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青：當下的文壇與「那時候」的文人
關注我，過一種與文學相伴的生活
當下的文壇與「那時候」的文人
狄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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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當下的中國作家而言，完全可以借用查爾斯·狄更斯在《雙城記》里所說過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不是每一個作家在這個時代里都能夠風生水起，但也不是每一個作家都不會「搶抓機遇、彎道超車」。幾乎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不同，我們當下的文學圈似乎存在著一個無解的「鄙視鏈」。比如得過獎的鄙視沒得過獎的，得過所謂大獎的鄙視只在地方上得過小獎的，作品上過所謂「大刊」的鄙視作品只上過地方「小刊」的，作協系統的鄙視草根領域的，純文學的鄙視通俗文學的，傳統作家鄙視網紅作家等等等等；而反過來呢？沒得過獎的也在鄙視得過獎的，因為那個獎的評選原本就內幕重重；作品只上過「小刊」的鄙視上過所謂「大刊」的，因為具體咋上的有些事情還是不說為好；草根領域的鄙視作協系統的，您佔盡了「資源」，可弄出來的東西還趕不上俺無依無靠的草根的水平；網紅作家鄙視傳統作家，您老拿著小說四處找人推薦也賣不出去影視版權，我家門口影視公司的人都自帶乾糧在那裡蹲堵……鄙視，成為當下中國文學圈的一種常態，且見怪不怪。開個研討會，大家你好我好，似乎親到不行，實則誰也未必瞧得上誰。你要是掌控資源還好，要是啥也沒有，純寫字兒的一位，最多也就是帶著玩玩兒罷了。這種帶玩兒的感覺，與其說是文友，不如說是牌友更恰當一些。往好了說，是人家帶著你玩兒，你就是個牌架子，稍有疏忽便隨時換人；往不好了講，你充其量就是在一旁喊好外加端茶倒水的那位，支個嘴兒都會被嫌棄。所以我以為，從某種角度上來看，由市場決定抑或說是由炒作發軔再由粉絲加持「製造」而成的網紅作家倒更自在、更簡單些，他們沒有身心掛礙——賺錢就是賺錢，知道自己就是趕上這撥兒咸帶魚了，能開心一天是一天。
張嘉佳
網紅作家張嘉佳的《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僅僅在出版的當年（2013年）就賣了400萬本。這還沒完，即使到了2017年，這本書全年依然賣了十幾萬本出去。對於一個作家而言（哪怕他屬於網紅作家），這也實在是有些讓人吃驚！而且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還在後面：張嘉佳的粉絲絕大部分都是女性，並且年齡跨度從60後至90後，一律通吃，這還讓那些雖然握有大量文學資源卻難以從市場眾多女粉絲中分一杯羹的人活嘛！據說張嘉佳在上海搞簽售，一位富姐偷偷花了近五十萬元人民幣，包下了整條淮海路兩側的燈箱，來為張嘉佳的新書打廣告，而且還不讓廣告商泄露自己的姓名，甘當「無名英雄」。
和南京著名的先鋒書店的老闆兼詩人錢曉華先生只有過一面之緣，可聽他說過的給張嘉佳搞簽售時的情景，讓我久久揮之不去。簽售那天南京街頭在下雨，錢曉華以為一定不會有多少人來，能有一百人左右就算不錯了，結果不算少數幾位男性粉絲，單是清一色的女性粉絲就把書店外面的街道站滿了。一條街五顏六色的花布傘——還有什麼比這想來更壯觀的景象呢？警方詢問，為什麼佔用道路舉行大規模的群眾活動不事先報批？錢曉華跟警察訴苦說我做夢都沒想到會有這麼多讀者冒著雨來呀，而且還都是一些女讀者！
這事兒別說錢曉華想不到，任誰也都很難預料，對於所謂傳統作家而言大約想也不要去想了。如今作家出書、出鏡，自帶粉絲和流量者優先，否則就得依靠掌握資源者的青睞，至於其文章優劣本該是第一要義，但又變得最難以衡量。文學圈不是網紅圈，你有再多粉絲卻未必掌握話語權，所以盡可以有一百個排行榜，但說了算的其實也就那幾個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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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與作家之間的關係，似乎相輕的多，相敬的少。但古代文人似乎從來不太看重某某掌握資源者是否青睞自己抑或自己粉絲數的多寡，他們最看重的是否會有知音。因為知音既不同於粉絲更不同於那些出於各種原因而青睞你的人，這恰恰是我們當下文人最缺少的一種自我要求和素養。正所謂「知音說與知音聽，不是知音莫與談。」「素琴彈復彈，會有知音知。」「我是先生門下士，相逢有酒且教斟。」
在當下文壇，你混的好，知音貌似一定不會少；你混的糟糕抑或費勁，知音必然寥寥，沒有也屬正常。很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那應該是一種全方位的懷念。在我來看，我們更應該懷念的是古代中國以及上世紀初「那時候」文人之為文與為人方式，關照他們看重與不看重的東西，觀察他們交友的原則。
湯顯祖
湯顯祖當年寫完《牡丹亭》，粉絲遍及大江南北，那時候沒有影像傳播，許多人理所當然地把湯顯祖想像成一位白馬王子。於是有的女粉絲「憤惋以終」（見清代宋長白《柳亭詩話》）；有的則發誓非湯顯祖不嫁。明代文人沈瓚所著的《黎瀟雲語》記載，有一崇拜湯顯祖的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從四川內江跑到浙江杭州去見湯顯祖，結果發現湯顯祖不過「皤然一翁，傴僂扶杖而行，遂投湖自盡」。這就有點兒走極端了。別人拿湯顯祖當偶像，湯顯祖卻有自己的偶像，實際上也是他的知音。湯顯祖一生都在遠離仕途與文壇中心，但並非闃然無聲，也曾公然叫板並批評當時的文壇大佬李夢陽、王世貞、李攀龍等。他的偶像和知音有兩位，皆不為時勢所容，一位是反對程朱理學、後來被東廠特務拷打圓寂於獄中的紫柏禪師，一位是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家李贄，湯顯祖稱他們二人為「一雄一傑」，認為「尋其吐屬，如獲美劍」，這就決定了他與封建權貴們的決裂。在李贄最為落魄時，湯顯祖去拜見；在紫柏禪師被捕後，湯顯祖言必稱可上人（紫柏）。這就是粉絲與知音的最大不同，粉絲的最大「容量」是理解和接受對方，知音則心心相印，即使犧牲切身利益也不悔。
蘇東坡當年見黃庭堅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黃庭堅「由是聲名始震」。黃庭堅與蘇東坡很像，不單是政治命運緊密相連，並且辭賦風格、書法筆鋒都很像，而最像的還是二人雖命運多舛，卻皆淡然處之且能做到瀟洒曠達。當然區別也有，黃庭堅不像蘇東坡那樣隨和開朗且容納萬物，也不像師弟秦觀那樣狂放時目中無人，傷感時了無生趣。黃庭堅年輕時不羈而多情，中年後沉穩且老熟，但從始至終沒有脫離「瀟洒」二字。「烏台詩案」時，蘇東坡被貶，黃庭堅因與蘇東坡沒劃清界線，被罰了價值20斤銅的俸祿，照陳寅恪先生研究，這20斤銅的價錢大概相當於黃庭堅當時月俸的三分之一左右。
黃庭堅
作為蘇門大弟子，黃庭堅在蘇門內被秦觀、陳師道尊敬，在蘇門外被晏幾道、賀鑄仰崇，在有如繁星閃耀的北宋詩壇上，按饒宗頤先生說法，黃庭堅位列第三，僅居蘇東坡與秦觀後，更有不少人將其與蘇東坡並稱「蘇黃」，《豫章先生傳》更稱其「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以來，一人而已」。但也有人不喜歡他。朱熹說黃庭堅平時聊天一點兒不嚴肅，不談論禮教。晏殊的女婿富弼不喜歡黃庭堅的「口無遮攔」，關鍵是富弼如只是晏殊女婿也就罷了，問題在於富弼是宰相。還有一個不喜歡黃庭堅的人，叫趙挺之，當年與黃庭堅同在館閣任職，一心鑽營向上爬，黃庭堅很是瞧不起他，哪曾想趙挺之後來也當了宰相。黃庭堅不把富弼趙挺之放在眼裡，這與這些人當多大官沒關係，可他卻得罪了兩個宰相，結果可想而知。黃庭堅當年曾應司馬光之邀參與撰寫《神宗實錄》，寫過這樣一句話：「用鐵爪龍治河，有同兒戲」。意思指神宗時為疏浚黃河，結果用許多鐵爪做成耙狀的鐵爪龍沉於河底，另一端則用繩子系在大船上，大船拖著鐵爪龍從上游向下游急駛，以便將泥沙撓松沖走。此法曾被王安石採用，但效果不好。哲宗親政後，認定《神宗實錄》「多誣」，黃庭堅卻堅持真理，說：「庭堅時官北部，嘗親見之，真兒戲耳！」於是被誣攻擊新政，從此開始了他被貶生涯。這裡再多說下趙挺之，此人當宰相不行，詩文不行，卻有個了不起的兒媳婦——李清照，但李清照嫁進趙家時，黃庭堅人已不在了。
黃庭堅先後被貶涪陵、黔州、戎州，赦歸，又因拒絕將地方官名字刻在他所撰寫的碑上，被告到趙挺之處，再被貶廣西宜州。然而，與他人不同，《宋史》言其被貶期間「通脫自解」。黃庭堅的詩詞中極少有「怨艾之言」，多是風景小令及磅礴大作，你看他的詩：「浮雲一百八盤縈，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你看他《定風波》：「莫笑老翁猶氣岸，君看：幾人黃菊上華顛？戲馬台南追兩謝，馳射，風流猶拍古人肩。」拿自己與項羽、劉裕、謝瞻相比，瀟洒又自信；再看《鷓鴣天》：「黃髮白髮相牽挽，付與時人冷眼看。」他就是倔強地橫眉冷對仕途的挫折與人生的磨難。
黃庭堅之死令人唏噓，但仍透著瀟洒。宜州因地處偏僻而無亭驛，黃庭堅只得住在狹小的城牆戍樓上，狹窄又潮濕，但他卻不以為意，終日與朋友弈棋誦書，月下夜語，對酒當歌，與同樣被貶的蘇東坡頗有些神似。《宋史》說他「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這裡所說的蜀士乃范廖。
范廖字信中，成都人，為人「負才，豪縱不羈」，原本系一詩人，卻從武，官至福州兵馬統領，系黃庭堅從未謀面的知音。范廖聞黃庭堅被貶，遂辭官步行數千里到宜州，「謁先生於僦舍，望之真仙人也」，從此侍奉黃庭堅左右，「同徙居於南樓，圍棋誦書，對榻夜話，跬步不相舍」。一位身居要職之官吏，放下一切去侍奉個被貶文人，若非史書言之鑿鑿，我倒以為是杜撰。
有一天，外面下起了雨，宜州戍樓上的黃庭堅喝了酒，有些醉意，坐在床上，將腳伸到欄杆外淋雨，回頭對身邊的范廖說：「信中，我平生從未有過這樣的快樂啊！」說罷睡去，不久便離開人世。死去時身邊只有范廖一人，范廖為其打理一切後事，並集資在宜州建廟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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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
蘇東坡到底有多少朋友，怕是誰也說不清。倘要列出名單的話，那一定是很長很長的一串。蘇東坡一生待過的地方太多——巴蜀、中原、江淮、兩浙、嶺南，無一不留下其足跡。蘇東坡一生涉足的領域又太廣，一般而言，人們對他的身份認定首推文學家，這不單是因其詩詞歌賦無一不精，還緣於其浪漫洒脫的文人個性。但在其他領域，書法、繪畫、宗教、思想史乃至美食、收藏、地方施政等方面，蘇東坡同樣做出了貢獻，有的貢獻還很大。也因此，他結交的人多，接觸的事物多。在宋代文人中，有關他的軼聞傳說最多，飯店裡的東坡肘子東坡肉、東坡豆腐東坡魚就不說了，甚至連金華火腿的配方、海南斗笠的形狀都與他有關，當年唐伯虎畫蘇東坡，頭上就戴有斗笠。同時他還是個被百姓擁戴的好官兒，用現在的話講，蘇東坡簡直是十足暖男一枚。
文人皆有個性，且一些人還個性十足，一言不合就翻臉、一不順眼就劃清界線的事兒屢見不鮮。可蘇東坡是個例外，他對朋友的取捨標準是「求同存異」，所謂「人有片善便能與之交」；他愛好廣泛，廟堂與江湖對他而言殊途同歸；他性格外向豪爽，有人曾說他面對什麼都說不出的人時就與其說鬼。連說鬼都不想聽的，他也要與人「姑妄言之」。是他心裡沒數嗎？顯然不是。只因他胸襟開闊、為人坦蕩且性格奔放，總能看到他人的可取之處，並給人留足面子，不像有的文人，別說政見不合、理念相左，即令對方一言有失也馬上拂袖而去。
蘇東坡人品高潔、愛惜羽毛，但同時又不拘小節、隨心所欲，交友確有失當與失察處，這與他信仰莊子學說有關。蘇東坡的朋友圈中既有歐陽修、曾鞏、晏殊、黃庭堅、秦觀，也有高俅、林希、章惇及蔡京，更有米芾、李公麟那種不合群者。高俅落魄時曾做過蘇東坡的隨從，幫蘇東坡謄文章，跟蘇東坡學辭賦；而蔡京的父親蔡准與蘇東坡系好友，蔡京是奸臣，但每提到蘇軾名諱都恭敬有加。
那時的文人，個個皆怪傑，他們因才華而相互吸引、相互交流、相互引薦，當然，也相互輕視。但甭管政治理念與藝術信仰是否契合，他們卻多數都能團結到蘇東坡周圍。比如米芾，為人有瑕，且狂放不羈，不是他瞧不上別人，就是別人看他彆扭。但其書法繪畫獨步天下，詩文也屬上乘，因酷愛石頭，他見到路邊相貌奇醜的石頭，會納頭便拜，口稱石兄你好。蘇東坡到揚州，江南江北數十名士聞訊聚飲，米芾從數百里外匆匆趕到，只想見蘇東坡一面並讓蘇東坡給他個說法：「世人都說我米芾癲狂，請蘇學士評理。」蘇東坡笑道：「吾從眾。」眾人哄堂大笑，倘使換個場合，米芾肯定惱了，只因蘇東坡在座，米芾始終誠惶誠恐，讓人不得不佩服蘇東坡特有的人格魅力。
蘇東坡在東京汴梁期間，便是文人中心，以他為核心的「西園雅集」成為那個時期最有名的文學社，成員有錢藻、胡宗愈、陳侗、林希、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米芾、李之儀等人，李公麟專門畫有《西園雅集圖記》，裡面有16個文人；蘇東坡出任杭州通判，江浙文人張先、陳襄、李杞、蘇頌、呂仲甫等又紛至沓來，文學史上的「吳中六客」指的便是蘇東坡、張先、劉述、李常、陳舜俞、楊繪在吳中經常一起吟詩作賦、往來唱和之雅事；蘇東坡出守潁州，著名詞人陳師道、趙令畤，歐陽修的兩個兒子歐陽棐、歐陽辯等又聚成了一個新的文學團體，而這些人的作品最終被趙令畤編入《汝陽唱和集》；蘇東坡出知定州，著名詩人李之儀、滕興公、曾仲錫等又來相附。李之儀在《跋戚氏》中記載，蘇東坡以端明殿學士加翰林侍讀學士身份守定州，延攬人才，多取喜歡文學的同流者，每天忙完公務後，都會依前一天所定地點聚會，大家即席賦詠，興盡而罷。
即使在之後的被貶流放時期，單是黃州一地，就因蘇東坡的到來而聚集起一支20餘人的文學隊伍；他在惠州，惠州遂成為嶺南讀書人彙集的中心；他去海南，從教授當地人發音識字始，到他離開海南時，海南不僅多地可聞朗朗書聲，而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個詩社——桄榔詩社。蘇東坡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無論走到哪裡，他都團結了幾乎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此基礎上發揚光大了中國文學，宣揚普及了中原文化，盡己所能擴大了優秀文化的影響力。他是身體力行突破壁壘和門戶的人，就像他這個人，兼容了豪放與婉約，打通了廟堂與江湖。
蘇東坡固然偉大，有人卻以「善小」而能為之，同樣了不起。當蘇東坡於朝中為官，春風得意之際，有人與他親近，有人卻可以迴避；可當他被一貶再貶，不少昔日好友皆由此對其敬而遠之之時，有人卻天涯海角去追隨。巢谷就是這樣一個人。
巢谷出身於詩書之家，也曾系川內一小文人，後放棄已有功名改習武藝。宋朝是個重文輕武的朝代，文士待遇優而武官進階難，可見巢谷原本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俗儒。時蘇氏兄弟接連遭政敵打擊，蘇轍被貶去廣東雷州，蘇軾先去了惠州後又被貶海南。蘇轍於1099年作《巢谷傳》言「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游，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當時巢谷已73歲了，並且瘦弱多病，原與蘇氏兄弟並無深交，只是老鄉，在蘇軾與蘇轍兄弟於元佑年間青雲直上時，從未攀附；反在蘇氏兄弟遠謫嶺南之時，巢谷卻不顧高齡和體弱多病，從家鄉不遠萬里趕去陪伴。1099年正月，巢谷從梅州給蘇轍去信道：「我步行萬里來見你們，未料還能保全性命，現在到梅州，不用十日就能相見，我死而無憾了。」終於見面，巢谷與蘇轍相對而泣，然後說平生之事。一個多月後，聽說蘇東坡在海南流放，巢谷執意過海探望，蘇轍攔不住，結果巢谷病死於途中。所謂患難之中見真情，巢谷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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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間，對方風光時可以少見或不見，對方落魄時則必須相見，不僅要相見，還要把酒言歡、以示親密無間，這在古代文人之間屬於常情。
南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冬，大雪紛飛，由浙江金華前去江西上饒的官道上，一匹快馬於雪中疾馳。馬上的人叫陳亮，系南宋永康詩派領軍人物，他此行是前去拜訪另一位南宋大文人辛棄疾。
這是一次被推遲多年的約會。早在幾年前，陳亮就寫信給因彈劾被免職而退居上饒的辛棄疾，約定秋後前往探望。陳亮，字同甫，雖一介布衣，卻是江南名士。史籍中有關陳亮的記述多如牛毛，僅舉《宋史》一例：宋孝宗久聞陳亮大名，打算委以重用，派大臣曾覿先行拜訪。曾覿其人奸佞狡黠，為清議所不齒。陳亮聽說是他來訪，且已到自家門口，深以為恥，竟爬牆躲避。因為厭惡一個當官的，竟連自己的仕途也不要了，怕也只有陳亮做得出。還有他與朱熹是朋友，卻對朱熹理學橫挑鼻子豎挑眼，一代大儒與一介平民誰也無法說服誰，乃至成為一段公案。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桀驁不馴之人，卻對辛棄疾的為人與辭賦心馳神往。
這是他們於杭州相識十年後的第一次見面。辛棄疾不顧自己此時正在養病，與陳亮頂風冒雪攜手同游鵝湖。鵝湖，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位於上饒西北一山頂之上，湖中長滿荷花，白鵝穿梭於荷花之間，風景絕佳。朱熹與陸九淵曾在此展開辯論，便是中國哲學史上有名的「鵝湖之會」。辛棄疾與陳亮的「鵝湖之會」則是另一番文人景象。
辛棄疾與陳亮
一對狂放文人，一對同時被時代邊緣化之人，對著窗外的風雪飲酒高歌、吟詩作賦，足足聊了十天。十天後陳亮告別。辛棄疾左思右想，覺得不行，自己還有一肚子話沒跟陳亮說完呢，於是迎著風雪騎著馬追趕而去，然而卻已追不上了。辛棄疾只得宿於一家客店喝悶酒，晚上睡不著，起身作《賀新郎》一首，詞中將陳亮比作陶淵明、諸葛亮那般人物；五天後又做《賀新郎》思念陳亮，詞中更出現「但莫使，伯牙弦絕」這樣的句子。如不是惺惺相惜的知音，誰能得辛棄疾如此高看？沒料到的是，此別竟是永訣。六年後陳亮去世，辛棄疾於大醉中作祭文曰：「而今而後，欲與同甫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陳亮此生有辛棄疾這般知音，可謂死而無憾了。
公元815年，劉禹錫與柳宗元同被召回長安，結果又同時再度遭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貶柳州，而劉禹錫遠謫播州時，不禁大哭：「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於是，柳宗元立即「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就是說，因劉禹錫有老母隨行，柳宗元願替劉禹錫去更偏遠的播州，就算加罪也不在乎。後柳宗元客死柳州，劉禹錫花畢生之力整理柳宗元遺作，然後又全力籌資刊印，使其得以問世，並收養了柳宗元的一個兒子。可以說沒有劉禹錫，也就沒有柳宗元文集的流傳於世。
柳宗元與劉禹錫
真正的友誼是什麼？在「那時候」正如劉禹錫與柳宗元這般，是由衷的信任，是永遠的無私，是發自內心的理解和誠實，以及不求回報的奉獻。也像唐代詩人劉長卿在《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中所述：荒村帶返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
是啊，橋也斷了，路也淹了，這白雲之所，無名無利，「古路無行客」卻能「寒山獨見君」，來的必是真知己，絕對真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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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常引用古人說過的一句話：「為人先須謹厚，文章且須放蕩。」這該是曾經那一批文人的某種寫照。但事實上，「那時候」的文人，無論是為人還是為文，實在是很難用一兩句話就能說清的。
陳獨秀與吳樾
想當年，陳獨秀與吳樾是文友，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倆人在一起討論文章也切磋拳腳。一次，二人又像往常一樣比試身手，完事兒兩個人坐在地上歇息，吳樾問陳獨秀道：「捨身一拼與艱難締造，孰易？」陳獨秀答：「自是前者易後者難。」吳樾對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於是二人在斗室作別，吳樾隻身去行刺滿清五大臣，於刺殺過程中身亡。
梁濟（1858年-1918年）
再說梁濟，乃飽讀詩書的一代大儒。世人知他多是因其公子梁漱溟的身份以及他的自沉，卻對他當年辭官經歷不甚瞭然。1912年6月，剛剛赴北洋政府內務部供職的梁濟，就聽說政府要給官員加薪，於是提出辭呈，原因很簡單：民國初創，當以勤勉為先，「總要先安頓民生，後考慮官俸」，救濟民生、扶持實業，比官員加薪更緊迫。他當月只受原薪水60元，未領加薪32元，便回家等待消息。內務部接到辭呈，立馬派次長榮勛上門懇切挽留，並以提職為條件。梁濟卻再次上書請辭，這回他談到「視官為國事責任所寄，則負疚者不敢一日居」。內務部還是不準，之後梁濟先後兩次上書，內務部乾脆不予回復，梁濟也乾脆不再履職。
這裡我想說的是梁濟提到了自己辭官的理由，那便是「政治負疚感」。為官者倘使有「政治負疚感」，那便會每一刻都不能疏漏，每一時都不敢懈怠，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為官者倘使沒有「政治負疚感」，那麼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梁濟先是看不慣官場所為，再是自認其當官未必能做到最好，倒不如辭官讓賢。
徐志摩任《晨報副刊》主編，從自投稿里發現了沈從文的稿件，結果沈從文一發不可收拾，在《晨報副刊》一個月連發七篇文章。沈從文要去上海，徐志摩給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寫了一封信，胡適接信遂聘請只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任講師，教授大學一年級「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結果第一堂課內向的沈從文便出了丑，胡適知道後不僅沒怪罪，還從側面鼓勵沈從文。
劉文典因違反了西南聯大校紀，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皆主張不再聘用，想不到第一個出來為劉文典說情的，卻是平日里與狂放不羈的劉文典完全不投契的王力。陳寅恪時在桂林，得知消息立馬快信給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講劉文典學識不在自己下，請雲大務必重金攬聘。之後卻沒跟劉文典提一個字。
蘇曼殊（1884—1918）
我一直對「那時候」的文人蘇曼殊很感興趣，雖然費了一番周折才買到《蘇曼殊全集》，但我更感興趣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當年他為人處世的方式以及與諸多文人包括政客的交往。
「蘇曼殊年譜」實際上就是一張行旅表，沒有起點，也無終點，在世俗之人眼中，這個時常落魄且「婚宦兩無成」的蘇曼殊該是避之唯恐不及才是。然而，黃興、馮自由、陳其美拿他做好朋友，陳獨秀、章太炎、章士釗是與其吃喝不分家的好兄弟，蘇曼殊口袋裡的大洋不是柳亞子偷偷塞進去的，就是陳去病、包天笑「委婉」贈與他的。魯迅對這樣一個「落魄人」也是青睞有加，他請蘇曼殊與他一起辦《新生》雜誌，還對人講：「我的朋友里有一個古怪人，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了錢就到寺里老老實實地過活。」無緣仕途、沒有工作的蘇曼殊倘若穿越來到如今的文人圈兒，怕是早已被餓死不知幾回了，但在當年魯迅那批人的眼中，從這個貌似一事無成的落魄文人的身上，他們看到的卻是一種令人驚慕的高貴且絕無僅有的浪漫人格。
1948年的春夏之交，已是名滿海內的張大千應邀赴當時位於北平北溝的故宮博物院賞畫，之後留在故宮裡用飯。飯後，張大千準備打道回府，卻發現有多人圍著他不願散去，他心領神會，便說，自己難得來，乾脆就每人送一幅小品吧。隨即當場揮毫，直到子夜，畫了20幅，送給在場的20人。這20人中多數只是故宮的一般工作人員，收入微薄，而張大千的一幅畫如果拿出去就能幫助一家人至少幾個月的開銷。張大千心裡有數，大家也皆心照不宣。
……
「那時候」的文人不是沒有促狹，但多的是胸襟；不是沒有世俗，但多的是情懷；不是沒有荒謬狂妄，但絕少見落井下石；不是沒有學位要求，但多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放在我們當下，似很難理解「那時候」文人的所作所為。豐子愷回憶他的老師李叔同時講：「人的生活，可分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有人生活在第一層就滿足了，有人則上到第二層、第三層。」我以為，「那時候」的文人與我們當下文人的不同，或許就在於「層次」的不同吧!
（《文學自由談》2018年第2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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