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平復帖》曾在我家——懷念伯駒先生
在《春遊瑣談》中，有一篇張伯駒先生寫的《陸士衡平復帖》，談到他購藏此帖的經過。
伯駒先生最初在湖北賑災書畫展覽會上見到此帖，當時為溥氏心畬所有。1936年他有鑒於溥氏所藏唐韓幹《照夜白圖卷》流出海外，深恐《平復帖》蹈此覆轍，托閱古齋韓君向溥氏請求出售，因索價二十萬元，力不能勝而未果，次年又請張大千先生致意心畬求讓，以仍索二十萬元而難諧。是年歲杪，伯駒先生由津返京，車上遇傅沅叔先生，談及心畬喪母，需款甚急。經沅老斡旋，以四萬元得之。此後多年亂離跋涉，伯駒先生藏此帖於衣被中，未嘗去身。直至1956年將此國寶捐贈給國家，從此永留神州，為全國人民所有。宿願以償，實為他平生一大快事。
黃金有價，國寶無價。《平復帖》更是寶中之寶。我國法書墨跡，除去發掘出土的戰國竹簡、繒書和漢代木簡外，歷代流傳於世且出於名書家之手的，以陸機《平復帖》為最早，大約已有一千七百年。董其昌曾說：「右軍（王羲之）以前，元常（鍾繇）以後，唯存此數行為希代寶。」何況刻在《三希堂法帖》位居首席的鐘繇《薦季直表》原非真跡。而且此卷自從在裴景福處被人盜去後已經毀壞，無從得見。故在傳世的法書真跡中，自以《平復帖》為第一。伯駒先生酷愛書畫文物。對此稀世之珍，真可謂視同「頭目腦髓」，故珍藏什襲，形影不離。
我和伯駒先生相識頗晚，1945年秋由渝來京，擔任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工作，由於對文物的愛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見他。旋因時常和載潤、溥雪齋、余嘉錫幾位前輩在伯駒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來。1947年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我很想在書畫著錄方面做一些工作。除備有照片補前人所缺外，試圖將質地、尺寸、裝裱、引首、題籤、本文、款式、印章、題跋、收藏印、前人著錄、有關文獻等分欄詳列並記其流傳經過，以期得到一份比較完整的記錄。上述設想曾就教於伯駒先生並得到他的讚許。
為了檢驗上述設想是否可行，希望找到一件流傳有緒的烜赫名跡試行著錄，《平復帖》實在是太理想了，不過要著錄必須經過多次的仔細觀察閱讀和抄寫記錄，如此珍貴的國寶，伯駒先生會同意拿出來給我看嗎？我是早有著被婉言謝絕的思想準備去向他提出請求的。不期大大出乎意料，伯駒先生：「你一次次到我家來看《平復帖》太麻煩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細地看。」就這樣，我把寶中之寶《平復帖》小心翼翼地捧回了家。
到家之後，騰空了一直樟木小箱，放在床頭，白棉布鋪墊平整，再用高麗紙把已有錦袱的《平復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門，回來都要開鎖啟箱，看它安然無恙才放心。觀看時要等天氣晴朗，把桌子搬到貼近南窗，光線好而無日晒處，鋪好白氈子和高麗紙，洗凈手，戴上白手套，才靜心屏息地打開手卷。桌傍另設一案，上放紙張，用鉛筆作記錄。已記不清看了多少次才把諸家觀款，董其昌以下溥偉、傅沅叔、趙椿年等家題跋，永瑆的《詒晉齋記》及詩等抄錄完畢，並儘可能記下了歷代印章。其中有的極難識讀。如鈐在帖本本身之後的唐代鑒賞家殷浩的印記，方形朱文，十分暗淡，只有「殷」字上半邊和「浩」字右半邊隱約可辨、不少印鑒不要說隔著陳列櫃玻璃無法看見，就是取出來在燈光照耀下，用放大鏡看也難看得清。《平復帖》在我家放了一個多月才畢恭畢敬地捧還給伯駒先生。一時頓覺輕鬆愉快，如釋重負。經過這次仔細閱讀和抄錄，才使我有了一次著錄書畫的實習機會，後來根據著錄才得以完成《西晉陸機平復帖流傳考略》一文，刊登在《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期上，並經《故宮博物院藏寶錄》轉載。
將《平復帖》請回家來，我連想都沒敢想過，而是伯駒先生主動提出來的。那時我們相識才只有兩年，不能說已有深交。對這一樁不可思議的翰墨因緣，多年來我一直感到十分難得，故也特別珍惜。僅此就足以說明伯駒先生是多麼信任朋友，篤於交誼。對朋友，尤其是年輕的朋友想做一點有關文物的工作，是多麼竭誠地支持！
我沒想起《平復帖》就想起伯駒先生，懷念之情久久不能平復。不僅是懷念之情，更多的是尊敬之意！伯駒先生是那樣地珍愛《平復帖》，而最後他把《平復帖》連同其他名跡：唐李白《上陽台帖卷》、杜牧之《張好好詩卷》、黃庭堅草書卷、蔡襄自書詩冊、范仲淹《道服贊卷》、吳琚書雜詩卷、元趙孟頫頁草書《千字文卷》等傾家蕩產換來的多見國寶一併捐獻給國家。說明他愛國家、愛人民，更甚於愛法書文物，這能不令人肅然起敬並終生懷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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