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大聖：對歷史的緘默是中國人特有的世故
王霜霜 / 文
沈佳音/ 編輯
「僅僅三四十年的時間，為什麼兩三代人之間對同一段歷史的認知已經如此天差地別？當年的實況被現在85後、90後認為荒誕，這個議題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在上世紀70年代，能榨油的花生極其金貴。鐵面無私的民兵王奎生為集體看護花生地。有一天，他看到了自己八歲的閨女彩雲正蹲在地里偷吃花生，一氣之下，打了閨女一巴掌。彩雲「哇」的一聲哭了，結果花生豆卡在她的氣管里，噎死了。這個偶然事件被村裡包裝成一個大義滅親的故事往上報。一張獎狀為全村換來救濟糧，而王奎生卻不堪精神重負，瘋了。
1982年，村裡要重唱老戲《打金枝》。王支書愁眉不展，只有他知道表面上領導要「聽戲」，實際上要「分地」。誰都想分到最好的地，但全村最好的九畝半卻屬於「奎瘋子」。
為了「瓜分」九畝半，村民要把「奎瘋子」送到精神病院。支書於心不忍，讓曾經的指導員老鶴想法喚醒他。老鶴為王奎生排了一出《鍾馗打鬼》，並在他耳邊輕輕說了一句「鍾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是閨女」。剛有好轉的「奎瘋子」因此又瘋了。這是導演鄭大聖的電影作品《村戲》。
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18位村民偷偷摁下手印「包產到戶」，由此開始了中國農村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歷史性變革。到今年，時間剛剛過去了四十年。
鄭大聖邀請了自己高中的語文老師，一位曾在安徽鳳陽插過隊的「老三屆」觀看了影片，這位當年的親歷者對他說，「你拍得很真實，但僅僅只是掀起了那個時代小小的一角。」
不過，許多年輕觀眾看完電影后，用「魔幻主義」、「荒誕」評價《村戲》。這讓鄭大聖感到疑惑甚至恐懼。「僅僅三四十年的時間，為什麼兩三代人之間對同一段歷史的認知已經如此天差地別？當年的實況被現在85後、90後認為荒誕，這個議題本身就值得好好想一想。」
從裡到外復原歷史
《村戲》根據作家賈大山的三部短篇小說《村戲》、《花生》、《老路》改編，拍攝地在太行山裡的梁家村。開機前一個多月，劇組的美術置景就去刷標語、出黑板報。標語最初是文革前的，用繁體字寫著「深挖洞，廣積糧」，然後把這些標語鏟了，刷上文革初期的標語，又鏟了，再是文革中後期的，這種層層疊加，最後才是八十年代初的樣子。
《村戲》劇照
電影學者戴錦華說《村戲》是一部給她多重久違之感的電影，「包括久違的鄉村，久違了的歷史，久違的現實感」。
復原這樣一種生態並非易事。拍攝前，鄭大聖就向投資方明確提出三個要求：用非職業演員，用方言，用黑白攝影。「我一開始就知道是不能用明星的，甚至連電影演員都不能用。它必須得是非職業演員，是來自本鄉本土的，而且他們彼此之間是熟人。」
《村戲》的演員除了3位來自當地縣高中、縣技校的學生外，剩下的35個演員全部來自河北省井陘縣路德晉劇團，一個民營的山西梆子戲班子。他們本身就是農民，有戲唱的時候，大家唱戲，農忙的時候，就回家收麥子。鄭大聖認為只有真正和土地有連接的人，才能快速地在片場找到游在水裡的感?覺。
演員剛進組的第一件事，就是發衣服，自己的衣服不讓穿了，毛衣、毛背心、老棉襖、老棉褲、大衣、老棉鞋，一層一層，從裡到外，從頭到腳，劇組給發一遍。「要是只發外衣的話，那個東西永遠不上身，就是假裝事兒。」
演員每天集中在曬穀場上學習，唱歌，讀文件，背誦語錄。革命歌曲要唱到下意識哼哼，口號以喊到聲嘶力竭為標準。晚上一起集合看樣板戲，平時模擬遊街批鬥，現場誰有權威就斗誰。電影里扮演支書的演員是他們劇團的編導，算是演員們的半個老師，於是大家很嚴肅地把他綁了起來，掛上牌子戴上帽子遊街。
後來群體的情緒真的被煽動起來了。「支書」被斗急了，哭了。 鄭大聖事後想想說，「其實就是那種被一個狂熱集體樹為對立面的孤立感、羞辱感」。
幾何式的裂變
改革開放以後，越來越多的農村人進城打工，慢慢地，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在村裡了，人口空心化嚴重。梁家村也是如此。
在梁家村待了幾個月，鄭大聖一個最直觀的感受是「如今的中國鄉村早已不是那個雞犬相聞的鄉村了」，不僅青壯兩輩人都待在了城裡，連狗都少。電影里出現的那幾隻雞還是劇組專門買來，用釣魚線拴在院子里的。要是想弄頭牛、找頭驢、趕幾隻羊，更得到隔壁村借。
地沒人種了，再肥沃的「九畝半」也沒人爭了。鄭大聖有時會請村裡一些老人來攝像機前客串，當看到這群當年的親歷者佝僂著腰、拄著拐出現在他們年輕時的舞台上時，他不由地感慨「好快啊」，「從集體到分地，從封閉鄉村社會到村子裡的青壯人走空，只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幾乎是幾何式的裂變」。
《村戲》自今年3月份開始在各大城市點映，幾乎場場爆滿。在此之前，觀眾大多只能在央視6套的電影頻道看到鄭大聖的作品。他2000年入行時，正處於中國電影最糟糕的時期，小熒屏剛普及化，人們不願意進電影院了，許多導演拍了電影也不知道往哪兒放。
《村戲》劇照
當時央視電影頻道在每年百十來部的量產之中，會留一個很小的比例給「藝術片」、「探索片」，鄭大聖的片子就在這個隙縫裡，做著相對自由的藝術表達。 《天津閑人》、《廉吏于成龍》、《古玩》、《王勃之死》、《阿桃》……鄭大聖喜歡回頭看，入行以來拍攝的都是有關歷史題材的電影。「現在的事情沒法弄啊，挖半米就挖不了了，」他指著過去的一輛洒水車說，「就是弄濕了一層而已。」
在剛結束的第九屆中國電影導演協會2017年度表彰大會上，《村戲》獲得了評委會特別表彰，頒獎詞里稱《村戲》「以魔幻的往事，提示我們注目民族的未來」。鄭大聖認為不斷地敘述、討論歷史是十分必要的，「一段歷史不被描述、討論，一段時間後，就會真的『不存在』了」。
此外，《村戲》還獲得了金雞獎和金馬獎的多項提名，並獲得了金雞獎最佳攝影獎。戴錦華說《村戲》里使用了大量的淺焦鏡頭，讓她產生了一種觀看的焦慮，這種想看清楚但看不清楚，就像我們望向歷史時的感覺。
「聽著像假的故事」
鄭大聖1968年出生於上海電影世家，外祖父是戲劇電影大師黃佐臨，外婆是舞台銀幕雙棲明星丹尼，母親則是著名的第四代導演黃蜀芹，父親是電影圈的頂級美工師鄭長?符。
1975年，鄭大聖上小學一年級，當過一年的「紅小兵」。第二年，四人幫就倒台了，文革結束了。所以，鄭大聖「對那個時代的事情知道一些，但也沒那麼多，影影綽綽，是一種若有似無不確定的整體印象，很多細節都是不清晰?的」。
對共同經驗流失的放任，使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存在很大的斷裂，這在兩三代人之間都表現得十分明顯。《村戲》里有一幕是「奎瘋子」把榨花生油的現場當作炮火連天的戰常在他的耳里，花生殼裂開的聲音是嘟嘟嘟的子彈聲；碾磨機吱呀轉動的聲音是轟隆隆的坦克。
《村戲》劇照
許多年輕觀眾評價說「這是一段絕妙的蒙太奇，表現內容十分荒誕不經」，標準文藝腔的解讀方式。這並非鄭大聖想要的，他是想讓觀眾在這些鏡頭裡，看到一段真實的歷?史。這些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匪夷所思，「聽著像假的故事」，恰恰很可能是他祖輩的過去。
中國人對於不該忘記的共同經驗集體緘默和默契掩蓋，常常讓鄭大聖有一種焦慮和危機感。出生不久，他的父母被隔離審查，他被祖父母帶去天津。五歲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父母。
和中國的許多家庭一樣，關於自己早年間的經歷，父母從不主動提及，鄭大聖只能從跟父母或者外祖父的聊天中拼湊一二，但即便這些碎片，已讓他足夠驚愕。鄭大聖說：「對共同經驗有默契的掩藏，倒是中國人特色的世故。這種有意的封存，不是說來自社會結構或者是官方的壓制，而是一種全體的默契。你很少見上輩人對下輩人講自己的過去。大家會覺得過去就過去了，何必再?提。」
拍攝過程中，鄭大聖曾把在戲班裡教演員們唱戲的師傅請來講過去的一些事，師傅講著講著就哭了——他曾被親近的人出賣，被打成「右派」，家庭也因此離散。徒弟們聽完後，都傻了。他們十幾歲跟師傅學戲，到現在四十齣頭，從不知道如此親近的人還遭遇過這樣的經歷。
鄭大聖
戴錦華也發現對於這一段並不久遠的歷史卻不能體認，不能夠進入，用科幻小說的一個詞，叫做「霧障」。她說：「我覺得這是各種各樣的原因造成的，有社會政治的，社會經濟的，文化的，還有情感的。」
一段歷史只要幾代人的共謀就可以被抹掉。「經歷過的人有意不說，蹭著邊的人說不清楚，更晚一點的想知道無從知道，直到最後不知道就不知道，連了解的意願都沒有了。人群太容易淡忘歷史了，不記述，不敘述，自然沒得檢討。那麼有什麼是不可能捲土重來的呢？」鄭大聖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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