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時刻撂挑子！曾國藩為何不彈劾「恩將仇報」的沈葆楨？

曾國藩

同治元年九月十三日，曾國藩日記：

「又未接沅弟信，憂灼之至。又因沈中丞奏截留江西漕折，銀兩每月少此四萬，士卒更苦，焦慮無已。」

沈葆楨此舉實在是恩將仇報，要知道沈氏在仕途上的兩次躍升，都是由曾國藩主導。按照官場傳統，沈葆楨應該奉曾國藩為恩主，感激涕零才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湘軍戰於南京城下，需餉極為迫切時，江西巡撫沈葆楨卻為了本省利益，截留了每月四萬兩的軍餉。事出意外，措手不及，曾國藩一下子陷入到嚴重的焦慮之中。

次日，曾國藩日記：

「以江西撫、藩二人似有處處與我為難之意，寸心鬱郁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寧國危險之伏，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

從十三日到十八日，他一直因為此事而終夜痛苦糾纏。十八日日記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

《湘軍九洑洲戰圖》

這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他白天頻繁聯繫各處，全力保障曾國荃部的供應，傍晚到後院的小房間里去，跪在蒲墊上默默對天禱告，求老天保佑弟弟平安。上了床又常常一夜無眠，沈葆楨此舉如同扎在他心上的一根刺，每一翻身，都感到鑽心的痛。

不過內心憤怒煎熬如此，曾國藩的外在反應卻非常平和沉穩。這是曾國藩在遇到橫逆時的一貫心態。

很多大人物都喜歡其他人如秋草伏風一樣，偃伏在自己腳下，讓自己的所有決定都得到「堅決貫徹」，「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曾國藩卻不是這樣。他的齋名為「求闕」，一生勤求已過，最喜歡聽別人的批評。越是位高權重，他越是主動聽取逆耳之言，以克除自己身上的「意氣」、「客氣」和「矜氣」。他曾說：「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他有意識地在身邊安排幾個耿直高潔之人，時時給自己指出缺點。

所以，對沈葆楨的突然襲擊，曾國藩試圖保持平常心。為了緩解自己的憤怒，他從「養氣」入手進行心理調整。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為此事激動，是由於養氣功夫不到家……

經過心理調整，在事情發生後第三天也就是九月十六日，他心平氣和地給沈葆楨寫了封私信，對沈葆楨作為一省長官，想建一番功業，注重軍事上的自保和安全等等表示理解和肯定，同時表示以後可以和沈葆楨均分這四萬兩：

「江西本省不可無大枝游擊之師，韓進春五千人之舉，斷不可少。……敝處願勻分二萬金，月供韓軍。」

接下來曾國藩又說，但是現在因為財力緊張，請不要馬上停止此項供應……這封信寫得謙遜客氣，情理周至。雖然自己年齡、地位、資歷均高於沈氏，但是他對沈葆楨一直自稱「館愚弟」。所謂「館」，是指兩個都曾經工作過的翰林院。實際上曾國藩比沈葆楨年長九歲，曾國藩擢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時，沈剛剛進入翰林院。

沈葆楨

接到這樣一封信，沈葆楨是什麼反應呢？曾國藩在這封信稿後面注了一行字：「此函沈葆楨並未回信」。

以私人關係函商無果，曾國藩只好公事公辦，發公文咨商。他在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發給沈葆楨的咨文。

私信不回，公文不能不回。沈葆楨的迴文很簡單，兩個字：不允。

無論從任何方面來講，沈氏此舉都是不可理解的。別說他是沈氏的舉主，即便沒有任何私人關係，一個巡撫也不應該如此對待總督。曾國藩不由得反思自己在與沈葆楨的關係當中有什麼過錯。然而，他與其他人的關係中或者有可以疵議之處，但是對沈葆楨，他自認仁至義盡，客客氣氣，沒有任何對不起他的地方。

那麼，到底是為什麼呢？

面對這一情形，曾國藩的幕僚們紛紛大罵，要求曾國藩馬上參奏。他現在位居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奉皇太后、皇上之命節制四省軍務；權力之大，威望之高，換掉一個沈葆楨並不困難。

但曾國藩卻沒有這樣做。

沈葆楨非常善於經營自己的名聲和形象，因此在朝野上下聲望很高。更為關鍵的是，沈畢竟是他剛剛提拔起來的人，馬上參奏，自己臉上也不好看。如果沈葆楨該革職查辦，那麼自己豈不也用人失察？況且沈葆楨並沒有其他過錯，兩人所爭畢竟不過四萬兩，為數不算太多，不如隨他去吧。

曾國藩念起「忍」字訣，選擇悄悄吞下這顆苦果，「遂未奏請，以全寅誼」，沒有向外界公開他和沈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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