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芻議

原標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芻議

［摘要］歷史動物地理學是歷史地理學領域的新興邊緣學科。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萌芽雖早，但發展緩慢。20世紀80年代以後該學科迎來了快速發展期，學科原理、性質、內容和研究方法得以確立，並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述。但應看到，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隊伍仍舊薄弱，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統、成熟的學科體系，這些是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歷史地理；動物；芻議

［中圖分類號］F27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72(2012)02－0144－06

［作者］楊傑

歷史動物地理學(historical zoo geography)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分支領域，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動物的分布、變遷及其與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相互關係，包括古代野生動物分布範圍和數量的變化以及家養動物的地理起源和傳播進程等。從方法論上講，歷史動物地理學是以地理學的觀點，研究歷史時期動物學的內容，並與生態學相聯繫的邊緣性學科，其研究領域涉及歷史地理學、生物學、考古學、人類學、氣候學、生態學以及民族學等。值得注意的是，歷史動物地理學不同於生態動物地理學。前者著重研究歷史時期不同動物分布區的形成及其變遷，探討歷史時期各地動物在系統演化上的關係及其動因，進行動物地理區的劃分。後者著重研究動物分布、擴展的生態因素，探討動物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及其區域分化，進行動物生態地理群的劃分。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回顧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知識萌芽很早，殷墟甲骨卜辭關於商王狩獵與祭祀活動的內容中就有大量有關動物的記載，已經識別出的動物名稱有70多字，代表了30多種動物。例如哺乳類陸地動物：象、虎、鹿、麋、兕、狼、狽、狐、兔、猴、獾、獸等，水陸兩棲或水生動物如蛇、龜、魚、黿、黽、蟲等，飛禽類雀、雞、雉、燕、鳥、鷸等家養和馴化的動物牛、馬、羊、豬、犬等，以及經過神化的動物龍、鳳等。中國古籍中涉及動物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詩經》中記載有108種動物的分布；《尚書·禹貢》篇中也有對中國九州經濟動物的記載；《周禮·考工記》：「鴝鵒不逾濟，貉逾汶則死，此地氣然也」，第一次划出了濟水、汶水這條中國古動物南北分布的界線；《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擾」)和《周禮·天官·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中均有古代「六畜」的明確記載；《國語·楚語下》：「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魚炙，庶人食菜」，詳細記載了肉食文化與禮制的關係；《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游化別群，則縈騰駒，班馬政二又。是月也(指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戒，班馬政」，首次出現了「馬政」的記載；《漢書·王莽傳》：「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採為業」，提及我國古代南方漁業的情況。

雖然古代文獻中有大量與動物有關的記載，但對古動物多沒有進行系統的地域性研究，也沒有對動物地域性特徵形成的原因進行深入性探討。真正使用歷史地理的方法對古代動物進行多視角的研究則是從近代開始。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開創期(20世紀30年代～40年代)

1930年，徐中舒先生髮表了《殷人服象與象之南遷》一文，可視為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開山之作。文章嘗試對殷商時期的珍稀野生物種大象的地理分布變遷進行探討，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產物」，並非「他處貢獻」而來。他又考釋出「豫」字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實為產象之區」的結論，並詮釋了「爲」字「從又牽象」，「實為殷人服象之證」。他還根據西方地質考古學家桑志華1923年在內蒙古、寧夏及華北等地的舊石器時代黃土地層中發現的犀、象等動物化石，認識到當時北方的自然環境適宜這些熱帶動物生存，並推測它們「由舊石器時代綿延至於殷商以前，(或虞夏時)仍生息於黃河流域，實為意中之事」。也有部分學者開始利用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進行研究，如1936年法國古生物學家德日進和中國古生物學家楊鍾健，根據殷墟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聯合發表了《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這篇專門研究殷墟古動物的論文。文中將殷墟哺乳動物分為29種，指出這些動物的種類與今日安陽之動物有明顯的不同，認為：「此不同之故，恐氣候與人工，兼而有之。」該文對認識殷商時期的生態環境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以上成果雖然涉及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某些方面，但是均沒有系統探討動物分布變遷的完整面貌以及與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相互關係。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緩慢發展期(20世紀50年代～70年代)

新中國成立直至70年代末期，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發展緩慢。有關古代動物地理的研究，寥若晨星，且多集中在動物考古學領域和生態動物地理學領域。動物考古學領域代表性成果有李有恆、韓德芬寫的《陝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其研究範圍涉及鑒定動物種屬、探討半坡人的活動及認識當時的自然環境。例如，通過竹鼠的生態認識到當時這個地方有竹林，推測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另外還通過其它動物的生態認識當時遺址周圍地區的地形地貌。生態動物地理學領域代表性成果有《中國自然地理·動物地理》，全書根據陸棲脊椎動物的資料，論述了中國動物區系的歷史演變，分布特徵及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並對中國動物地理區划進行了討論。在此基礎上，從動物生態地理學的觀點，闡述了中國各生態地理動物群的特徵。最後分歷史時期與現代兩個部分，敘述了中國動物在人類活動影響下的變化。雖然動物考古學和生態動物地理學研究與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有一定的共通之處，但學科性質仍有明顯的差異。可見，這一時期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仍不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儘管其學科地位從理論上得到認可，但實際上還很難看清它的存在，以至於反映80年代初期我國歷史地理學總體水平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中，對歷史動物地理學這樣描述：由於「研究工作還很不夠」，從而「只好暫付缺如」。

(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快速發展期(20世紀80年代至今)

80年代至今，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迎來了快速發展期，許多歷史地理學者開始關注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並在綜述性質的著作中，把其作為單獨的章節，放入歷史自然地理部分。同時，以文煥然、何業恆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知難而上，以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為基礎，結合實地考察，明確了歷史動物地理學科意識，並創新了研究方法，發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歷史動物地理學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區域由大變小、分布範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瀕於滅絕的結論。此系列成果為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楊傑：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芻議2012年2月的基礎，使得歷史動物地理學躋身歷史地理學的前沿，從而備受關注。他們的動物地理區域探討偏重於南部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區域變化情況；研究時間上限直抵全新世早期，與地質時期古生物變遷相銜接；在他們的論著中，也深刻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大一統」，歷史時期動物地理的研究結合了歷史時期氣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變化和區域開發中人為活動的影響。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現狀

當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對象以古代珍稀獸類、珍稀鳥類、珍稀爬行類、兩棲類、魚類為主，主要圍繞珍稀動物的分布變遷而展開，其中既有概括性研究著作，也不乏專題性研究論文，同時還包括綜述性的歷史地理論著。

學術著作以何業恆的六部成果為代表：

(1)《湖南珍稀動物的歷史變遷》，以湖南一省的空間為限，內容包括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

(2)《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包括了大熊貓、金絲猴、長臂猿、亞洲象、野生犀牛、麋鹿、白鰭豚等32種國家一級保護獸類；

(3)《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討論了獼猴、穿山甲、小熊貓、水獺、野麝等30多種國家二級保護獸類；

(4)《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探討了褐馬雞、黑鸛、綠孔雀、丹頂鶴等31種珍稀鳥類；

(5)《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則復原了馬來鱷、揚子鱷、鱷蜥、蟒蛇、玳瑁、黿、大鯢、中華鱘、文昌魚等55種珍稀動物的分布變遷。

(6)《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上篇全面、系統地敘述了中國虎的亞種，論述了各個亞種學名的由來、特徵、地理分布及其演變，最後談到虎的保護問題。下篇論述我國棕熊、黑熊、馬熊和馬來熊的歷史變遷。

學術論文成果豐富，研究的對象包括魚類、鳥類、爬行類以及哺乳類動物，探討了這些珍稀動物地理分布狀況及其變遷、歷史變遷的普遍規律及其成因。代表性成果如下：

(1)魚類：《中華鱘達氏鱘和白鱘地理分布的變遷》；

(2)鳥類：成果有文煥然等的《中國歷史時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變遷》，何業恆等的《中國鸚鵡分布的變遷》以及何業恆的《試論朱?地理分布的變遷》；

(3)爬行類：成果有文煥然等的《歷史時期中國馬來鱷分布的變遷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文煥然等的《試論揚子鱷的地理變遷》、裴修碧的《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何業恆的《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文榕生的《揚子鱷盛衰與環境變遷》及陳偉明等的《歷史時期韓江流域鱷魚滅絕原因新探》；

(4)哺乳動物：對於象的研究成果有曾昭璇的《試論珠江三角洲地區象、鱷、孔雀滅絕時期》、何業恆的《黃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煥然等著的《再探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變遷》。對於虎的研究成果有何業恆的《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藍勇的《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和劉正剛的《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對於熊的研究成果有何業恆的《歷史時期湖南有棕熊嗎?》。大熊貓的研究歷來是個熱點，主要的成果有何業恆的《大熊貓的興衰》、《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和文煥然等著的《近五千年來豫鄂湘川間的大熊貓》。歷史時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較為透徹，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與《中國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劉洪傑的《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藍勇的《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獸類的歷史時期分布變遷研究論文也頗豐，有周躍三、何業恆的《試論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國鼉在黃河中下游的絕跡》，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區的獐與史前環境變遷》等。也有學者對古代家畜予以關注，但多側重起源研究，如袁靖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家畜起源的問題》。

綜述性的歷史地理論著往往把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作為單獨的章節，放入歷史自然地理部分加以概述。代表性成果有：

(1)馬正林的《中國歷史地理簡論》把珍稀動物分布地區的演變與植被的變遷合為一章，歸入歷史自然地理部分，重點探討了孔雀、鸚鵡、犀、象、麋鹿、獼猴、猩猩、長臂猿、大熊貓、竹鼠、揚子鱷和馬來鱷等動物的歷史分布變遷；

(2)藍勇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把歷史時期野生動物的分布變遷作為一章，對亞洲象、犀牛、揚子鱷、馬來鱷、孔雀、鸚鵡、長臂猿、大熊貓、野馬、野驢、野駱駝、麋鹿、虎以及熊等14種動物的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狀況進行綜述；

(3)華林甫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綜述》把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作為一節，放入歷史自然地理，對歷史動物地理學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

雖然這短短二十多年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相對歷史地理學其他研究方向仍較薄弱，即使在歷史自然地理領域，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發展仍顯滯後，其研究成果在歷史自然地理研究成果總量中所佔的比例不足5%。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現代意義上的歷史動物地理學形成的歷史還很短，研究隊伍力量薄弱，而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統的、為大家所承認的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目標、理論和方法。

其次，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有不少研究領域還沒有來得及開拓，比如，前期的成果基本上都是以珍稀野生動物為研究對象，而對於與古代人類經濟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家養動物卻鮮有涉獵，即使野生動物，也多偏重於個體研究，而對古動物群體特徵及其內部聯繫重視不夠。

第三，在現代地理學的研究當中，動物地理並非顯學，受此觀念影響，歷史時期的動物地理也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大量的研究成果已足以表明，歷史地理學並不是現代地理學的歷史翻版，它在很多方面具有自身的發展規律。

第四，歷史動物地理對史料的要求很高，非窮盡史籍不能保證其研究精度。而文獻中有關動物的記載極為龐雜和混亂。其他姑且不論，僅命名就很不規範，以致古代動物大多擁有若干的異名。例如大熊貓在古籍中稱為貘、貊、貔，金絲猴則被稱為猓然、金絲狨、狨、猱等等，這為史料的判讀帶來了不少的障礙。由此可見歷史動物地理研究的難度，以致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見之則避」，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少人問津，進展緩慢。第五，歷史動物地理對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遺存資料利用不夠。隨著考古學的深入發展，考古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遺存日益受到重視，在此基礎上，動物考古研究報告大量出版，深入探討了古代的自然環境以及動物與古代先民的關係。這批研究資料對史前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意義重大，也是有關古動物記載的歷史文獻的校勘和補充。而由於歷史動物地理學與動物考古學兩個學科的交叉、融合不夠，致使許多歷史動物地理學者未能及時、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動物考古資料，這對於深入、全面地探討古代動物的分布、變遷及其與地理環境和人類社會的相互關係而言是個很大的缺憾。

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學科發展路徑

(一)加強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的理論探討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發展到今天，雖然碩果累累，但是支撐其學科發展的理論探討卻是很不夠的，沒有成熟的理論指引，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發展有可能迷失方向，進而失去學科特色。筆者認為，歷史動物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更偏重於生物學和地理學，因此，歷史動物地理學應有以下兩個理論基礎：

(1)分替理論：20世紀70年代，德國生物學家亨尼希(WilliHennig)提出了分替理論。分替理論認為，某些地區之所以有某些物種是特有的，那是因為它們的祖先原來就在此地存在，並且它們的後裔在這裡生存到今天。在這個解釋中，一個祖先生物群在它們不能穿越的阻限出現時分裂成亞生物群，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分離的亞生物群進化成不同的物種。這樣，阻楊傑：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芻議2012年2月限的出現就是生物群分離成亞生物群的起因。物種及其分布區的這種多次反覆發生的分而替之的過程，造成了今日生物地理分布的格局。依據這一理論，歷史動物地理學者可以探討某一區域自身物種和外來物種的歷史地理變遷過程。

(2)均變論。19世紀30年代，英國地質學家C·萊爾提出均變理論，其主要觀點是：地球的變化是古今一致的，地質作用的過程是緩慢的、漸進的，地球過去的變化只能通過現今的侵蝕、沉積、火山作用等物理和化學作用來認識。在地殼中所發現的留下痕迹的古代生物的各種變化，在其種類和程度上都可能同現今正在進行的變化相類似，現在是了解過去的鑰匙。依據這一理論，歷史動物地理學家便可假定各種動物生長棲息所要適應的生態環境是古今一致的。這樣，如果文獻中或考古遺址中所出現的某種動物和現生的動物同屬一種，便可以現生動物生長棲息的生態環境為標準，去推測當時某一區域的古自然環境。

歷史動物地理研究應以分替論和均變論為理論基礎，結合生物學的進化論、人地關係領域的或然論和可持續發展論等其他理論，多種理論相互參照，進而探討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中的新理論、新方法。

(二)不斷完善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的研究方向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不能僅局限於珍稀動物的分布變遷研究，未來的研究應側重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動物區系歷史研究，主要研究動物分布區系及其區域分異，從歷史的觀點比較、探索動物的同源性，在此基礎上研究動物的分布特徵與規律；

二是動物生態地理研究，主要是研究古代動物生態地理群，從生態學的觀點比較、探索動物的同功性，研究古代動物分布的內在因素與外界條件相互關係及其地理變化，進行古動物生態地理群的區分；

三是動物馴化地理研究，主要探討馴化動物的地理起源、時間進程、地理分布與傳播；動物馴化與生態環境的關係；動物馴化對文化地理、歷史地理、家畜起源及其發展中心的影響；人類需求的擴展對馴化種類開發與手段更新的促進。

除了以上三大研究方向外，我們還應當關注與古代動物有關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動物醫學地理(古代動物藥物的功用、分布以及動物與區域性疾病的某種關聯性)、動物災害地理(由動物直接導致的區域自然災害或者動物與各種災害的關聯性)等。

(三)著力打造多學科背景交叉的中國歷史動物地理研究團隊

上文已經提到，歷史動物地理學科研究領域廣泛，涉及歷史地理學、生物學、考古學、人類學、氣候學、生態學以及民族學等學科。因此僅靠史學背景的部分學者潛心鑽研是遠遠不夠的，迫切需要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不斷擴充研究隊伍，打造具有多科學背景的研究團隊。研究隊伍首先要有一定的生物學背景知識，在此基礎上，對於史前動物地理研究，應偏重於動物考古學與人類學知識；對於歷史時期動物地理研究，應偏重於歷史地理學和動物考古學知識。

綜上所述，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的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我們歸納總結了中國古代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得出了其變遷總趨勢是分布區域由大變小、分布範圍北界日趨南縮、有的種屬甚至瀕於滅絕的結論，有的學者在此基礎上又深入探討了動物地理變遷的原因。但是也應該指出我們的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起步較晚，研究隊伍力量比較薄弱，且尚未形成一套系統、成熟的學科研究目標、理論和方法，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中仍屬於較為薄弱的一個研究領域。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找出差距，彌補不足，群策群力，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會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前景一定是燦爛輝煌的。

本文選自：《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57期 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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