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在三里屯的四方田

四方田犬彥，電影史學家，比較文學家。原名四方田剛己，取筆名「丈彥」,被出版社誤植為「犬彥」，從此便將錯就錯為「四方田犬彥」。

居京二十年，對很多地帶仍然不問西東。三里屯就是其中之一。按說這裡使館、酒吧、商廈雲集，怎麼也不應該太生，但是不知為什麼，我一去就暈。即使這樣，某天站在那裡，我也還得擔起責任，給兩位剛結識的外來人士介紹三里屯。而其中一位，是我一直喜歡的日本電影史學者四方田犬彥先生。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讓我稍稍往前回溯。

對於四方田先生，作為影迷，尤其是日本電影的影迷，我已經讀過他幾本著作，內心對他欽佩不已。饒是如此，獲悉他為新版的《日本電影110年》來北京做活動，我並沒有積極要求做專訪。和我一向對電影的態度有關。電影是我純粹的業餘愛好，人生的樂趣之一，我並不想把有關電影的一切做成工作，除了親炙銀幕上的影像，電影界的人與事，我就只願意遠遠看著就好。

到MOMA影城聽他的講座，我也是悄悄去的。到時場內已經坐得滿滿。我做好了靠牆站聽兩小時的準備，但活動開始後，我又發現前面尚有空位。鬼使神差，就又坐到了第一排。視線前方是投影布，右前方是四方田先生，旁邊是譯者王眾一先生，擔當活動主持與現場翻譯。四方田先生開場白，就憶起小時看電影的擁擠，正像今天這樣，一下子讓講座氛圍親切了起來。他接下來講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頗受日本民眾喜歡的日活動作片、東映黑幫片。整個講座信息量、趣味性都充盈飽滿，完全可以讓我滿意地打道回府，但看到有聽眾在外面檯子邊排隊等簽書，我就也生起同樣的念頭。當然我也要和眾一老師打打招呼。認識多年，雖然不常見面，但互加著微信，知道他一直在為中日文化交流盡心儘力。我向他感慨，四方田先生今天所講的這些，對於中國觀眾來說，幾乎是在補課。尤其對中國觀眾眼中的高倉健形象，做了一次刷新。可惜這些老電影，中國觀眾少能在銀屏上看到，想要了解，就只能看碟。而說到碟片，我又忍不住吐槽常去的碟店不久前關張，我已經有陣子沒補充新品了。他聽了爽快地說，這附近就有一家，不如待會兒一起去。正好四方田先生也說過要買碟，等他簽完後。

這個倡議不錯，我倒有些微微的不安。留下來的話，我要請他簽書，當然就從容多了。但是，接下來是四方田先生的私人時間，他做了一下午活動，接不接受我這半是記者半是朋友的朋友的傢伙，貿然擠進這私人空間呢？說來到目前為止，我對他的了解，除了書本，就是這次講座。書給我的印象是：作為評論家，他視野開闊，見解精闢老到。百年日本電影史，他評點得收放自如。而講座給我的感覺是，他說話很平易，但也有咄咄逼人之處。尤其到了提問環節，有觀眾問起當代日本的作者電影，他的目光迅速抬起，銳利的一瞥從薄薄的鏡片中投向觀眾，「嚴格來說，電影不存在作者。但是有兩個人算得上例外。一個是卓別林，一個是北野武。」後面當然有他的解釋。而我卻從這一句領悟到，他來中國做講座，為什麼不選大師電影而要講這些類型片。精英的電影是電影，普羅大眾喜歡的電影，也是電影。無名者心中所想，其實更多是從後面那種電影裡面浮出來。但是，這到底能不能說服台下的聽眾呢？我不知道。因為，眼看著北京國際電影節又要開票，以我的經驗，到底還是黑澤明的電影，票搶得緊吶。

當然，評論家有評論家的立場。我有作為影迷的小糾結。這些，都只能走著看。終於，他結束了最後一家媒體的採訪，穿起了毛衣外套。說是離開，仍然在一樓角落的電影書店中瀏覽了一會，最後，目光定格於一本中文書，作者黃愛玲，一位香港影評人。看我在旁邊，他用英文對我說：她是我的好朋友。過世了。那一刻，我看到他的眼神黯下去幾秒。最後，這本書被他購下，收進囊中。

我們打出租，向目標地行進。一路也商量晚餐問題。他隨口說些稀奇菜品，都是他所到之地見過聽過的。北京老司機聽了都皺眉，可想菜品多麼奇譎。眾一先生則興緻勃勃地講起陪他到西安吃biangbiang面、吃羊肉泡的事情，「他吃得可高興了」。我剛剛開始學日語，卻因此記住了作為例句背誦的蕭伯納的名言：「世上沒有什麼愛，比對食物的愛來得更誠實。」如果由此解讀四方田先生，他的確是眾一先生所說的世界主義者。只是晚餐的方向被他帶得一轉再轉，臨下車時，已經向中東口味傾斜了。

三里屯一帶車不好停，司機把我們放到鄰近的馬路邊。下車照舊要穿街過樓，而眾一老師常去的碟店竟然挪了地方。他忙著在周邊打聽。這時就有了我們三人，在街邊駐足等待的一刻。

三個人中，另一位是陪他一起來中國的太太。我的日文剛剛起步，四方田先生也不諳中文，還好她兩邊都會。但是這樣的情況下說什麼呢？既然眾一老師不在旁邊，而我到底又住在北京，不盡點地主之誼不太像話。所以就向他太太說起三里屯來。其實任何人打眼一看，也都能明白這是個什麼地方。但話匣子一打開，就還能扯幾句閑篇。她於是也把四方田先生的話翻譯過來。原來他已經給街上走來走去的人做了總結：留長頭髮的比較多。而他年輕時也是留長發的。這倒激起我的好奇，想知道他年輕時是怎樣的，推算四方田先生年輕時所處的時代氛圍，他是否也屬於嬉皮一代？這個意思他聽懂了，但他說那時在工廠做事，一天要擠四千個雞蛋（說是為做蛋糕用）。可能，只能內心叛逆吧。這個話題我沒有往下追，因為場合不對，但他太太看出了我想進一步交流的想法，她小心地問：四方田先生也會英文的，你用英文交流，可以嗎？我當然……不可以。扔了幾十年的英語，每到張嘴要說，我都能聞到一把老鎖上銹的味道。

好在眾一老師那邊這時有了結果，新店就在對面，要穿過一個十字路口。一行人又走在了擁擠的人流當中。換一般日本人在這裡，我都會想，他可能會不適應呢。因為我所到過的日本城市，都超安靜。但因為是四方田先生，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他的安之若素不像是偽裝。僅短短一程，已經讓我對他全方位的接納方式有所認識，記得他還對我說過一個看法：日本什麼都小，小而精緻。而中國既有小的，也有大的。而大的小的，都好有意思。真是這樣嗎？我在心裡迴旋著這個提法，都忘了是否做過附和了。

各自買碟的過程很順利，出於禮貌，我沒有刻意關注他買的碟名。但從眾一老師向他的介紹，我能猜想，他的目標應該是中國的老電影。

雖然此次前來，他做的是《日本電影110年》相關活動，但因為讀過他的《日本電影與戰後的神話》，我知道他的評論視野，並不囿於一個國家。他對中日韓電影都有研究，並從中勾連起很多錯綜複雜的歷史、政治、經濟與社會思潮等方面的思考。他的著述讓我窺到了電影冰山下的很多層面，那種文化、意識形態以及民族心理的投射。而他在其中做分析，又不給人一味從概念出發的印象。「國際理解只有通過充滿緊張的主題才能實現。」從書中讀到這句話時，我已經多少能窺到四方田先生影史的一個研究方式。他會把同一部電影放給不同國家的觀眾來看。觀察他們的反應，與他們交流，然後慢慢做出自己的詮釋。

他還寫過韓流的分析文章，從席捲日本的「勇大人」（即裴勇俊）《冬日戀歌》入手，對比的是金基德電影。二者呈現的韓國是如此不同，那麼到底怎樣的韓國影視劇，能代表韓國人自己的認知？而哪些，更符合（或者說迎合）他者的想像？

這個追問，同樣暗含在他對日本電影屬性的認知上。我一直覺得，包括很多日本人也這麼認為，他們是最愛自我追問何謂日本、何謂日本文化的民族，但是我總覺得四方田先生的追問，走的是另一路。日本在他這裡，不是提純又提純之後趨向的那種「粹」的構造，而像有無數歷史疊加、有著豐富歧義的值得一思再思的對象。而並不想從事電影工作的我，何以那麼愛讀四方田先生的電影文章呢，也許是想從知日這個層面豐富我的認知。

當然，這些，都無法向他表達，我也不打算和盤托出。落座於餐廳，我只是聽他和眾一先生聊什麼。有些漸漸也清晰起來，原來這麼多年他一直沒有中止遊歷。去過以色列，在韓國教過課，後面還要去土耳其。我們最終就餐的果然是家中東餐廳，他對此也不陌生。還用阿拉伯語，對著餐廳服務員打了聲招呼。

「他的心中，到底住著怎樣大的世界呢？」我總是暗暗猜想。當然也越來越能體會，他從那種世界性的多元中生出的平等的眼光。每每翻開《日本電影110年》，我的腦子裡就像在快進一部電影史，那麼多信息撲面而來，且不全是大師風景。到底什麼是日本電影，從他展現出的百年風貌來看，它們是由無數個生產環節、時代思潮,以及不同類型的片子所共同造就，像是要打破外人非要在裡面尋求一個純粹的日本電影的執念。當然，相對這本書，我更能從那本《日本電影與戰後的神話》中，窺到他的批評態度，涉及某位日本大師級導演又不便明說之處，他的筆觸，有時會閃出文人式的狡慧，這讓我無比會心，也無端想像，這樣的四方田，要是寫起隨筆來，會很好看。

餐桌的最後一個環節，當然是簽書。眾一老師也是有備而來。他從背包里一本一本往外掏，全是四方田先生送給他的著述。日版的，台版的，餐桌上一堆老高。正如我所料，還有隨筆散文。可惜還沒引進過來。

那一刻，我還是意識到，多掌握一門語言，何其重要。雖然我已經在學日語。但是，我不是也學了那麼多年英語嗎？要是英語沒有丟的話，站在三里屯街邊的時候，也許會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但這究竟算不算真正的錯失機會呢？不知道為什麼，和眾一老師、四方田先生一行告別後，我會很奇怪地不斷想起中間那一小段停留。三里屯予我每至必有的隔膜感，和四方田他們初踏此地的陌生之間，是怎樣一種微妙差別。我現在用母語下筆都尚覺困難，到了英文，可不就是當時徒勞的那一句I』m sorry嗎？

但四方田先生迅捷的回應現在還迴旋於耳際。記得他用的是剛學的漢語：你不用說sorry，因為我也不會說普——通——話。

本文刊2018年5月29日《文匯報 筆會》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