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長征中開過「陳福村會議」嗎？ ——對孫果達「答楊奎松教授質疑」一文的回應

原標題：中共中央長征中開過「陳福村會議」嗎？ ——對孫果達「答楊奎松教授質疑」一文的回應

《蘇區研究》2018年第3期

中共中央長征中開過「陳福村會議」嗎？

——對孫果達「答楊奎松教授質疑」一文的回應

楊奎松

提要：有關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何時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又稱新「三人團」）的問題，中共黨史研究者中間一直有所爭論。2005年孫果達等提出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說法，即認為新「三人團」應該是在魯班場作戰失利，中央紅軍被迫三渡赤水後，於3月17日在赤水河西一個叫陳福村的小村子裡，通過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決定的。對此說法，筆者曾簡單地提出過一點不同看法，沒料到引起孫果達教授相當激烈的反應和駁斥。不得已，筆者花時間對此問題做了一些考析，卻發現頗有影響的「陳福村會議」一說的主要論據及其論辯邏輯，都是不能成立的。　

關鍵詞：孫果達；陳福村會議；毛澤東；新「三人團」；長征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8.03.001

作者簡介：楊奎松，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241）　

我在《蘇區研究》2016年第4期發表了一篇討論長征途中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形成確立時間經過問題的文章。之所以會討論到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我早年做西安事變研究和寫《「中間地帶」的革命》一書時對此都有觸及，提出了看法，卻沒有做過具體的史實梳理和考據。那之後偶爾讀到這方面的研究論文，發現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仍局限在黨史學者的範圍內，基本上還是集中在「確立」的時間地點問題，對「確立」的動態過程鮮有思考和討論。故在接到《蘇區研究》編輯邀稿之後，就想藉機梳理一下手邊資料，同時將長征過程中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軍事領袖地位組織上的形成過程，亦即從遵義會議打下初步基礎，到陝北前後取得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領導人一致認同這一變化發展過程，嘗試做一概要的解讀。　

我從來認為，任何有所成功的政治歷史人物都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個人思想及其能力上是如此，其人生過程中在政治組織上的發展也是如此。研究歷史人物，除了要努力還原具體史實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避免簡單化地靜態還原某個碎片，而要能夠把其成長的動態過程，特別是曲折的歷史經過及其複雜原因反映出來。具體到毛澤東，長征無疑是他在政治上、軍事上崛起的一個重要契機，但他的崛起，即便在遵義會議以後，或新「三人團」成立以後，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傳統黨史在這方面的研究往往不重視這種過程性和變化性的考察，今天黨史研究者固然對毛何時被「確立」問題已有不同意見，卻多半還是局限在「確立」時間早一點還是晚一點的問題上，甚至還會泛泛地把毛在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中軍事領導地位的「確立」，與他在全黨全軍中軍事領導地位的「確立」簡單地混為一談。【有學者也對以新「三人團」成立為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或黨內領導地位確立的標誌，有過不同的聲音。如曾景忠：《遵義會議後中央三人軍事領導機構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曙新：《不宜將「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作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論據》，《黨史研究與教學》1996年第6期。】因為我重視的是過程和變化，因此我的文章自然也就沒有打算在「確立」的時間點上下功夫，只是想要強調和反映「確立」的動態經過。也因此，我在文章開篇就做了聲明，面對數量甚多的各種討論文章，我的這篇文章只是「貢獻一孔之見」。在文章的第一節，我也盡量全面介紹了自1980年代初以來圍繞這個「確立」問題出現的各種不同說法。但我對爭論各方主張的一些具體的時間點，比如新「三人團」究竟是成立於1935年3月11日，12日，17日，或3月下旬的哪一天等問題，並不十分看重。我固然會討論到一些研究者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並提出一些質疑，也只是停留在邏輯層面，沒有深入到具體史實的層面。自然，我原本也沒有打算就這一問題將我的研究討論進一步深入下去。此文完成，我原本也無意再花時間去做進一步的研究思考了。　

正因為這種情況，去年秋天得知有人發文與我商榷，我甚至沒有去讀一下商榷的文章。直到假期過後處理手邊過刊，不經意翻看到《蘇區研究》2017年第5期有《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以下簡稱《再論》）的標題，注意到作者孫果達自己主動對號入座，並給他的文章起了一個醒目的直接針對我的副標題：「答楊奎松教授質疑」，這才不得不讀了孫教授的文章。這一讀，竟發現我要想不討論、不回應都不行了。當然，在這裡我也應該感謝孫教授逼著我來考察研究一下被他視為不容質疑的那個「陳福村會議」的問題。在前面那篇文章中，我其實已經對孫教授這個「發明」【所謂「陳福村會議」的發明權，目前筆者尚不能完全確定是孫教授的。因為孫教授論證這一會議的最早的文章應該發表於2005年五六月間，而馬洪武教授收入自己論文集的一篇文章，討論的內容及觀點與孫文相同，章節附註中說明「原載」於2005年8月出版的《紀念紅軍四川會師文集》中。如果這一記載不錯的話，那麼馬教授的文章在會議上發表的時間理當在孫文正式發表之前。但筆者查不到馬教授提到的這本書，只查到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會師四川研究文集》，裡面收錄有馬教授的標題不同，內容基本相同，唯篇幅較小亦無注釋的一篇文章。故很可能馬教授收入自己論文集的文章是後來加工過的，章節附註「原載」之《紀念紅軍四川會師文集》理當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那本文集，其所注「2005年8月」出版，應該是對自己會議發表時間的誤注。不過，孫教授2005年的文章還沒有提出「陳福村會議」這一概念，馬文則已經提出了這一概念。因此兩人誰參考了誰，誰發表在先，尚難定論，惟馬教授最先提出「陳福村會議」這一概念應該不錯。參見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馬洪武：《遵義會議與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評通道會議到會理會議的系列會議》，馬洪武：《史海求真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501頁。】頗多疑問，但當時一是沒有時間做考據，碰到搞不清楚或明顯說不大通的地方，只是委婉提出來了事；二是我文章主旨也不是要來討論這個「陳福村會議」的，更不是想要推翻他所堅持的看法，提出一個什麼新的時間點；三是我也注意到，專業學者多半並不贊同他的說法，故我雖有疑惑，並未想要自己來做釋疑的工作。他的「商榷」迫使我必須要就此來做較深入一點的考據和辨析，而稍一考析也就發現了不少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因此，這篇回應文章也就不再是簡單回應孫果達教授的「商榷」，而是著重於質疑並剖析孫教授那個所謂「陳福村會議」的說法了。　

一、「陳福村會議」說沒有質疑者嗎？

我之所以非要回應孫教授不可，原本是因為他的學風讓我無法接受。因為對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和地點提出了一個不同於官方的說法，特別是創造了一個史上從未有人提到過，或用他的話叫「鮮為人知」的「陳福村會議」，為自己贏得了一些附和的聲音，孫教授似乎就把新「三人團」成立時間地點的研究當成了不容他人置喙的一塊自留地了。我在一篇文章中只用了不足千字對他的說法提出了一點不同的看法，他便寫出上萬字長文大張撻伐。之所以說是大張撻伐，是因為其文章的每個標題都是批判式的：「有違史實」，「誤解」史料，「觀點矛盾」，「缺乏實證」，「更改資料」等等；行文的每段文字也都充斥著譴責的語氣。其結論更是武斷且不留餘地，聲稱：我的文章「對小組成立於3月17日的質疑有違史實，認為小組成立於3月31日的觀點也有違史實，論證過程又更改資料、觀點矛盾與缺乏實證，其質疑與觀點都難以成立。」而他則斷言，自己關於新「三人團」「成立於1935年3月17日赤水河畔的陳福村」的說法，已經被各種證據和論證充分證明是準確的，不僅早就得到了多數研究者的認同，而且從「沒有發現質疑者」。【孫果達：《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蘇區研究》2017年第5期。】

首先要說明，我過去從沒有具體研究過紅軍長征的微觀史實問題，孫教授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發表已有十多年，我相信，他對一些資料的掌握和對一些微觀史實的表述理應比我更全面，也會更精細一些。但是，孫教授似乎不大清楚，學術研究原本就是需要相互討論和質疑的，他的「陳福村會議」一說提出已有十幾年時間，至今仍舊停留在當年論證的水平上，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缺少歷史學者的質疑與商榷。長征途中這個新「三人團」的成立時間問題，原本就是一個沒有直接史料證據，只能靠研究者對各種間接史料在合理分析基礎上大膽推測來做判斷的問題。這種分析和推測再合理，終究也只是一種純主觀的臆測。缺少質疑和商榷，對研究者不僅不是好事，反而是一件很不利的事情。孫教授顯然十分欠缺這方面的經驗，只因為觀點提出多年都沒有人直接提出質疑和商榷，便逐漸認定自己的說法已顛撲不破，以至於當發現有人質疑時，竟會意氣用事，並喪失了基於學術標準來進行思考和討論的能力了。　

必須說明，孫教授的所謂「沒有發現質疑者」，並不是事實，只是有的質疑文章可能被他忽略掉了【比如黃先榮：《也談毛澤東的「得意之筆」——與孫果達同志商榷》，《遵義》2008年9月號。】，而多數不認同他的說法卻沒有直接向他提出商榷的研究成果，都被他認定是等同於接受他的說法了吧。因此，我說「多數研究者並不認同」他的說法，才會讓他反應如此激烈。只不過，他在文中一氣舉出四篇「研究述評」來證明他的說法已經得到學界認同，並據此聲稱從「沒有發現質疑者」，卻太缺乏學術常識了。凡治學者都知道，「研究述評」只是個別研究者對某一課題研究發展狀況的客觀介紹與評述，既不反映學界集體對其中介紹到的某一觀點或說法的態度看法如何，甚至也不代表寫述評者本人就認同文中介紹到的某個觀點或說法。只舉幾篇提到了他的新說法的述評文章，就想要證明多數研究者都認同他的說法，已經讓人很無語；而以為只要沒有人像我那樣直接質疑他的說法，即等於大家都認同了他的說法，其邏輯就更加令人難以置信了。　

查孫教授2005年提出新「三人團」1935年3月17日成立於「赤水河畔的陳福村」一說【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至今，其說法的確流行較廣。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這種流行多半只是在非專業研究的人群當中【網上可見認同文字較多，如：宛平：《長征中的軍事三人小組和陳福村會議》，360doc.com個人圖書館，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05/11/10310181_510894355.shtml；通吃島：《四渡赤水——禪機妙算還是歪打正著？》，轉見ttp://www.360doc.com/document/17/0821/16/17268931_680891917.shtml等；黨史通俗讀物亦有一些借用者，如：李亮：《中共歷史上的三個「三人團」》，《黨史文苑》2006年第9期；湯家玉：《新「三人團」：挽狂瀾於既倒》，《黨史文匯》2016年第2期；凌翔：《永遠的八一軍旗》，晨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頁。學術著述認同的極少，筆者僅見一篇，即馬洪武：《毛澤東何時確立了在紅軍和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紀念紅軍四川會師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又改題為《再談遵義會議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刊於《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專業學者認同利用的極少。即使是不很重視史實考據的黨史研究者，往往也不認同他的說法。眾多官方黨史專家，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於2011年，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唐雙寧於2015年，及人稱紅軍長征史資深專家的費侃如於2016年，都還新發或再發專文討論這一問題，堅持3月11或12日說。【石仲泉：《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是怎樣成為領導核心的》，《新湘評論》2011年第6期；唐雙寧：《遵義會議的前前後後》，《百年潮》2015年第1期；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6期（原發於《黨史通訊》1984年第5期）；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再探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7期。】至於其他專業一點的黨史或軍史研究者，包括近些年官方或集體著述修訂再版及新版的相關人物傳記和長征史等，至今也都繼續3月11、12日說，或個別主張3月下旬說。【專著如，雙石：《毛澤東的神來之筆：記中央紅軍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之戰》，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頁；程中原：《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電子版），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7頁；徐焰等主編：《寫給新一代人看的輝煌軍史》，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頁；金一南：《歷史：追尋之旅》，長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39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紅軍長征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年修訂版，第110頁；曲愛國、張叢田主編：《長征記》，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1頁；歐陽雪梅：《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電子版），天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253頁，等。論文如，關黔新：《紅軍四渡赤水之戰新論》，《軍事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李懷錄：《遵義會議研究的兩個問題》，《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1期；閔廷均：《四渡赤水點睛之筆——魯班場戰鬥》，《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1期；何愛梅：《從「三人團」到五大書記：中共中央領導體制演進研究》，山東師範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等。】我文中說「多數研究者並不認同」，既不是無中生有，亦非誇大其辭。【類似的說法也早有研究者指出過。如張黔生主編：《遵義市黨史工作志（1981-2011）》，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頁。其表述是：「現黨史學界已普遍認定，小組是1935年3月12日在貴州省遵義縣苟壩村新房子成立的。也有個別研究者認為小組是1935年3月17日在川黔交界處的陳福村成立的。」】

為什麼多數專業研究者只是堅持自己或官方原有的觀點，而沒有直接挑戰孫教授的說法呢？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大家都不掌握第一手的文獻史料，對新「三人團」成立的任何一種時間、地點的判斷，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測。因此，大概除了孫教授外，還沒有哪位學者會認為只有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判斷或說法是不可質疑，而喜歡公開與質疑者打筆仗的。在大家都自認缺乏充足的史實依據，許多問題辨不清楚的情況下，多數人寧願自講自話，而不去與人直接爭論，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這也和研究這種中共黨史問題的學者，重視和習慣做歷史考據的人不多有關。再加上中共黨史研究學者中能夠在紅軍長征史實研究上深入到微觀的人不多，能夠在這樣一個圍繞著不過一天、兩天、一周、半月之差的不同說法中發現問題並進行深入考據的人，相對而言自然也就更難見到了。　

二、魯班場之戰失利成就了新「三人團」？

為什麼說大家都只是在做合理推測，包括孫教授本人也不例外呢？約略介紹一下已有各說的論證情況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比如，對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3年調查報告的說法，即「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貴州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的」【《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年2月），《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編輯組編：《遵義會議資料選編》，內部發行，1985年，第189頁。】，多年研究遵義會議的費侃如就不十分贊同。他對3月11日說之所以不認同，是因為在他看來，「從毛澤東、周恩來、洛甫、陳雲等主要當事人事後回憶的情況」可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理當成立於停止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計劃之後。注意到朱德取消進攻打鼓新場命令是3月11日中午之後才下達的，他認為：「可以肯定『小組』不會在3月11日之前成立，只會在11日之後。」【其實此說，包括一般據周恩來1972年回憶所說3月10日會議大家一致通過打打鼓新場，毛澤東半夜找周談，周「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等說法，都尚有可質疑的空間。因朱德依據會議討論下達不打打鼓新場的這一電令，時間為3月11日1時30分，並非11日「一早」之後。且朱電中還特別提到：「據昨前兩天情報，猶旅已出西安寨退泮水，如見我大部則續退新場。滇軍魯旅已到黔西，十二號可到新場，安龔兩旅則跟進。依此，我主力進攻新場已失時機……所以軍委已於昨十號二十一時發出集中平家寨、楓香壩、花苗田地域之命令，以便尋求新的機動」。此一說明亦反映出發動進攻打鼓新場不利的情報在10日已很清楚，10日討論至晚9點前已基本得出結論，並改變了原議作戰方針，11日凌晨1時30分電系正式通告。由此可知，3月11日並非不可能再開會，「新『三人團』」問題的討論和決定，未必「只會在11日之後」。《朱德致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電》，1935年3月11日，周朝舉編：《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中集第二分冊），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頁。並見《關於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3年2月），《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188頁。】為什麼不會是11日當天呢？他進一步舉出葉劍英的回憶，因為葉提到：「成立三人小組那個會……正在開會，敵人飛機來炸，我和毛主席還到一間茅草房去躲」，而時任軍委三局政委的伍雲甫3月12日日記恰好有「敵機五架在附近擲彈」的記述。同時，次日即3月13日，「黨中央政治局」又以朱德的名義發布了關於「我野戰軍戰略方針」的「決定」。他據此認定，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1983年調查報告關於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立於3月11日左右的說法不大準確，應該「認定『小組』是1935年3月12日成立的。」當然，考慮到缺少一手史料，他還是明確地把自己的這一看法限定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為此，他還對自己的這一結論性意見加上了「如果」兩個字。稱「如果上述『小組』成立時間是12日的結論是準確的，那麼，『小組』成立地點就應在苟壩」。【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與遵義會議決議》，《貴州文史叢刊》1982年第4期；《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黨史通訊》1984年第5期；費侃如：《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探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6期；《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再探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7期。】

對於3月11日說和3月12日說均持有異議的陸軍指揮學院《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課題組認為，3月11日雖然下達了停止進攻打鼓新場的命令，「但是事情並沒有結束」。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是急於想要打出一塊地盤來，「所以又決定去打一個叫魯班場的地方」。他們基於邏輯判斷認為：「決定攻打魯班場和打打鼓新場是同一個指導思想，是不符合毛澤東一貫主張採用的作戰原則的」。事實上，3月15日打了一天，也未能解決戰鬥，紅軍反而傷亡了近500人，當晚就不得不撤出戰鬥，馬上開始三渡赤水河。17日過河後，仍一直保持機動，設法尋找戰機，打擊尾追之敵。直到19日白天，紅軍仍派出一個團佯裝主力西進，吸引敵主力西追。20日下午才決定「以突然的動作四渡赤水河，繞到各路追兵的側後方，開始擺脫被追擊的被動局面。」因此，課題組認為，毛澤東關於成立軍事指揮小組的提議，理應是在三渡或四渡赤水之後；三人小組的成立，則應該是在3月20日四渡赤水之後到3月31日南渡烏江以前這段時間。之所以如此判斷，一是因為他們認為：「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主要原因是要改變指揮方式，指揮方式的改變是可以從紅軍的行動和作戰指導方針的變化中反映出來的。」從土城戰鬥、打打鼓新場動議及魯班場戰鬥等均可看出，遵義會議之後中共中央軍事指揮方式一直到三渡赤水都沒有改變，明顯的變化是在四渡赤水之後，特別是在南渡烏江及其之後的一系列作戰指揮上才清楚地表現出來的。二是因為張聞天1943年12月整風自述材料中恰好也講到，成立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的事是「在搶渡烏江以前，澤東同志提議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的。因此，小組正式成立於3月21日四渡赤水之後到3月31日「搶渡烏江以前」這段時間，更為合理。【賈啟玉主編，陸軍指揮學院課題組編著：《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6頁。】　

孫果達不同意3月11日、12日說和3月下旬說的主要理由，也同樣是基於幾個間接材料的合理推論。即：　

（1）3月10日、11日毛澤東與政治局多數成員就要不要進攻打鼓新場問題發生了尖銳的意見分歧，毛因此被免去了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的職務，「從人們正常的思想認識來看」，政治局「不可能在一夜間就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擁護當時還是絕對少數派的毛澤東實際執掌軍事領導權」。　

（2）3月15日魯班場戰鬥的作戰思想與毛澤東此前反對的打鼓新場的作戰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該戰鬥不可能是有毛澤東參加的新「三人團」決定和指揮的，只能是張聞天「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的」。魯班場戰役失利，軍事形勢更為嚴重，這才促使毛澤東向張聞天建議不再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決定軍事問題，應成立三人指揮小組，張聞天也意識到不能繼續集體討論決定軍事問題，故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　

（3）費侃如判斷3月12日為小組成立時間主要靠兩個參考資料，一個是葉劍英有開三人小組成立會時「敵人飛機來炸」，他和毛「到一間茅草房去躲」的回憶；一個是伍雲甫12日日記有當天「敵機五架在附近擲彈」的記述。但照葉回憶的情況，「當時的敵機（應該）是沖著開會地點來的，並且正在軍委縱隊駐地的上空，否則毛澤東和葉劍英還不至於急著躲避」。而伍雲甫12日日記所記「敵機五架」卻是在「附近擲彈」，沒有直接威脅到開會地點，故不符合葉說的情況。反倒是17日伍雲甫日記及肖鋒同日的日記都記述到當天軍委縱隊與一軍團遭敵空襲，部屬死傷，物資損毀的情況，故更能夠印證葉回憶的，不應該是伍雲甫12日的日記，而應該是他17日的日記。　

已知孫教授是在2005年提出這一看法的，當時他對自己所下結論也還能注意把持學術討論的原則。他在文中特彆強調說，他的看法也還只是提出了一種「可能性」。比如，他在文中就寫道：「葉劍英的回憶與兩本長征日記的記載互為印證，形成了證據鏈。這足以說明小組成立於3月17日的可能性遠大於3月12日，陳福村作為成立地點的可能性也遠大於苟壩。」【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應該說，孫教授上述部分分析和推測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我同意他說：「從人們正常的思想認識【「正常的思想認識」不確切，或改為「正常的思維邏輯」之類會更準確一些。】來看」，政治局剛剛否了毛澤東的意見、免了他的政委職務，「在一夜間就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擁護當時還是絕對少數派的毛澤東實際執掌軍事領導權」，的確有點不合常情常理。但是，他提出這一質疑後的邏輯推理卻很不周延。這主要表現在他聲稱打魯班場的決定與毛澤東無關。他斷言：打魯班場的思想和毛反對的打打鼓新場的思想是一樣的，因此魯班場之戰不是毛澤東指揮的，而是張聞天「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的」。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有意迴避了質疑這一點，當時不想花筆墨去討論這個問題，是擔心一旦討論就會讓孫教授敏感地以為我是針對他並有意讓他難堪。但我在文中還是委婉地提了一句：「3月15日魯班場之戰就是中央政治局採納毛的建議打的。」因為這不是一個小問題，它恰恰也是我無法同意孫的說法（也不完全認同陸軍指揮學院課題組的說法）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魯班場之戰明明是毛澤東直接參与決定並且親自指揮的，這在研究紅軍長征史的學者當中幾乎是一個常識。【鄧飛：《憶魯班場戰鬥話得失》，《軍事歷史》1995年第3期；徐焰：《四渡赤水出奇兵——到底「奇」在哪裡？》，《人民日報》2006年10月22日，第6版；金一南：《歷史：追尋之旅》，第239頁；幸克堅主編，王愛華：《黑白：從這裡走向勝利》，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12頁；付雙龍、魏希楠：《關於四渡赤水中的「走」與「打」》，《中國軍事科學》2016年第5期。】要想改變人們對這一史實的認識，首先就要挑戰毛澤東自己的說法。毛澤東對此講得很清楚，魯班場之戰是他指揮的。他甚至講，這是他指揮打仗以來幾次最主要的「敗仗」之一。【毛澤東：《關於個人革命戰爭經歷的若干回憶——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9月10日），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26頁。】一直在研究中央紅軍長征史的孫教授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說孫教授很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是因為2003年他就寫過一篇題為「魯班場之戰」的文章，文中他明確肯定毛澤東參與了這場作戰的發起和指揮。【孫當時承認3月12日已組成了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全權指揮軍事」。正是在該小組領導下，毛任政委的「前敵司令部決定進攻魯班場之敵」，並且沒有採納彭德懷的反對意見。見孫果達：《魯班場之戰》，《領導文萃》2003年第7期。】不難想像，2005年孫教授提出「三人小組成立於陳福村」說之時，很清楚自己這樣做「有違」毛澤東自己的看法，也「有違」中共黨史學界久已認定的「史實」，並且還「有違」他自己不久前的說法。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孫教授不是不可以推翻並改變前說，但他必須要下功夫去做深入細緻的史料爬梳和考據，去證明毛澤東後來的講法是錯的，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此前的認識也都是錯的。遺憾的是，他沒有去做這樣的工作，甚至在沒有指正前說的情況下就憑想像另立了新說。也許，幾年後孫教授意識到直接否認毛澤東參與了魯班場作戰的決定和指揮太過武斷，因此他換了一種形式上不否定，實際上否定的曲折的作法。即一方面承認「魯班場之戰毛澤東是前敵司令部政委」，參與了魯班場之戰的決定和指揮；另一方面借用毛澤東講過的話，聲稱張聞天「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進而批評說「這種缺乏戰略眼光的集體討論（不僅）會嚴重貽誤戰機」，還會導致毛澤東被解職，因而毛「連自己的職務都保不住」。言外之意，毛同意打魯班場並負責軍事指揮，純粹是不得已而為之，「毛澤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軍事指揮權」。這也就是說，孫教授還是認為，打魯班場是張聞天的責任。【值得注意的是，馬洪武2006年的說法和做法與孫教授極其相似。他先是強調3月14日之前「如果這時成立了新的『三人團』指揮軍事，就不可能於3月14日決定攻打魯班場敵軍。因為……打這種無勝利把握的攻堅戰，不符合毛澤東的指揮風格。」很快，馬教授又修改了他上述的說法，承認打魯班場毛澤東是「總指揮」，毛澤東「為什麼又同意去啃硬的呢？這主要就是每天這二十多人的民主會，很難作出適當的戰機選擇。」分見孫果達：《四渡赤水決策過程研究》，《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馬洪武：《遵義會議與毛澤東在紅軍和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的確立——評通道會議到會理會議的系列會議》；孫果達：《「四渡赤水」還是「第四次渡赤水」——正確理解毛澤東的「得意之筆」》，《百年潮》2009年第1期；孫果達：《四渡赤水甄義》，《北京支部生活》2010年第3期；孫果達：《遵義會議後長征路上的兩次重要會議》，《黨史縱橫》2010年第8期。】　

問題是，退一百步，假定孫教授的推測有道理，他有什麼證據能證明打魯班場的決定是張聞天主持的集體討論會決定的呢？就因為毛講過「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嗎？那麼，毛澤東這句話里提到的兩個關鍵詞，即一個「打鼓新場」、一個「每天」，具體指的是哪個時間段，包不包括3月14日決定打魯班場那天，孫教授不用考察辨析一下嗎？再退一千步，即使我們相信打魯班場是張聞天主持的「缺乏戰略眼光的集體討論」決定的，那麼，從3月10日在打打鼓新場問題上所發生的衝突，特別是毛澤東激烈反對一事上，理應引發出一個疑問，即對錯誤的決定，毛從來都是寧擲烏紗也要反對的，為什麼這次他竟會同意他認為政治局會議不正確的決議，並且以「前敵司令部政委」的身份親自參與指揮作戰呢？就因為害怕保不住自己的職務嗎？再退一萬步，毛澤東當時真的是出於不得已被迫同意、被迫指揮了，以他的性格和他在許多歷史問題上表現出來的錙銖必較的態度，他後來會把他本來就反對的這場作戰的敗績算到自己的頭上來嗎？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孫教授發明的「陳福村會議」一說，只能建立在這樣一種邏輯推理上，即：魯班場之戰是張聞天主持決定的，戰役受挫後張心理上受到很大打擊，毛澤東乘機提議改變軍事決策方式，張馬上認同並接受了毛的提議。如果魯班場之戰本來就是毛澤東提議和指揮的，說部隊剛剛撤下來，毛就提議說打仗不能再搞集體決定，必須交由自己和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全權決定；說張聞天等人不稍猶豫，馬上認同，開會批准，按照孫教授自己的邏輯，情理上也明顯不通。因為這和孫教授不認同費侃如3月12日說時講的那句話的邏輯是如出一轍的。即「從人們正常的思想認識來看」，毛澤東剛剛參與提議、決定並指揮部隊打了敗仗，張聞天及政治局多數領導人當然「不可能在一夜間就來個180度的大轉彎」，把最高軍事指揮權馬上交給毛澤東。　　

三、何來「陳福村」？

坦率地說，孫教授解決不了上述這一悖論，其3月17日「陳福村會議」之說即難以成立，他的其他論證亦大可不必多做討論。但孫教授既然再三再四地指責我「有違史實」，那麼，我這裡也就不妨來考據一下，他所說的那些所謂「史實」真的都存在嗎？　

孫教授聲稱，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經在「陳福村」開過會，決定並宣告了新「三人團」的成立，一個理由是他告訴我們說存在著這樣一個「史實」：3月16日18時朱德行動部署電已「明顯地為第二天將要舉行的成立三人團的重要會議做了準備。」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史實」呢？因為他發現，電報對渡河後各部隊的宿營地安排得「過於集中」，很不正常。因此，他的結論是：這「無疑是為了讓各部首長便於參加重要會議，否則豈不是犯了全軍就近而聚易遭敵機轟炸的大忌？」【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遵義會議後長征路上的兩次重要會議》。】

為什麼說部隊宿營地安排「過於集中」了呢？他引用朱德的電文稱：「其中規定幹部團『渡後即向西走二十里』」；規定「一軍團『渡後即向西北通核桃壩方向走三十里』」；「三軍團『渡後即向西南走三十里』」；「九軍團『渡後即向西走十里』」。各部隊渡河後即「隱蔽休息」，只安排「五軍團『候九軍團全部渡完後即破壞諸渡河器材，扼守西岸』」。孫教授沒有提到軍委自己的位置，實際上軍委的位置是「渡後即向西走十五里隱蔽休息」。這也就是說，渡河後以軍委縱隊為中心，幹部團在其西面5里處，九軍團在其東10里處，五軍團在其東15里處，一軍團在其西北20餘里處，三軍團在其西南20餘里處，軍委距四大軍團各10-20餘里之間。但已知當時集中到赤水河西岸的四大兵團少則兩三千，多則六七千，駐地相差10-20餘里，怎麼就「過於集中」了呢？　

孫教授證明他這一判斷的方法很奇怪，他實際上依據的只是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兩則日記。他發現伍雲甫17日日記和肖鋒17日日記都記述了各自所在部隊遭到敵機轟炸，並造成了人員和財產的損失。在他看來，伍雲甫是軍委三局的，一定是跟著軍委縱隊行動的；肖鋒是一軍團的，一定是跟著一軍團主力行動的。他據此得出的邏輯判斷是：為什麼費侃如提到的3月12日敵人突襲，「既沒有轟炸中央軍委縱隊，也沒有轟炸紅一軍團」，而17日敵機轟炸「伍雲甫與肖鋒所在的兩個小單位死傷達到12人」？不就說明軍委「因為要準備開會駐地（安排）比較集中」，「沒有料到部隊過於集中而（容易）受到敵機的襲擊」嗎？【孫果達：《遵義會議後長征路上的兩次重要會議》。】

然而，孫教授在這裡其實擺了一個烏龍。伍雲甫所在三局是隨軍委行動的，17日駐地理應也靠近軍委駐地。肖鋒就不同了，他這時是隨黃永勝任團長的紅三團行動的，而紅三團這段時間裡一直擔任的是疑兵任務，並未隨一軍團司令部行動。孫教授應該是讀過肖鋒3月17日日記的，他還引用其中的話，即「軍團決定在這裡休整幾天，安置傷員，擦拭武器，擴紅，打土豪，籌糧款，做點衣服」，批評我「有違肖鋒日記……的記載」。他也讀過肖鋒18日的日記，並幾乎全文照抄了這一天的日記，包括「師首長要我們巡視團隨三團行動」，據此批評我「混淆了『搶渡烏江』和『南渡烏江』」。卻不料他完全沒有地理知識，也沒有查過地圖，竟然不清楚肖鋒在日記中所記的地名有什麼意義。肖鋒在16日的日記里寫得很清楚，他們隨三團當天「繞過扎西，達魯測雞宿營」，「譚主任要我們……幫助扎西特委開展蘇維埃運動」。【肖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3）》，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90頁。】故其17日日記中所說「軍團決定在這裡休整幾天，安置傷員，擦拭武器」等等，都是指在扎西附近的紅三團的情況。他照抄肖鋒18日日記所謂「從鄂家渡第八次過赤水河，由北向南，折轉指向貴陽行動」時，也完全沒有思考一下，這個「鄂家渡」【這裡的「鄂」字，其實是「鄢」字之誤。】在什麼地方，中央紅軍隨後四渡赤水明明是由西向東，肖鋒他們渡赤水為什麼會「由北向南」？對這種問題，稍有史學訓練者都不大可能如此麻木而不馬上問一個為什麼。只要敏感一點，查一下地名，對一下地圖，就不難發覺肖鋒3月17日其實遠在離赤水河西岸軍委駐地200公里以外。如此即不難了解，肖鋒所在部隊和伍雲甫所在部隊，雖然在同一天都遭到轟炸，並有人員傷亡，但這兩件事怎麼都不能扯到一起去，更不可能據此得出兩支部隊駐地靠得太近的結論來。　

孫教授會如此粗心地把兩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當然是為了想要建立和完善他關於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陳福村」召開過擴大會議的那個說法。強調部隊安排「過於集中」，就是要佐證他所謂軍委把過河後的各部隊都「布置在自己的四周」，「顯然是準備舉行重要會議以決定部隊的下一步行動」的一種需要。【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遵義會議後長征路上的兩次重要會議》。】然而這只是一種猜測，而且是極其缺少應有史地常識的不合邏輯的推測。　

熟悉遵義會議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幾次擴大會議召開情況的研究者，應該都了解，當時軍事高於一切，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固然會把各部門的主要首長召集到中央來，但中央那時通常會讓需要與會的負責將領暫時離開部隊幾天，從不會不顧軍事行動的需要調動部隊宿營地來適應中央開會，更不可能無視敵機轟炸的危險，讓部隊「過於集中」，以便利少數領導人就近開會。硬說軍委是為了便於及時召開「陳福村會議」，忽略了被轟炸的危險，導致了挨得太近的兩支小部隊因敵機轟炸受到較大損失，這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中共中央此前此後開會的慣例。　

再進一步，電報指示等談到的計劃部署安排等等，總是帶有相當的主觀性的，就軍事行動來說就更是無法與實際發生的情形相一致了。歷史研究者很難簡單地拿一則文獻、一份電報中的說法，來作自己論證的所謂「史實」。比如，朱德16日電要求「一軍團應從今（16日）十八時起至二十二時止渡過河」，然後向西北走30里「隱蔽休息」。讀當時在一軍團政治部工作的童小鵬的日記，再參考其他軍史等資料，可知一軍團司令部及政治部實際上到17日凌晨2時才開始渡河，開始時間即比朱德電示整整晚了十幾個小時，主力部隊幾個小時才渡完，經土灘壩開至草子壩宿營時已是中午時分了。且這段路程，朱電講的是30里，童小鵬出發前被告知20里，實際上部隊走到目的地後，接著主力又西行了40里，實際走了60里。【參見童小鵬：《軍中日記（節選）》，《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2）》，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97頁；周均倫編著：《聶榮臻年譜》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頁；丁玲主編：《紅軍長征記》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頁，等。】

同樣的，只看朱電中要求的各部隊行進里數，軍委距最遠的一、三軍團似乎只差20餘里，如能騎馬往返的話，也就一個多小時，看似不遠。但實際情形卻完全不同。這是因為，川黔交界處當年交通條件本來就差，渡過赤水河後，仁懷、古藺交界處地貎、地勢曲折複雜，道路條件更差。以一軍團17日午後宿營地草子壩為例，與軍委駐地之間直線距離實際還不足10里，但因中間山巒重疊，交通多半要繞行公路，結果兩地間的距離也就變成四五十里了。部隊中午才到草子壩，即使林彪司令員、聶榮臻政委下午不休息，率少數人騎馬趕往軍委縱隊駐地，這幾十里路程，一來一往也要差不多4個小時，再加上還要開會，不僅不便利，而且還明顯會妨礙一軍團接下來的軍事行動。　

已知17日一軍團司令部中午進駐草子壩一帶，短暫休息後即向西開往海螺壩，主力18日更挺進至150里外的鎮龍山。19日一軍團一部還擊潰了扼守鎮龍山和營盤山的川軍一個團，一部攻佔了鎮龍山，一部佔領了蔣家田。孫教授讀伍雲甫日記，只注意到軍委縱隊從3月17-20日每天都有時間「大休息」，好像很輕鬆，卻不知道林、聶及其一軍團所部渡河後幾乎馬不停蹄在行軍和作戰，僅林、聶每天都要行軍六七十里的情況。【據統計，一軍團司令部僅3月20日停在魚岔未動，21-26日每天行軍都達八九十里，27-31日每天行軍五六十里。見《紅軍第一軍團長征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丁玲主編：《紅軍長征記》下，第278頁。】換言之，孫教授拿伍雲甫和肖鋒日記中的3月17日前後他們所在部隊有時間「大休息」的記述，來指責我「有違史實」，不僅有點亂點鴛鴦譜，而且也無助於證明他所謂各部隊首長17日渡河後有條件「就近」到「陳福村」來參加會議的說法。　

當然，關於「陳福村會議」之說，孫教授所犯的一個實在讓人不可理解的錯誤，就是他提出並堅持宣傳了十幾年「陳福村會議」，他自己卻從來沒有弄清楚這個「陳福村」所在何處。查孫教授關於這個村子的具體位置的說法，只有「赤水河畔」，至多再加上「川黔交界處」幾個字。【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孫果達：《遵義會議後長征路上的兩次重要會議》。】但翻新舊地圖，人們在「赤水河畔」，包括「川黔交界處」，是查不到這個地名的。查其他認同孫教授這一說法的各種提及到這一地名的文字，也沒見有誰說出該村的具體位置。說孫教授對此完全沒有查考過，似乎也不大可能。可能的是，他自己也沒有找到，又不便明說。他堅持使用「陳福村」一詞，唯一信心，就是伍雲甫3月16日、18日兩天日記中都提到了「陳福村」三個字。【伍雲甫1935年3月16-18日的日記中兩度提到過「陳福村」，說明他所在的軍委三局在這個村子附近住過兩晚。即16日：「隨六分隊宿陳福村附近小茅房內」；17日：「原地休息」；18日：「由陳福村附近出發」。見《伍雲甫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2）》，第712-713頁。】他顯然相信，伍雲甫當時就住在那裡，村名自不會搞錯。如此作法，不要說對歷史，就是對孫教授自己來說，恐怕都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既然他認為此一會議極其重要，那麼，不僅地名非考據清楚，確定不錯，就連伍雲甫當天是否與軍委三局同行，軍委三局是否與軍委，特別是主要領導人朱德、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同在一處，都是需要考證清楚的。　

對於「陳福村」這一地名問題，相信稍有史學研究功力的人，都能夠很容易地考證出來。其一，朱德3月16日電已經給出了17日軍委縱隊宿營地的大體位置，即由茅台渡口「渡後即向西走十五里」處。【《朱德致林彪等電》，1935年3月16日，周朝舉編：《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中集第一分冊），第981-982頁。】也就是說，17日軍委縱隊駐地不在「赤水河畔」，而要到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的川黔交界處去找。其二，17日軍委駐地的地名，許多史料，特別是戰史資料和當地史志部門都會有調查和記述，絕不是毫無頭緒可尋的。已知文革中，以及改革開放後不久，都曾有相關部門組織過實地考察和資料整理研究工作。只是因為調查單位不同，所據資料信息來源不一，參與者專業程度參差不齊，所得軍委駐地名稱也不盡一致：有叫「陳福屯」的，也有叫「陳富屯」的，也有叫「陳富村」的，還有叫「陳胡屯」的。【周朝舉編著：《紅軍黔滇馳騁煙塵譜——軍事鬥爭史長編（正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347、348頁；張富傑：《中國工農紅軍在仁懷境內的活動》，政協貴州仁懷市委員會編：《仁懷文史叢刊》第13輯，1996年印，第12-13頁；費侃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史事日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137頁，等。】但了解到這幾個不同的村名，再查赤水河茅台渡口正西15里左右範圍內的村鎮的名字，就很容易查到它的真實名稱了。它既不叫「陳福村」，也不叫「陳福屯」或「陳富屯」，而是叫「陳胡屯」。為什麼可以確定它叫「陳胡屯」，只要查一下地方志及地方網路資料，就不難了解到，在這個陳胡屯早就建有一個「紅軍烈士墳」，那裡面埋葬著數十具1935年3月17日在該村被國民黨空軍炸死的紅軍官兵遺骸。【2006年，陳胡屯紅軍烈士墳擴建成陳胡屯紅軍烈士紀念園。參見陳宗淮：《仁懷影友祭奠陳胡屯紅軍烈士》，中國酒都網2015-03-17，http://www.rh.gov.cn/index.shtml；肖運明：《追尋仁懷紅軍英烈》，政協貴州省仁懷市委員會、學習文衛委編：《仁懷文史資料》第23輯，2006年，第50頁。】這一情況顯然與伍雲甫3月17日日記的記述是相符的。如果我們能夠確定軍委三局確和當時與軍委縱隊一同行動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處在同一地點【由於陳胡屯是一小山村，軍委縱隊上千人，中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是否都住在陳胡屯還需要進一步考證。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陳富村」其實是「陳胡屯」的誤記的考證的結論。】，說軍委當天在陳胡屯村就不會有錯。

由此可以發現，伍雲甫日記中記的「陳福村」，其實是對「陳胡屯」的誤記。對於身為湖南耒陽人的伍雲甫，以及幾乎全都是外地人的軍委幹部，聽不大懂當地人的講話，又只在當地停留了不足兩天，還遭遇了一場轟炸，當時聽差了這個小山村的名字，是完全可以想像和理解的。讓人不能理解的是孫教授，他一直堅持他發現的這個「鮮為人知的」成立新「三人團」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叫「陳福村會議」，為什麼不去考證並弄清楚「陳福村」在哪裡呢？如今他假如不能證明「陳福村」另有所在，卻仍舊想要堅持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川黔交界處開過成立新「三人團」的重要會議的話，他恐怕就不得不改「陳福村會議」為「陳胡屯會議」了。　

四、「四渡赤水」就是「搶渡烏江」？

孫教授認為3月17日「陳福村會議」確有其事，還有一個在他看來是再重要不過的「證據」，那就是他所謂1935年3月18日軍委發出了一份與此前指示方針完全不同、意義重大的密令。該密令要求「一軍團組織先遣隊迅速秘密南下，於3月26日前在（孫筆誤，應為『往』）草木、九庄之間渡過烏江向貴陽前進」。【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　

孫教授據此形成了好幾個重要的說法：（1）「這道命令是在毛澤東成為小組成員後的第一份傑作，也是確定小組成立具體日期最重要的直接證據」；（2）「紅軍實際上是在3月18日由北進改為南下，開始搶渡烏江行動的」；（3）「搶渡烏江是戰役行動……搶渡烏江戰役就是四渡赤水戰役」，「搶渡烏江」與「四渡赤水」「只是在不同年代對同一戰役的稱謂變化而已」。【孫果達：《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他也正是據此批評我：「誤解張聞天回憶的『搶渡烏江』」，「混淆『搶渡烏江』與『南渡烏江』」，「誤解『四渡赤水』與『搶渡烏江』」；說我故意「嫁接兩者的內容」，「顛倒時間順序」，意圖「表明搶渡烏江是在四渡赤水之後，也就便於與南渡烏江混為一談」，以達到否認新「三人團」成立於3月17日，「證明小組成立於3月31日的烏江畔」的觀點，等等。【孫果達：《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

在這裡我先要順帶指出的是，孫教授對我的批駁常常建立在斷章取義，甚至是生編硬造的基礎上。限於篇幅，我這裡只舉一個例子。　

比如他指責我「更改張聞天的回憶」。說「張聞天關於小組成立的回憶非常明確是『搶渡烏江前』。但《再考》（指我的文章——引注）卻改成『應該特別重視張聞天回憶的說法，即更應該強調的是『三人團』實際成立於搶渡烏江之際，也就是3月31日當天或前後的可能性。』」　

照理說，孫教授應該讀得懂我的文章，他自然應該了解，他引用並拿來指責我的這段話，並不是我的說法，而是我轉述陸軍指揮學院課題組所著《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一書中的觀點。我的行文和注釋對此都寫得很清楚。我文中的原話是：課題組的「這種說法既考慮到毛澤東那個『得意之筆』的說法，又參考了前述張聞天的回憶，認為『三人軍事小組成立的時間，應該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間』。之所以要往前推至3月21日，是因為紅軍四渡赤水的時間是3月21、22日。他們認為，……毛說的那個作為『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未必不是指從3月21日一直到4月初搶渡烏江的整個決策。因此，這種說法應該是特別重視張聞天回憶的說法，故強調應該考慮到『三人團』實際成立於紅軍成功搶渡烏江，即3月31日之前或當天的可能性。」【楊奎松：《關於長征途中毛澤東軍事領導地位確立問題的再考察》，《蘇區研究》2016年第4期。】

很顯然，孫教授不僅誤讀了我的文字，而且在引用時還做了斷章取義、移花接木的處理：　

他先是刪去了我原文前面「另一種說法」和「這種說法」這一主語，把我介紹的他人的說法，硬說成是我的說法。明明我原文中說的是「這種說法應該是特別重視張聞天回憶的說法」，他卻把這句話移植成我「更改張聞天的回憶」的證據，說「張聞天關於小組成立的回憶非常明確是『搶渡烏江以前』，但《再論》卻改成『應該特別重視張聞天回憶的說法，即更應該強調的是『三人團』實際成立於搶渡烏江之際，也就是3月31日當天或前後的可能性。』」這裡，他不僅刪去了原文中「這種說法」四個字，而且完全改變了我原文的文字和意思。我原文講的是，課題組認為「應該考慮到『三人團』實際成立於紅軍成功搶渡烏江」「前夕或當日」，他卻在「搶渡烏江」四字後面竟然加上了「之際」兩字；原文說課題組認為的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可能「在3月21日至3月31日之間」，抑或在「3月31日之前或當天」，他更是硬生生地改成了「3月31日當天或前後」。　

孫教授這樣修改加工我的文字，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想要說我「更改張聞天的回憶」。他聲稱，張聞天回憶說的是「搶渡烏江以前」，而我把「以前」改成了「之際」。我為什麼要把「以前」改成「之際」呢？他說我「顯然是為了證明『搶渡烏江』就是『南渡烏江』」。為什麼我要證明「搶渡烏江」就是「南渡烏江」呢？他的說法是，因為我想「要證明小組成立於『3月31日當天或前後』」，並且聲稱我提出了一個「小組成立於3月31日的觀點」。【孫果達：《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把我的話按照他認為錯誤的意思修改加工後再來指責我，如此陷人於「罪」，改革開放後在學術研究領域恐怕是絕無僅有了吧。　

孫教授之所以會對我的質疑做出如此離奇的反應，怕是以為我在和他爭新「三人團」成立時間地點的發明權吧。但如前文所說，我那篇文章並不特別在意新「三人團」具體成立於哪一天，也不認為新「三人團」成立就意味著毛澤東在中央紅軍中軍事領袖地位就「確立」了。在文中我也不止一次地表示過我的這一觀點，比如我明白寫道：遵義會議後，「毛被任命為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也好，亦或是成為「三人團」一員也好，也都不宜簡單地歸結為人們當時已經充分意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長才，意識到『亟需成立一個具有權威的軍事指揮機構以保證毛澤東同志實施正確的軍事』」云云。也正因為我持的是這樣一種觀點，故對人們圍繞著新「三人團」成立具體時間的爭論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我比較看重陸軍指揮學院課題組的解讀，也是因為他們強調動態，但對他們的觀點，我也並不完全贊同，故我在文章中也只是說，他們的說法比較起來「或許更接近史實」而已。只可惜孫教授完全沒有讀懂我在說什麼。　

讓我們再回到孫教授認為最能印證3月17日召開過「陳福村會議」的另一個「證據」上來吧。這就是他據以得出所謂「搶渡烏江」不是「南渡烏江」，「搶渡烏江」就是「四渡赤水」的那個3月18日「密令」。　

查幾乎所有涉及紅軍長征史的文獻資料集，包括軍事科學院戰史部等編著的戰史、軍史著述，都看不到孫教授據以為核心論據的這個3月18日「密令」。已知長征期間保存下來的電報資料基本上是完整的，能夠利用到這些資料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絕不可能忽略和遺漏對證明毛澤東「得意之筆」如此重要的文獻的。然而，在他們編著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的年譜、傳記中，也從未出現過這份「密令」。　

那麼，孫教授的這個「密令」，是從何而來呢？它僅僅來自於肖鋒晚年出版的「長征日記」中3月18日的記載。肖鋒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軍團告：軍委指示，停止向西北行動，九軍團向畢節行動，用以迷惑敵人，讓蔣介石以為我軍又要從宜賓過長江。……軍委指示一軍團在3月26日以前從草木、九庄間搶渡烏江，向貴陽前進，把川南的圍堵敵軍甩開。」【肖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3）》，第1091頁。】

熟悉這段歷史的研究者只要查對一下從三渡赤水到南渡烏江之間中共中央軍委逐日的電報指示，就很容易發現，孫教授以為依據的這個所謂「密令」的真實性非常值得懷疑。因為，直到3月19日白天，中共中央軍委仍在赤水河以西尋找殲敵的機動。當夜，中共中央也還未做出四渡赤水的決定。【朱德23時半電令要求：「我野戰軍諸兵團明二十號白天各在現地休息」，「準備十六時後移動」。參見周朝舉編著：《紅軍黔滇馳騁煙塵譜——軍事鬥爭史長編（正本）》，第349-350頁；《朱德年譜（新編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478頁。】決心改變行動方向，四渡赤水的電令是在20日下午3時首先發給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的，要求他們立即派兩團兵力，並帶全部工兵，連夜兼程，急襲太平渡和林灘兩渡口，搶船並架橋。兩小時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則聯名致電各部隊首長，清楚地說明四渡赤水是因敵情「使我西進不利」，故我決心「出敵不備折而東向」，到赤水河東岸「尋求機動」。【《朱德致林（彪）、聶（榮臻）電》，1935年3月20日15時；《朱德致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羅（炳輝）、蔡（樹藩）電》，1935年3月20日17時，周朝舉編：《紅軍黔滇馳騁史料總匯》（中集第二分冊），第995，996-997頁。】

但是，中共中央軍委部署四渡赤水後有沒有指示各部迅速南下烏江呢？沒有。事實上，東渡後當時最大的問題一是要摸清敵情，二是要尋找適合的突圍方向。而直到24日夜，它才基本確定了敵情，電示：「敵人企圖連接遵、仁封鎖線，阻我在其以北地區」，我決定「趕快通過遵、仁之線，向南尋求新的機動」。但它這時仍未做出南下和奪取烏江渡口的決策。【《關於各軍團二十五日行動部署》，1935年3月24日，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前後紅軍軍事電文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頁。】

之後兩日，紅軍主力通過遵義、仁懷線後，中共中央軍委一度決定從長干山、楓香壩之間「突圍」，部隊因此很快與進據此線的國民黨軍發生激戰。軍委27日才確定，此方向的「突圍行動已不可能，決改從鴨溪、白臘坎地域向西南轉移」。【《朱德關於我軍改從鴨溪、白臘坎向西南轉移對二十七日行動的部署》，1935年3月27日，《遵義會議前後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314-315頁。】但當夜24時的電令中，它仍舊擔心敵軍推進的速度，因而決定：「一、三軍團主力集結鴨溪、白臘坎以南適當地域，準備與敵作戰」。【《朱德關於紅一、三軍團掩護後續部隊通過封鎖線南移的指示信》，1935年3月27日24時，《遵義會議前後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317-318頁。】直到第二天，即28日，截獲蔣介石密電，了解到國民黨軍仍在部署後方防線，軍委這才明確提出了「一、三軍團明二十九日繼續南下，爭取控制烏江，執行新的行動」的南下方案。【《紅軍總司令部敵情通報（節錄）》，1935年3月28日；《朱德關於紅九軍團箝制敵人並誘敵北出掩護主力南移致羅炳輝、何長工電》，1935年3月28日，《遵義會議前後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319，320頁。】

據此可知，不管肖鋒日記如何記載，不要說3月18日，就是到28日之前，中共中央軍委都沒有過「搶渡烏江」的指示，因此，孫教授所謂「四渡赤水」就是「搶渡烏江」的說法，也實屬子虛。只憑肖鋒3月18日日記一條記載，便否定已有的大量史料和史實，推導出一連串與已有史料和史實相矛盾的新說法，這本身就不合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及清代考據學者所以嚴謹，全在其研究方法及研究精神較為科學。這包括「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臆度者，在所必擯」；「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頁。】為什麼那麼多研究機構和研究者都不用，或不肯用肖鋒的3月18日這則日記呢？不是大家沒有讀過，或不知道肖鋒日記有這樣的記載，而是因為肖鋒此說純屬孤證。受過基本史學訓練之人，斷不會貿然舉一孤證為證據。即使傾向於其有可信之處，也必深入研考，先要確定其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孫教授毫無此一意識。他最初提出「陳福村會議」說引肖鋒此則日記中文字為依據時，甚至連一條旁證資料都沒有舉。在批駁我時，他才舉出了一個被他稱之為「新的證據」的旁證資料，即當年也參加了肖鋒所在三團渡江行動的肖華的兩種回憶錄。為什麼肖華的回憶可以成為他的「新的證據」呢？他的理由是，肖華在回憶中使用了三團是「先頭部隊」，負有「先遣任務」的文字。何為「先頭」「先遣」？結合肖鋒日記，他特彆強調說：「三團作為搶渡烏江戰役的先遣部隊，5天趕完了9天的路程」。也就是說，18日出發，22日就趕到烏江邊了。【孫果達：《紅軍長征中新「三人團」究竟成立於何時》，《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

讀肖鋒日記，的確可以得出「5天趕完了9天的路程」這樣的結論。因為肖鋒在日記中寫得很清楚：三團在18日接到密令後，馬上就晝夜兼程。18日「從鄂（鄢）家渡第八次過赤水河……到固亨、林口宿營，行程90里。」19日「晨出發，經安洛向烏江前進，行程120里。」20日「凌晨5時出發……到後壩場雞（鴨）溪鎮宿營，行程百餘里。」22日「經高溪場、沙土到浮水口、九庄渡口，行程百餘里。」日記並且聲稱，部隊在出發第五天，即22日，就已經「巧裝王家烈匪軍渡江，從懸崖陡壁手抓藤條，攀登南岸……將吳奇偉縱隊一個營和王家烈軍閥兩個營打垮……」，基本達成了軍委密令規定26日要達成的任務，提前了近4天之多。日記甚至說，24日，軍委及各軍團均已開始過江了。內中寫道：24日，「三團已鞏固登陸場，掩護全師和中央縱隊、三軍團、五軍團過江。」【肖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3）》，第1091頁。】

可以肯定，孫教授所謂「搶渡烏江」就是「四渡赤水」的邏輯就是這麼建立起來的。他聲稱：當年沒有四渡赤水一說，只有搶渡烏江的決策，四渡赤水就是為了搶渡烏江，此一決策在三渡赤水後3月18日就確定了。四渡赤水的概念是中共建國後才逐漸產生出來的。【孫果達：《再論長征中新「三人團」成立的時間地點——答楊奎松教授質疑》。】問題是，肖鋒日記的這一記述，與反映在國共雙方各種文獻史料和回憶史料中，包括記述在各種史書中所講的紅軍此次南渡烏江的時間，相差了一周還多。對此，孫教授何以視而不見呢？一個是說22日已奪取渡口，24日軍委及主力均已開始渡河；一個是說3月31日前後才奪占渡口，4月1-2日軍委和主力才渡過烏江。作為一個多年研究紅軍長征史之人，如何能夠放著如此明顯的差異而不顧，竟會輕易相信並以此明顯有問題的一則日記為自己立論及推論的史實依據呢？　

就像前面指出的各種情形一樣，孫教授在這裡的論述也是漏洞百出的。查孫教授拿來做肖鋒日記旁證的所謂「新的證據」，即肖華的回憶中，就沒有孫教授所講的意思。肖華寫得很清楚：「我軍於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底，以突然的行動回頭向南，再渡烏江。」「當時（指三月底——引者注），我奉命隨三團先頭部隊行動。」「部隊經過一個夜晚的急行軍，襲佔了離江邊約六七十里的鴨溪鎮。」「次日下午一時又由鴨溪鎮出發，飛快地向著江邊前進。又經過一個下午和一個夜晚的行軍，在三月三十一日到達烏江邊。」【肖華：《南渡烏江》，聶榮臻等著：《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五十周年回憶錄專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504頁。】按肖華所述天數算下來，他奉命參加三團先遣行動的時間，應該是29日前後【據《朱德關於紅九軍團箝制敵人並誘敵北出掩護主力南移致羅炳輝、何長工電》（1935年3月28日）和《朱德關於迅速在烏江完成浮橋致紅一軍團先遣隊電》（1935年3月29日）兩電亦可知，中共中央軍委是在3月28日確定「新的行動」方針，決定部隊南下，最初還是「爭取控制烏江」，次日即認定「必須迅速在烏江完成渡橋」，故命令紅一軍團紅一師指揮官「督率工兵及三團」為「先遣隊」，「以最大努力務於明三十號九時前在江口架好浮橋一座」。肖華即因此被指派隨先遣隊行動的。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前後紅軍軍事電文選編》，第320-321頁。】，因此他說：「我軍於一九三五年的三月底，以突然的行動回頭向南」。而他對三團先頭部隊抵達烏江邊的時間，連日期都講得很明白，是3月31日，與已知的各種記載完全相符。不明白孫教授何以對此視而不見，只看到「先頭」、「先遣」字樣，便敢於拿明明不同於肖鋒日記說法的肖華的回憶，來做肖鋒日記的旁證了。　

在所有當事人，以及幾乎所有文獻史料和談及這一史實的史書，都肯定中央紅軍南渡烏江的時間是3月底4月初的情況下，肖鋒就那麼相信他自己日記中的說法嗎？也不是。已知他曾出版過三種回憶錄，都談到了這段經歷，卻給出了三種說法，除一種說法改稱3月26日奪取了烏江渡口外，兩種說法都肯定是3月31日凌晨才拿下烏江渡口的。　

第一種說法沒有提到三團的先遣任務，說3月21日一軍團兩個師攻魯班場未下，只好撤出戰鬥，「向北第七次在椒園過赤水河」。不久得軍委指示，「一軍團再忽然南下，在三月廿六日晨，在草木、九庄之間紅三團第二次巧渡烏江。」【肖鋒：《十年百戰親歷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169頁。】

第二種說法說三團一開始就負有先頭和先遣的任務，但改3月18日密令為3月19日，並改24日或26日佔領烏江渡口為31日凌晨，同時改18日當天出動為21日才出動。稱：「三月十九日午前，中央三人指揮小組指示：一軍團停止向涼山挺進，揮戈南下，第二次強渡烏江。並限定三月三十一日前，從黃沙、吳家壩之間，渡過烏江。師政譚主任布置以三團為前衛」。部隊「三月二十一日午後出發」，「三月二十五日……肖華政委來三團」。之後「經過五晝夜的急行軍，三十一日（應為30日之誤——引者注）晚……紅三團趕到黃沙、刀靶水」。「三月三十日晚九時」開始組織搶渡。經激戰，次日凌晨4時奪取了對岸高地，「天亮前浮橋已經架起了」。【肖鋒：《長征過貴州的日日夜夜》，聶榮臻等著：《偉大的轉折：遵義會議五十周年回憶錄專輯》，第621-624頁。】

第三種說法不再提3月18或19日軍委密令，也不再提三團擔負了「先頭」或「先遣」的任務。說四渡赤水後，「一軍團揮師南下，經兩天兩夜急行軍，趕到第一次南渡烏江的渡口新民街一帶，發現魯班場駐有滇軍一個旅……我軍與之激戰3小時未拿下魯班場，遂撤出戰鬥，繼續南下，在草豐、九庄之間尋找渡烏江的渡口。」「29日，紅1軍團聶政委、蕭華部長、李聚奎師長跟3團行動」。30日夜10時，說自己率二連38名勇士乘夜搶渡，凌晨時分一舉拿下4個渡口。31日凌晨2時工兵連已架好了浮橋。【蕭鋒遺稿，南溪、孫翊整理：《蕭鋒征戰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頁。】

上述回憶的說法，都明顯與其日記的記述是矛盾的。為什麼肖鋒晚年也不用他的日記來做自己回憶文字的依據了呢？關於這一點，細心的研究者只要多讀一點他的日記，相信就能夠明白其中的原委了。　

讀肖鋒1935年2月10日日記可以發現，遵義會議的相關內容還未傳達，中央人事調整亦未公布，即使肖當時能夠私下了解到遵義會議發生的人事變動，他也理當清楚，新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是張聞天，黨內指揮軍事的最高負責人是周恩來，毛澤東當時還只是被分派做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云：《（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35年2月），《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245-246頁。】但肖鋒當天的日記卻已經在把毛澤東當作黨的最高軍事領袖在談論了。日記稱：「毛主席當機立斷，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計劃，改在黔滇川邊實行機動作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統粉碎五次「圍剿」戰爭中經驗教訓決議大綱》（1935年2月8日），《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235-238頁。】

又如2月20日的日記，裡面不僅完全不提新中央是由張聞天總負責等重要的人事變化情況，而且談論遵義會議意義時，使用的明顯是後來人的語言。比如說遵義會議終於使「毛主席回到領導崗位上來」了，甚至說新的「三人團」已經成立了。日記寫道，當天中午，黃甦政委傳達黨中央遵義會議精神。接下來卻說：「聽完傳達後，分組討論了兩天。廣大幹部……就是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蘇維埃的紅旗……執行北上抗日方針。」並稱：「黃甦政委根據兩天來的討論，解答了很多問題，並表示堅決擁護毛主席回到領導崗位上來，堅決擁護軍委組成三人小組統帥全軍」。　

3月8日日記的記述在這方面還更進一步了。稱：上午9時方面軍開幹部會，總政李富春代主任致辭。他說：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轉折點」，因為「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是「毛澤東同志……在極端困難條件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肖鋒：《長征日記》，《紅軍長征紀實叢書·日記卷（3）》，第1081、1083、1087-1088頁。】

對照當年應該是比較統一的遵義會議傳達的文字，如陳雲在中央縱隊的傳達提綱，可知新書記處決定並向下傳達的，只有「取消三人團」的內容，沒有「組成三人小組統帥全軍」的內容；只有「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及「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等內容，沒有「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全黨全軍「要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等內容。【陳云：《（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1935年2月），《遵義會議資料選編》，第235-246頁。】

很顯然，肖鋒日記之所以與史實會有很大出入，其晚年回憶時之所以不得不放棄日記中的說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日記的部分內容是後來經過了加工和補充的。凡改寫之處往往是按照改寫時的觀點、理解、記憶，甚至是語言來寫的。這也能夠說明，雖然肖鋒1935年3月18日日記的內容，看上去極其重要，然而除了孫教授等極個別人外，無論官方還是學界，卻從未有研究者及研究著述引為史據的。　

限於篇幅，這裡不再做更多的考證、辨析和討論了。相信由上已不難看出，孫教授的「陳福村會議」說，無論證據，還是邏輯，都是站不住腳的。孫教授對此沒有自知之明，還容不下質疑的聲音，尤其讓人深感遺憾。　

最後要說明的是，我的這一回應雖已盡量保持「溫良恭儉讓」的態度，但有些批評也還是比較直白。故這裡特補錄兩句梁啟超對治史之人應有學風的建言，願與孫教授共勉：　

「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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