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會營：魏晉南北朝國家祭孔釋奠考略

魏晉南北朝國家祭孔釋奠考略

（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常會營副研究員）

[內容摘要]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祭孔釋奠基本上以孔子為主，以顏回陪祀。拜孔揖顏之禮更多是在國家太學舉行，有時以太常或祭酒釋奠先師孔子和顏子。後來皇帝或太子往往講經通後，便親自前往釋奠孔子，以示對孔子及儒學之尊崇。三國齊王芳正始時釋奠禮停祀周公，專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自此，整個六朝釋奠均只祭孔子。中祭規格始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祭孔規格定為「依上公之禮，舞用六佾，設軒懸之樂，樂陳三面」，牲牢、器用悉如上公，從裴松之之議也。此年皇太子釋奠用樂奏登歌。學者一般認為此為釋奠用樂之始。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5年左右）是祭孔祀典表演舞蹈的開端，也是歷史上在孔子廟堂使用歌、舞、樂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之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規定祭孔釋奠正式增加了三獻禮，而舞蹈是置在「三獻禮」的儀程中表演。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祭孔釋奠

一、祭孔釋奠的歷史追溯

所謂祭孔釋奠儀，是指祭祀至聖先師孔子的典禮。釋、奠都有陳設、呈獻的意思，指的是在祭祀典儀中，陳設音樂、舞蹈，呈獻牲、帛、酒等祭品，對孔子表示崇敬之意。釋奠儀的形成和發展，應該說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根據《禮記·王制》: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古代天子將要出征的時候，要以此事告上帝，需要祭天，同時還要告自己的祖先，師祭於所征之地。因為受命於祖，兵謀成於太學。出征俘虜有罪之人，返回來要釋奠於太學，以所生獲及斷耳者告祭先聖先師（報告俘虜及殲敵情況）。這種禮儀的順序應該是先在大祖之廟占卜吉凶，然後再去大學之中定兵謀，謀定之後行類天、宜社、造禰之禮，而奉社主與遷廟主以行。正所謂「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荀子·禮論》）。因為出師之時，兵謀成於太學，所以有功而返，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之以克敵之事。一般告祭，地位輕微者釋幣，重要的則用釋奠。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中矗立有多座清帝征伐平叛獲勝歸來所立的告成太學碑（地方廟學中亦刊立）。這些石碑，一方面固然有對士子宣諭聖功、誇示勛德之目的，但無疑更根本上是秉承《禮記·王制》上所載的這一釋奠禮儀。

另據《禮記·文王世子》：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

天子視學，大昕鼓征，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由此可知，釋奠儀這一儀式早在周朝已經產生了。那時的學校，春、秋、冬三時都要釋奠於先師。釋奠有五，始立學，一也；四時有三，四也；《王制》師還釋奠，五也。而釋菜是兩次，即開始立學校之時以及每年仲春上丁日之釋菜。

後來，由於孔子生前非常重視教育，在教育事業上成就很高，影響極為深遠，所以釋奠的對象逐漸以孔子為主。先秦至兩漢的祭孔釋奠，筆者已有專文發表[1]，在此不再贅述，本文主要論述和探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祭孔釋奠。

二、魏晉時期的祭孔釋奠

在魏晉時期，儒家在維護社會統治方面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據孔德平先生主編之《曲阜孔廟祭祀通解》：「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時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回為先師奉祀。拜孔揖顏之禮更多是在國家太學舉行，往往是國子監祭酒負責典禮。」[2]據清人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3]孫承澤此處記載錯誤，應為黃初二年。[4]

如果說魏文帝曹丕發布尊孔詔書、重修孔廟，還是停留在話語層面的話，二十年後，魏齊王曹芳更是以身體力行的形式實踐了尊孔讀經的政治文化宗旨。

魏國齊王曹芳正始二年（241年）二月，齊王講《論語》通，五年（244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246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讓太常釋奠，以太牢（牛羊豬俱全）祭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西晉武帝泰始七年（271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277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西元282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293年），皇太子講《論語》通。東晉元帝太興二年（319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親自釋奠，以太牢祭祀孔子，以顏回配享。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元帝講《詩》通。穆帝昇平元年（357年）三月，穆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375年）七月，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權借中堂為太學親自釋奠。為什麼以中堂為太學釋奠呢？因為東晉孝武時，太學在水南很遠，有司議依照穆帝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作太學。當時沒有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皇帝同意了。釋奠禮畢，皇帝會見六品以上文武百官。[5]

魏正始中，齊王曹芳每講經遍，就讓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不親自行禮。等到了西晉惠帝、東晉明帝為太子，及西晉愍帝、懷帝太子講經結束，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東晉成帝、穆帝、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皇帝包括皇太子每於太學講經通，親自釋奠孔子，這就更顯示出晉代皇帝對孔子的尊崇程度。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清代，臨雍釋奠大典即由此而來。

據鍾濤先生《魏晉南北朝的釋奠禮與釋奠詩》一文考證，「東漢時期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但後代的釋奠禮多數情況下都只祀孔子，不及周公。三國齊王芳正始時釋奠禮停祀周公，專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自此，整個六朝釋奠均只祭孔子。其後，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暫恢復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為先聖，以孔門弟子和儒學經師配享。」[6]

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年，按：唐杜佑《通典》「泰始」為「太始」，蓋古「泰」「太」通假也），令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太始三年（267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為奉聖亭侯，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百戶。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按：三年之事據唐杜佑《通典》，與上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二年之事有重複，待考）。七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講孝經，通也。自是，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並親釋奠，以顏子配。[7]晉惠帝元康三年（293年）春閏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輿駕親次，宮臣畢從，主祀孔子，顏回配享。潘尼在其《釋奠頌》一文中，詳細地描述了其時莊嚴隆重的情景。[8]

晉元帝太興三年（320年），太子親自釋奠。[9]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325年)增為「四大丁」（農曆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上旬第一個逢丁日），「八小祭」（每年的清明節、端午節、六月初一、仲秋節、重陽節、十月初一、臘月初八、除夕）。盛行時期，又加上每月的初一、十五，甚至二十四個節氣也進行祭祀。但不論怎樣增加，在孔子的生日（農曆八月二十七日）這天必舉行大祭大典。[10]又據唐杜佑《通典》：「明帝太寧三年（325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陳戍國先生評價曰：「我們曾經說過：漢以來尊孔即尊師，尊師必尊孔（見上章第十節）。歷史似乎已經證明：先師孔子是否受到尊重（包括舊社會的祭祀），可以作為教師在中國社會所處地位的標尺之一，至少在封建社會是如此。西晉朝廷尊孔之禮不全廢，尊師之禮還算是講究的。東晉版圖不及魯，其不行闕里祭孔禮可知。」[11]

成帝咸康元年（335年）二月，帝講詩通，親釋奠。穆帝昇平元年（357年）三月，帝講孝經通，釋奠於中堂。時議以太學在水南懸遠，依穆帝故事，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群官於六品以上。[12]這些史料可以互相印證。

根據韓國趙駿河教授之考察，晉朝武帝時，四季皆由帝王親自奉行釋奠；東晉從成帝、穆帝到孝武帝，也都是由帝王親身行釋奠的。[13]通過上面所列資料可以看出，西晉惠帝、東晉明帝為太子，及西晉愍帝、懷帝太子講經結束，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東晉成帝、穆帝、孝武三帝，亦皆親自釋奠。

三、南北朝時期的祭孔釋奠

魏晉之釋奠禮，在南北朝得到繼承。《宋書》卷十四：「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南齊書》卷三：「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梁書》卷八：「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陳書》卷五：「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二傅、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又《晉書》卷一一三載：「堅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魏書》卷九載：「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卷一一又載：「二月……丙子，帝親釋奠禮先師。」

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據唐杜佑《通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十二月，建孔子廟，置守墳戶。[14]孔子二十六代孫孔鮮襲封奉聖亭侯。元嘉二十（443年）年，皇太子劉劭釋奠於國學，顏延之有《皇太子釋奠會作詩》。該作在釋奠詩中很有代表性，是蕭統《文選》唯一選入的釋奠詩。[15]

中祭規格始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祭孔規格定為「依上公之禮，舞用六佾，設軒懸之樂，樂陳三面」，牲牢、器用悉如上公，從裴松之之議也。此年皇太子釋奠用樂奏登歌。學者一般認為此為釋奠用樂之始。

據唐杜佑《通典》：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更以孔惠云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458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荂(詡俱反)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子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改封二十八世孔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大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

宋武帝孝建元年（454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禮。[16]

南朝齊高帝建元四年（（482年），詔立國學，置學生一百五十人。高帝駕崩後乃止。

南朝齊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尚書令王儉在平衡諸方意見基礎上認為，「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舞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南齊武帝永明年間（485年左右），朝廷頒布祭孔用「軒懸之樂」（古代諸侯用樂規格，其樂隊所用樂器排列三面）、「六佾之舞」（古代諸侯用舞規格，其舞隊陳設六行，每行置六人，共計三十六人）。據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齊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正月，詔立學。是年秋，集有司議禮。冬十月，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釋奠，合舞；學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寧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車、陸夫（註：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引用上公，即事惟允，宜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17]正如江帆先生所言，「南齊武帝永明年間是祭孔祀典表演舞蹈的開端，也是歷史上在孔子廟堂使用歌、舞、樂三位一體的綜合藝術形式之始」[18]。

南朝齊明帝建武四年（497年）正月，詔立學。明帝永泰元年（西元498年）三月，復孔子祭秩。[19]

南朝齊永泰元年（498年），明帝去世，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反對：「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為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雲『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雲『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饗（註：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但學竟最終不立。[20]

又據南朝齊禮制，新立學，必對先聖先師行釋奠禮，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21]

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年）六月，初立孔子廟於江左。[22]

梁武帝天監八年（509年）九月，皇太子釋奠。從周舍議，太子著絳紗襮，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硃衣。有司以為，「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徐勉諫議，「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正殿，並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23]

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年），皇太子釋奠國學。[24]

敬帝太平二年（557年），訪孔子後修廟堂，備四時祭。

陳宣帝太建三年（571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陳後主至德三年（585年），親行釋奠禮，畢，設金石之樂於宴王公卿士。[25]

據陳戍國《中國禮制史》（魏晉南北朝卷）：「釋奠之儀史書不載，但我們從別的文獻了解若干情形。譬如《藝文類聚》卷三十八收錄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提到『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與《陳書·徐伯陽傳》所述此事正合，可知其文必與陳朝皇太子臨辟雍事有關。《陳書·徐伯陽傳》：太建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佳賞』。《初學記》卷十四收錄徐伯陽《皇太子釋奠頌》，嚴鐵橋疑徐氏《辟雍頌》即此文（見《全陳文》卷十二）。文中『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宏風講肆，崇儒肅成』云云，總該不是杜撰。」陳戍國先生評價曰：「從來尊師之禮的興廢與學術事業的榮衰、國運的隆替緊密聯繫在一起。南朝國力不振，然而較北朝為穩定一些。就中國文化傳統而言，南朝畢竟是當時較為先進的漢族文化的代表。就經濟生產而言，南朝亦較北朝為先進。南朝統治者確有重視學術（主要指經學）的時候。但是南朝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都是有限的，最高統治者並非人人、也不是時時都重視文化教育和學術事業。因此，南朝國學時立時廢，師道與尊師之禮或行或廢。此種情形在中國歷史上倒是屢見不鮮的。」[26]

南朝梁、陳釋奠之服飾，《隋書卷十一·志第六·禮儀六》中有詳細記載。

北魏時期，於道武帝天興年四年（401年），按《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之制，朝廷「命樂師在春仲入學之際習舞，釋菜」（《周禮·春官·大司樂》）以祭祀孔子。這是一種起自周代的文化傳統，也即在每逢開學之始，在學校範圍內舉行具有一定規格（擺上供品、伴有歌舞）的儀式，以示對先師——孔子的尊崇和追思。[27]

北魏主拓跋燾始光三年（426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子配。[28]北魏文成帝拓跋濬（440年-465年）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又據孔祥峰、彭慶濤《衍聖公冊封與孔廟祭祀》一文：孝文帝延興二年（472年）春二月，定孔子廟之制。三年（473年），詔授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29]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元宏稱孔子為「文聖尼父」。朝廷曾經指令御用禮樂官吏們制定祭孔祀典，規定祭孔用諸侯的享樂規格，即「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並行「三獻禮」（即初獻、亞獻、終獻），而舞蹈是置在「三獻禮」的儀程中表演。而且，孝文帝對於祭孔典禮設在每年仲春和仲秋（農曆二月和八月）舉行，做了明文規定。江帆先生認為，「古代的舞蹈伴隨『三獻禮』，乃是對於受祭者以頂禮膜拜的藝術化表演。孝文帝關於釋奠孔子增加『三獻禮』以及對奏樂規格（包括舞蹈編製）的明確規定，使祭孔禮樂在前代基礎上，繼承了規格適中，禮樂諧調，歌舞相融，娛神悅人的古制。充分體現了孝文帝時期的祭孔祀典達到了禮明樂和的歷史規格」[30]。

據陳戍國《中國禮制史》（魏晉南北朝卷）：「據史書記載，北魏自拓跋珪以下，歷代皇帝在位期間不祭孔聖人者居少數。有親臨孔廟者，有派遣使人致祭者，也有在位期間似乎不知有祭孔一事者。儘管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初為祭孔廟定下若干制度（詳後），然而整個北魏時期祭孔有無定製很難說。但既然北魏歷代皇帝多行其事，就不能因為其制未定（假如此說成立的話）輒謂無禮儀可言。」[31]

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539年）兗州刺史李珽修建孔子及十弟子容像，立碑於廟庭。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550年），詔郡國各於坊內立孔顏廟。制：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及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子；其郡學，則博士以下每月朔朝。[32]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靜帝宇文衍追封孔子為「鄒國公」。長孫承襲鄒國公，邑數如舊。其子孔嗣惁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涇州司馬參軍，遷為太子通事舍人。隋煬帝大業四年（608年）被封為紹聖侯，食邑百戶。[33]

四、結語

綜之，在魏晉時期，儒家在維護社會統治方面仍然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皇帝包括皇太子每於太學講經通，親自釋奠孔子，這就更顯示出晉代皇帝對孔子的尊崇程度。三國齊王芳正始時釋奠禮停祀周公，專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享。自此，整個六朝釋奠均只祭孔子。由此，孔子基本取代周公，在國家釋奠中取得獨尊地位。

正如陳戍國先生所言，尊師之禮的興廢與學術事業的榮衰、國運的隆替緊密聯繫在一起。南朝國力不振，然而較北朝為穩定一些。南朝統治者確有重視學術的時候，但南朝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都是有限的，最高統治者並非人人、也不是時時都重視文化教育和學術事業。因此，南朝國學時立時廢，師道與尊師之禮或行或廢。但由南朝之國家祭孔釋奠歷史來看，這種祭孔釋奠禮儀即便時斷時續，仍然被歷代繼承並持續下來，北朝亦是如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魏孝文帝關於釋奠孔子增加「三獻禮」以及對奏樂規格的明確規定，並將舞蹈置在「三獻禮」的儀程中表演，使祭孔禮樂在前代基礎上，繼承了所謂「規格適中，禮樂諧調，歌舞相融，娛神悅人」的古制，充分體現了孝文帝時期的祭孔祀典達到了「禮明樂和」的歷史規格。

註：2018年1月，《魏晉南北朝國家祭孔釋奠考略》發表於宋立林主編《新禮樂》（第一輯），華夏出版社。

作者簡介：常會營，男，生於1980年，山東壽光人。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哲學博士，現就職於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論語》學、祭孔禮儀以及孔廟國子監歷史文化。著有《與的比較研究》，並在國家、省市級相關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近四十篇。

[1]常會營：《先秦至兩漢國家祀孔考略》，載李文主編：中國孔廟保護協會第十七屆年會論文集《孔廟文化功能的當代價值》，廣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222頁。

[2]孔德平主編《曲阜孔廟祭祀通解》，現代出版社，2007年8月，第3頁。

[3]【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頁。

[4]參見《三國志?魏書?帝紀》。

[5]參見（《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晉書卷一九?志第九?禮上》及《晉書卷二十一?志第十一?禮下》。

[6]鍾濤：《魏晉南北朝的釋奠禮與釋奠詩》，載《文史知識》，2009年第4期。

[7]【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7頁。

[8]參見《晉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二十五?潘尼傳》。

[9]參見《宋書?志第八?禮五》。

[10]參見袁寶銀、張曉玉《頌先師豐功厚德揚儒學勵世真諦》，「走向世界」，1995·6。按：孔子生日這天舉行大祭典禮，此處據筆者查考，可以追溯到雍正五年（1727年），東晉時是否於此日進行祭典，待考。

[11]陳戍國：《中國禮制史》（魏晉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90頁。

[12]【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7頁。

[13]參見趙駿河：《朝中釋奠與祭孔大典》，出自《孔學論文集（一）暨孔子聖誕2553周年，曲阜祭孔紀念特刊》，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2002年9月25日-10月2日，第532頁。

[14]【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頁。

[15]鍾濤：《魏晉南北朝的釋奠禮與釋奠詩》，載《文史知識》，2009年第4期。

[16]【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頁。

[17]【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7-298頁。.

[18]參見江帆艾春華著《中國歷代孔廟雅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年10月，第4-5頁。

[19]【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8頁。

[20]參見《南齊書?志第一?禮上》。

[21]參見《隋書卷九?志第四?禮儀四》。南朝齊之天子講學具體禮儀，亦可同參。

[22]【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頁。

[23]參見《隋書卷九?志第四?禮儀四》。

[24]參見《隋書卷九?志第四?禮儀四》。

[25]【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8頁。

[26]陳戍國：《中國禮制史》（魏晉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346頁。

[27]參見江帆艾春華著《中國歷代孔廟雅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年10月，第4頁。

[28]【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4頁。

[29]孔祥峰、彭慶濤：《衍聖公冊封與孔廟祭祀》，出自中國孔廟保護協會編《中國孔廟保護協會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9月，第4頁。

[30]參見江帆艾春華著《中國歷代孔廟雅樂》，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1年10月，第5頁。

[31]陳戍國：《中國禮制史》（魏晉南北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53頁。

[32]【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98頁

[33]孔祥峰、彭慶濤：《衍聖公冊封與孔廟祭祀》，出自中國孔廟保護協會編《中國孔廟保護協會論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9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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