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畫為媒，記錄時代
時代的記錄者
2012年，程延安租下了位於宋庄一條小巷深處居民樓二樓的一間房間作為工作室。自世紀之交來到北京已經過去了十二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狹小空間給了他穩定，創作環境的窘迫卻沒有限制他的思想，他想用畫筆記錄這個時代。
房間內循環播放著一首嘶啞的英文歌，程延安坐在沙發上點燃了一支煙。房間中只有這裡和床上沒有堆放著東西，除了煙、酒和顏料外，他的四周儘是包裝好的、掛在牆上的、支在地上的、空有畫框的一幅幅已完成或者待完成的作品。
他的畫作色彩沉重，畫面中的人物的五官模糊成一團，很難從表面上看出表情神態。零零散散地冒出的創作想法在近年穩定的條件下成熟、成型，這是程延安內心真實的態度的表達。
「是迷茫狀態，我感覺我們整個民族都是迷茫狀態，處於半文明社會，沒有進入文明社會，很多都是顛倒的。」
程延安希望自己的畫成為這個時代的「紀錄片」。他關心社會現實和國際政治，以批判者和旁觀者的目光衡量著北京這個國際都市和整個世界。他想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一種社會心理——焦慮。
當時空氣的污染是一方面，還有人的思想的污染，這個霾讓人不能表達自己，這是一個意識的霾，其實這些人是很焦慮的一個人，很複雜的一個人。
異鄉人的妥協
然而知己難求，程延安別具一格的繪畫風格，卻並不為主流審美所接受。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一直畫著行畫，那種被人定製、完全迎合市場喜好的商業性訂單。
對於程延安來說，畫不畫這些「行畫」是一件矛盾而痛苦的事情，就像將一個人活生生地分裂成兩個人，其中還有一部分是他厭惡的不真實。
「我沒有一天不想扔掉這些風景畫。但這就像交作業似的，不想做而不得不做。為了吃飯沒有辦法，誰讓市場歡迎呢，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早至2000年從新疆來到北京，他就開始了以畫養畫的日子。
第一個十年，程延安遊走在北沙灘、通縣附近，居無定所，那裡對於他來說已經是「市中心」了。他零散地做一些工作，接一些平面設計、給人寫牌匾等等無論與藝術有無關係的活計維生。
2010年的宋庄已經有了名氣，成為很多人嚮往的地方，程延安也想來這裡試試發展。他經一個朋友介紹來到宋庄。
「宋庄相對來說在全國是一塊自由的飛地，相對來說可能自由一點，又能跟農民打交道，比較接地氣。」
宋庄的前身其實是十幾個自然村落。隨著藝術家的湧入，外來藝術家們在此安營紮寨，農民也因此獲得收益，他們漸漸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契約關係。對程延安來說，這裡的農民也是他的「貴人」。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程延安意外地聯繫不到他的朋友了，兜里的錢也漸漸用盡。
當時我在街上畫寫生，很多農民盯著我看。我當時沒接別的活兒，身上一分錢都沒有了。後來有一個農民來說：「你這個能畫大畫嗎？」他想讓我畫牆畫，就是雞啊魚啊什麼的農村的東西，我立馬就給他們畫了。
我自己的畫能夠幫到別人，自己還能好一點，還能有報酬，可以暫時住到他們家裡，哈哈這是很愉快的，後來我有一個多月就這樣賺錢養活自己。
到宋庄有兩年的時間，程延安過著像流浪者一般的生活，他依然在外面接活兒，可以解決住宿的話就在外面住，活兒幹完了就回到宋庄。白天畫一些速寫和肖像記錄身邊的人和事，夜晚在長椅、石板上過夜成為常態，「當時有很多人會這樣，這是很普遍的事兒。」
2012年，程延安所畫的行畫逐漸使他有了盈餘，也可以接到如為酒店畫壁畫等工作。他的生活漸漸穩定，積蓄足夠租下現在他的工作室，就這樣直到今天。
從過去的村莊和雞鴨到現在色彩簡單明快的鄉村風景畫。這些畫可謂是程延安的「衣食父母」，佔據了他大部分收入來源。
尋覓知己
在程延安的老家新疆，幾乎沒有人能理解他的風格，「那邊沒有知音」。但程延安至今也懷念那裡的質樸，「文化那方面他們是貧瘠的，但對於我這個人，他們是高度讚揚的。」
程延安依然喜歡對繪畫進行前衛的探索。幾年前，他的獨特的風格也在追求真實的渴望下自然地形成。
在北京，雖然他的作品仍不能成為市場的香餑餑，但是這種探索已然得到了他周圍的很多搞藝術專業理論的人的認可。
我選擇來北京從事藝術畫創作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對於藝術的寬容度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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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或許都在尋找一個出路。有人執筆寫作，有人投身音律，有人消極以待。「我這人還比較強烈一點，就是用畫來表達。它也是我精神的一個出口。」
如果我不畫畫，我可能會得精神病。這個好像是生命的一部分吧，這個沒辦法講，好像就是一體了，已經離不開它了，老婆孩子可以離開啊，畫離不開。
像煙酒一樣讓程延安戒不掉的，是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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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石曉凡 孔一涵
攝影 | 劉奕伽
責編 | 趙可瑩 劉奕伽
編輯 | 孔一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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