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債務和槓桿：2012年中國的利息支付總額就超過了名義GDP增量

導讀：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金融街論壇上的講話，再次點破了中國結構化改革的障礙在哪——

關於營商環境——我們這麼多年來,政府簡政放權、放管服、雙創,但是我們的營商環境是什麼樣的位置呢?每年世界銀行都會公布一個營商環境的報告,在190個國家裡面,2017年中國排名27位,保護中小企業投資者是在119位,我們的稅收是在130位,我們的跨境貿易是在97位。當然了,金融業有很大的差距,是在68位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我們儘管講中國你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但是你是大而不強,實際上要創造很好的制度環境,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關於金融風險——2012年,我們的利息支付總額超過了名義GDP的增量,你不增加新的債務,僅僅是滾動,就能導致債務比不斷的升高,黨中央國務院把金融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是必然的。所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從2009年到2016年,我們的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平均降幅是6.64%,我們的利率在下行,但是同時我們的槓桿在上升,同期單位GDP的投入量由3.6%上升到6.7%,也就是說,我們的利率在下降,槓桿在上升,是因為我們的資產回報率下降得更快,我們的大量投資是在第一資產回報的資產上。

大家也都知道,美國提出來要減稅,稅收要從35%降到21%,也有人說,我們的企業所得稅是25%,但是我認為稅的問題是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要素市場沒有市場化,我們的電力、水、燃氣等很多基礎設施是壟斷的,國有企業壟斷的,壟斷產生的低效通過高價格轉移給了企業。

來源：金融界論壇2018

作者：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

5月28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人民銀行、新華通訊社、中國銀保監會、中國證監會擔任支持單位,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和西城區人民政府承辦的2018金融街論壇年會召開,鳳凰網財經全程直播。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在論壇上表示，各國之間的競爭核心的問題是制度競爭。現在發達國家的貨幣在正常化,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實際上誰的結構性改革做得徹底,誰就會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佔得先機。

徐忠同時表示，我國最大的問題,是要素市場沒有市場化。「我們的電力、水、燃氣等很多基礎設施是壟斷的,國有企業壟斷的,壟斷產生的低效通過高價格轉移給了企業。」

徐忠表示，不管是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還是防範風險,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資產的回報率,而這個只有靠什麼?靠改革,提高我們的營商環境,要素市場的改革。

以下為演講實錄：

徐忠:很高興參加金融街論壇,今天的題目是「金融開放背景下的金融風險防範」。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報告提出來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經濟方式也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我們要理解習總書記在博鰲論壇提出來的,要進一步開放,易綱行長提出來了具體的開放措施,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要把握兩條主線。一是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二是防範金融風險,這是我們目前要把握的兩條主線,把握這兩條主線,我們要把他放在全球開放的背景下來看待。

從全球來看,大家現在關心的幾個問題:

1、全球金融市場期限利差太低,可能反映在通貨膨脹比較低,如果通貨膨脹起來了以後,可能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加息會加快,危機後,一些發達國家的債務水平比較高,債務水平提高了,你能夠承擔得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利率比較低,如果利率提高了,一些國家的債務水平就不具有可持續性。

2、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減稅,意味著他的國債發行是要擴大的,相當於2009年美國刺激增長國債的發行量。但是這樣的發行在目前的條件下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大家知道,當時美國大量發行國債的時候,美聯儲是在擴表,美聯儲大量購買,現在美聯儲在縮表,市場有沒有足夠的意願去買他,他對期限利差有什麼樣的影響,這也值得關注。

3、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的貨幣政策正常化可能會對全球金融市場有什麼影響,這也值得關注。

總的來說,在開放的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競爭核心的問題是制度競爭。現在發達國家的貨幣在正常化,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實際上誰的結構性改革做得徹底,誰就會在下一輪經濟發展中佔得先機。目前各國經濟結構性改革,都對今後5-10年的全球經濟格局是有很大影響的。

從中國國內來看,我們十九大報告給我們的遠景很振奮,但是正像習總書記講的,幸福是靠奮鬥來的。我們這麼多年來,政府簡政放權、放管服、雙創,但是我們的營商環境是什麼樣的位置呢?每年世界銀行都會公布一個營商環境的報告,在190個國家裡面,2017年中國排名27位,保護中小企業投資者是在119位,我們的稅收是在130位,我們的跨境貿易是在97位。當然了,金融業有很大的差距,是在68位等等,這些都反映了我們儘管講中國你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了,但是你是大而不強,實際上要創造很好的制度環境,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去年的時候,大家也都知道,美國提出來要減稅,稅收要從35%降到21%,也有人說,我們的企業所得稅是25%,但是我認為稅的問題是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要素市場沒有市場化,我們的電力、水、燃氣等很多基礎設施是壟斷的,國有企業壟斷的,壟斷產生的低效通過高價格轉移給了企業。

前一段時間曹德旺的微信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我們現在的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我們要素市場非勢場化的問題,我們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核心的問題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但是從2007年到2015年,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是從4.37降到了1.36,最近這向年由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所提高。看全要素生產率最主要的指標是看FDI,看民間投資,我們從現在的數據來看,這兩年我們的民間投資一直是處於低位的,我們的對外投資是超過了FDI的,如果不改變營商環境,不做其他的要素市場的改革,何以提高你的全要素生產力,你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只是一個口號。

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講,我們講防範金融風險,要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個裡面講這樣一個問題也是一個原因。2012年,我們的利息支付總額超過了名義GDP的增量,你不增加新的債務,僅僅是滾動,就能導致債務比不斷的升高,黨中央國務院把金融風險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是必然的。所以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從2009年到2016年,我們的貸款加權平均利率平均降幅是6.64%,我們的利率在下行,但是同時我們的槓桿在上升,同期單位GDP的投入量由3.6%上升到6.7%,也就是說,我們的利率在下降,槓桿在上升,是因為我們的資產回報率下降得更快,我們的大量投資是在第一資產回報的資產上。

我們無論是穩槓桿還是降槓桿,核心的問題是什麼?要超過資源配置的效率,也就是說,無論我們兩條主線,一個是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還是防範風險,核心都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資產的回報率,而這個只有靠什麼?靠改革,提高我們的營商環境,要素市場的改革。

所以金融開放背景下的金融風險防範落到一句話,就是我們要加快改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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