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俗民社會」到「市民社會」，日治時期台灣社會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變遷？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人口結構、思想文化，乃至風俗習慣，都產生了重大變化，逐漸由「俗民社會」過渡到「市民社會」。雖然社會文化變遷多是隨著時間、經濟、觀念和文化傳播等因素之改變而逐漸演變的，但是也有不少變遷是以社會領導階層為主導，以民間團體為運動的主體，有組織、有目標、講究方法策略且具持續性的倡導、鼓吹，才獲得預期結果的。此類團體可分成兩種類型，一是殖民政府所提倡支持的，例如「解纏會」、「斷髮會」、風俗改良會、「國語」普及會、同風會、矯風會和民風作興會等，二為台灣人自動組成，最著名者當屬台灣文化協會，其所倡導之新文化運動影響深遠。

日治時期的台灣

社會變遷顯現在許多方面，「標準時間」制度的引入是極關鍵性的變化。1920年以前，殖民政府部門以午炮製度和電信正午報時系統，建立其內部組織運作的標準時間。標準時間制度只存在於政府部門內，並沒有主動向台灣民眾推行。而一般民眾，則可能在製糖會社的蔗田裡，借著製糖場的汽笛聲上下工。1920年至1930年，標準時間由政府部門有意識的轉化為「時的紀念日」的儀式活動而向台灣社會推行。殖民政府透過教育，灌輸新一代台灣人認識時鐘、計算時間、體認切割細微時間的機械時間，並且在團體中養成守時習慣。20世紀30年代以後，標準時間的影響範圍更為擴大，在社會教育、「部落振興運動」、「皇民化運動」，乃至於最後的戰爭時期，標準時間成為政府動員勞力的最佳利器。而標準化時間不僅表現在準確的報時系統，更表現在行政措施的規則與秩序上。對大部分人來說，衡量時間的工具仍然保留在公共領域及政府的手中，殖民政府是標準時間的制定者、解釋者與分配者，殖民政府所塑造的社會生活的典範是以團體行動為準，在團體活動中服從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命令。因此，鐘錶與標準時間制度進入台灣社會，更加強了統治者的動員力量。

日治時期的台灣

另一個明顯的社會變遷是對體育運動休閑的重視。《台灣民報》積極提倡體育運動，鼓勵設置公眾體育場和體育會，同時也提倡休閑，積極鼓吹興建娛樂設備，如公園、體育場等，使台灣人得以享受。研究者依據不同的人士所列的興趣分析，指出不論台灣人，還是日本人，最喜歡的運動項目是網球，而台灣人主要的休閑活動是登山。此外，日治時期台灣最盛行的運動為棒球，而撞球、高爾夫球、馬術、足球、橄欖球和撞球等也都有所發展。反倒是籃球與排球，則是台灣運動史上較晚登場的項目。相較於傳統社會重視「悠閑」的觀念，20世紀20年代以後獎勵休閑、鼓勵娛樂的思想，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改變。總之，透過社會領導階層的鼓吹、社會運動團體的奮鬥，以及官方有意的作為與宣導等，台灣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逐漸朝近代化社會前進。

《台灣民報》

（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15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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