道多年之後,我知道他們會猛然發現大學生活如此之短,不久就要面臨畢業與就業,挫折和打擊會接踵而來。在入學時的美好憧憬與畢業時艱難現實的鮮明對比之下,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將面臨保安和哲學家都會問的三個終極問題:「你是誰?你從哪裡來?你要到哪裡去?」。

而這些問題是極不容易回答的。經常當別人問「你從哪裡來」,哪怕簡簡單單字面意思都要讓我停頓想一想,聯繫當時的上下文,猜測對方是到底問什麼。祖國還是祖籍?居住城市還是工作城市?本科學校還是博士學校?有時候搞不清楚對方意圖還要先反問一句:「你又是從哪裡來?」然後視對方回答來對等提供答案。

在美國的這十多年,我居留的地方北至康涅提格州的新港,南至佛羅里達的奧蘭多,中至弗吉尼亞州的黑堡。無論我回答來自任何一個地方,對方通常都會說:「哦,你那裡發生過槍擊案」。這是事實:2016年奧蘭多夜店槍擊案50人遇難;2012年康州新鎮小學槍擊案26人遇難;2007年VT槍擊案32人遇難。

走到了Norris Hall,那是一座典型的大學建築,莊重古樸。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撫平了一切表面的創傷,沒有一點曾經的慘烈悲壯與驚心動魄。學生們魚貫出入,忙碌地奔向食堂或課堂,有些孩子恐怕都不知道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校園槍擊案就發生在這座樓里。十年前的一個早晨,一名韓裔學生懷揣三把槍和400多發子彈來到Norris Hall。他從裡面把三個大門都用鏈條鎖上,隨後進入206和207教室突然開火,15名師生當場遇難。兇手試圖進入204教室時,力學系Librescu教授聞聲果斷把門反鎖並指揮學生跳窗逃亡。憤怒的兇手朝門猛烈射擊,Librescu教授拚死頂住教室大門,為22名學生成功逃生贏得了寶貴時間,而他自己身中五彈遇難。

Librescu教授做出如此壯舉的時候已經是76歲。經過這裡我常忍不住想像,如果當時換作是我的教室,自己會怎樣做?我很清楚,不到四十歲的自己恐怕沒有勇氣去沖在最前面,因為在這個年紀牽掛的、未竟的、未經的都太多太多。但若真是在已過古稀接近耄耋之年的時候,倒極有可能衝上前去給生命奏響最後一個響亮的音符。

人的想法、做法和終極目標與生命時間軸有巨大的關係。什麼年齡就該做什麼樣的事情。辭職是件有衝動成分的事情,而再不衝動就老了。

我走進小陳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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