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VS孟子,同為儒家大師,誰更偉大?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有個頭腦遲鈍的弟子叫樊遲,問什麼是「仁」,孔子說「仁者愛人」。人如何踐行「仁」的思想?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要用禮來規範和約束自己的思想,符合禮的就去做,不符合禮的就不要去做。在孔子那裡,「仁」更多的是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這種規範叫「忠恕之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像人字的結構式一撇一捺互相依靠一樣,我們要想成就自己,先要成就別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不想要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也不要強加到別人身上,這是推己及人換位思考思想。這兩句話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中處理人際關係的金科玉律。孟子對孔子的思想進行了高度的概括,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認為孔子的「仁學」就是關於做人的學問,人踐行了「仁」,這就是道。
孟子將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他把「仁學」上升為國家治理原則,提出了「仁政」的政治思想。孟子認為君主要是能夠把「仁者愛人」的思想引入頂層設計中,實行仁政,將「仁者無敵」,最終可以一統天下實現「王道」。
孔子是一個心慈面善溫情脈脈的人,在中國思想史上,他可能是第一個發現並高揚人的價值的人。孔子家裡的馬廄失火,他第一個問有沒有人受傷,這種關心人生命價值的思想,在把人當成動物的奴隸社會,是難能可貴的。《孟子》記載孔子說過,「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痛罵那些第一個開始用俑殉葬的人斷子絕孫。當然,對於用活人來殉葬的做法,用俑來代替,顯然是一種進步,孔子認為,即使是用土俑、木俑來殉葬,也是對人生命價值的漠視。孟子則把孔子「重民」的思想推向高峰。他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百姓最為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穀神其次,國君為輕」,百姓才是天下的主體和國家的根本,國君無足輕重。國君要是不行仁義殘暴百姓,百姓可以換掉國君,甚至是殺掉。這種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振聾發聵的民主思想,搞得2000年後的明太祖朱元璋還心有餘悸,他曾經恨恨地說,要是這老頭子還在,早就拉出去砍了。
人性是善還是惡,是思想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孔子並沒有給人性善惡做出界定,他說「性相近,習相遠」,認為人性是存在的,後天的環境即「習」可以改變人的本性。孔子並沒有明確說明人性的善惡 ,只是在《論語》中,表現出人性善的傾向。「子曰,人之生也直」,意思是人本身具有正直、直率的品性。而孟子,是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性善論」的人。孟子認為人和禽獸之間的區別就是道德,而人天生就具有四種向善的「萌芽」:「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意思是,「同情心就是施行仁的開始;羞恥心就是施行義的開始;辭讓心就是施行禮的開始;是非心就是智的開始。仁、義、禮、智是四個初始,就像我本來就所具有的,人有這四種開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樣。」孟子認為,有了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就是人,沒有這四種心的就是禽獸,人如果能夠好好地守護這四種心,就能成就道德。不能好好守護這四種心,成了壞人,那就是自暴自棄,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自賊」。孟子的性善論對形成中華民族懲惡揚善、積極向善的文化心理,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人格形象上,孟子和孔子也不一樣。孔子像一個溫柔敦厚的長者,在各國國君和王公貴族面前,始終保持著儒家宗師謙謙君子的形象。而孟子,就像一個怒髮衝冠的鬥士,一副高度傲嬌凜然不可犯的形象。在齊國時,齊王本來要到賓館拜見孟子,但齊王借口自己生病了,讓孟子上朝拜見自己,孟子一聽就炸了,告訴齊王的使者,正巧我也生病了,不能去見齊王,然後就出去玩了。齊王聽說孟子病了,趕緊派了私人醫生給孟子看病。而孟子寧可逃到朋友家躲起來,也不願見齊王的醫生和特使,反正你齊王不來看我,就別指望我放下架子去拜見你。在孟子看來,爵位、年齡和道德是天下最尊貴的三種東西,齊王只擁有爵位,而自己則有年齡和道德兩大優勢。就像是拳擊場上的比賽,孟子是二比一「KO」齊王。因此,孟子在遊說諸侯時始終保持著「說大人而藐之」的氣概,以「帝王師」的形象出現,我是老師,你是學生,我是來幫你的,完全不是後世儒者在權貴面前唯唯諾諾的形象。
在理想人格上,孔子崇尚聖人和君子,而孟子則崇尚大丈夫人格。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認為,儒者做官,「得志」的時候,應該同老百姓站在一起,這就是「達則兼濟天下」;「不得志」,即不在其位時也應該堅守道義,不能為了保住祿位而喪失獨立人格,這就是「窮則獨善其身」。真正的大丈夫應該是「三合一」的形象:不因富貴而亂了方寸,不因貧賤而改變志向,不可在威武之前屈服變節。孟子倡導的大丈夫精神,深刻影響了後世知識分子特立獨行的品格。
孔子在和別人的交談中,柔風細雨循循善誘,說話言簡意賅,你可能一時不懂,但餘味悠長如坐春風。而與孟子談話,就像屁股底下有仙人掌如坐針氈。孟子是個雄辯家,他與人談話,總是用參加辯論賽的方式,專治各種不服。有時候如春風化雨,實際上是給談話者「挖坑」,讓你不自覺的掉進孟子語言的「陷阱」,用現在的話說是「滿滿的都是套路」;一會兒如雷霆萬鈞狂風驟雨,駁得你面紅耳赤大汗淋漓,最後「竟無言以對」。
其實,孔子最應該感謝的人是孟子。孔子去世後,儒家分崩離析成了八派,儒家思想有走向衰落之勢。當時在社會上佔據主流的是楊朱和墨子的學說。楊朱是個極端自私主義者,他主張「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大家各自管好自己,不要去麻煩別人,這樣世界就太平了。而墨家是極端利他主義者,他們主張兼愛,要像愛父母一樣去愛別人,這就像是買了愛的保險,你付出一份愛,別人給你更多的愛,這樣世界也就和諧了。在戰國時期戰火頻發老百姓生命朝不保夕的時代,這兩種理想很美好誘人。但孟子認為這兩種思想對儒家學說造成了嚴重的衝擊,「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以孔子思想傳承人自居的孟子,認為自己有責任有義務批判這兩種思想,讓儒家思想重新挺立於文化的頂端。孟子認為楊朱的「為我」是「無君」,不為君主服務,是破壞了等級秩序;墨子的「兼愛」是把父母等同於陌生人,是「無父」,無父就是「禽獸」;而無君、無父就是破壞「忠孝」和「仁義」,不合人道,就是禽獸。對這種歪理學說,雄辯滔滔的孟子當然要對他們大加鞭撻。
在孟子眼裡,儒家思想是正確的,其他一概扯淡。所以孟子還對法家、縱橫家、農家等學派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孟子認為佔據了道德制高點,身上充滿了「浩然之氣」,辯論的水平又高,經常把那些學派駁得啞口無言。人們認為孟子好辯,但孟子說,自己是迫不得已,「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 ,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由此可知,孟子是以一個心懷天下、以孔子門徒自居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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