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版本再翻新，慣性霸權思維下只有「零和博弈」

張茉楠

「中國威脅論」由來已久且版本眾多。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大國之間實力對比的「此消彼長」以及全球格局與秩序的深度調整，對「中國威脅論」的鼓噪就一直不絕於耳。近年來，繼「中國威脅論」之後，西方一些國家又批評中國在氣候談判中不合作，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讓步，在釣魚島以及南海等問題上態度「日趨強硬」，認為中國「過分自信」，表現得「咄咄逼人」，並提出「中國強硬論」、「中國傲慢論」、「中國不確定論」、「中國必勝論」、「中國例外論」、「銳實力」等等新名詞。

「中國威脅論」的新一輪發展

隨著中國整體實力日益壯大，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有了新發展。與以往「 中國威脅論」充斥意識形態和價值批判不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逐步在經濟、政治、安全、科技等領域全面展開，且矛頭直指中國實力快速上升對西方構成的「利益威脅」。近年來，某些西方國家無意或無力向世界進行足夠的單向支付，更不願在多邊協議框架中讓惠。在某些西方國家不斷推卸國際義務的背景下，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符合國際期待地引領著新全球化，為國際社會提供互利共贏的公共產品。然而，這種符合大國擔當的「有所作為」卻被西方解讀為「修正」其主導的國際體系，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論」。

特別是中共十九大制定未來發展戰略之後，新一輪「中國威脅論」更是甚囂塵上。如，澳大利亞情報機構將中國列為「極端威脅」。2017年12月，美國特朗普政府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報告重申「美國優先」，強調經濟發展攸關國家安全，將「保護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持和平」、「提升美國影響」列為國家安全戰略的「四大支柱」。報告特彆強調，美國當前所處的世界正迎來更激烈的競爭，且國家間權力平衡正朝著對美國不利的方向發展，必須保持競爭心態。

「霸權思維」左右某大國對外政策

慣性霸權思維模式始終左右著美國的對外經濟和政治關係。特朗普指責中國佔了「便宜」，然而，美國從來沒有在全球化以及中美經貿關係中「吃過虧」。最近10年，美國對中國出口年均增長11%，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均增速為6.6%。美對華貿易為美國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按照美方統計，2015年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對華出口分別為美國創造了60萬和31萬個就業崗位。牛津研究院估算結果顯示，2015年，美自華進口商品拉動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0.8個百分點，支持了180萬個就業崗位。近年來，中國業已成為推動美國技術創新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美國佔據了全球金融分工體系最高端，美國金融資本不斷向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流動，而由發展中國家貿易盈餘所形成的儲備資產又通過資本流動輸往美國。這種國際金融分工格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資本在全球配置中流動失衡，中國等國在全球金融分工體系中越來越處於不利地位，而美元資本則憑藉其作為國際貨幣在國際貿易定價結算、金融資產定值、交易和投資，以及作為儲備貨幣等方面的優勢地位，賺足了中國新興市場國家高投資受益與美國國債低收益之間的「剪刀差」。

伴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美國從其他國家所獲得的轉移財富也急劇增加。數據顯示，美國的凈國際投資餘額在1986年從正值轉變為負值，並且絕對值越來越大。截止2016年第二季度，美國凈國際頭寸為負8萬億美元，即對外資產減去對外負債的凈頭寸為8萬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在長期享受「美元霸權」特惠的同時，也通過對外大量進行長期投資獲取巨大經濟利益，與平均3.5%左右的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水平相比，海外投資形成了高利潤回報。

當前，優先主義、保護主義正成為美國維護霸權利益的首要政策取向。難怪比起「修昔底德陷阱」，有許多國外學者更擔憂全球陷入「特朗普陷阱」。所謂「特朗普陷阱」是指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只關注美國自身利益最大化，導致其與多邊貿易體制框架和規則的嚴重衝突；只注重單邊制裁行動，引發世界貿易秩序的失序和混亂。「特朗普陷阱」不僅對中國，而且對整個世界經濟都是危險的。如果經濟全球化落入「特朗普陷阱」將嚴重阻礙經濟全球化的前進，甚至導致多邊貿易體系和全球產業分工遭到破壞。當前，特朗普政府已經打開了全球性風險的「潘多拉盒子」，撕毀貿易條約、大幅提高關稅的各項「承諾」、發動「貿易戰」，註定了全球範圍內的摩擦、衝突、碰撞將前所未有，二戰後建立的全球體系恐正迎來「危險時刻」。

「中國威脅論」還是「威脅中國論」？

究其根本，「中國威脅論」其實是對中國發展和崛起的「威脅」。中國非但不是「威脅者」，反而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測算，2013年至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貢獻率平均高達31.6%，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於世界第一位。IMF預測也顯示，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達到34.6%。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在世界經濟穩步復甦的進程中，持續發揮著「壓艙石」和「助推器」的作用。

事實上，本世紀以來全球經濟體系正在出現重大而深刻的變化，各國產業結構的關聯性和依存度大大提高，一國產業結構必須在與其他國家產業結構互聯互動中進行，在互利共贏中實現動態調整和升級，也因此才能獲得資源整合、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全球共同發展的紅利。中國作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環節，以及全球最大的中間品貿易大國，對全球貿易存在巨大的貿易創造效應。中國不但沒有壓縮，反而給其他經濟體創造了更多的貿易機會。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貨物進口總額從2001年的2400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9萬億美元，總計20萬億美元，年均增長13.8%，是全球年均進口增長的兩倍。中國已成為54個成員的前三大貨物出口市場。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中間品貨物貿易量的年均增速明顯高於消費品和資本品，成為全球最大中間品貿易大國，在全球價值鏈和貿易循環中發揮了樞紐和節點作用。由於中國的中間品貿易大國地位，全球貿易復甦得以新一輪啟動。根據聯合國亞太經濟和社會委員會發布的《將貿易和投資引向可持續發展》報告，亞洲，尤其是對本輪全球貿易回升貢獻最大。

「強而不霸」是對「國強必霸」的超越

「國強必霸」是西方世界幾百年來始終不變的歷史軌跡。西方一直有一種擔心，認為中國不會成為唯一的例外，崛起的中國將是世界的最大威脅。然而，「國強必霸」不適合中國的發展邏輯。在過去的30年多年裡，中國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成長為倡導者和維護者，中國主張推動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一直在為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不遺餘力地貢獻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積極提供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積極推進包括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以及推動「一帶一路」、「亞太自貿區」等在內的開放型世界的建設進程。2016年G20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創新發展方式、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等多個維度，提出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開放型世界經濟、聯動型世界經濟、包容型世界經濟等一系列新政策主張，這不僅體現了「中國智慧」，更體現了中國的責任擔當。

從歷史角度和全球角度看，「一帶一路」市場和邊界進一步開放有助於緩解資源和勞動力短缺，提供公共與私人部門的資源配置效率，刺激經濟增長以及增加收入，讓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更好地融入全球經濟，為各國發展帶來實實在在的受益，為世界創造了新的需求。近年來，中國企業積极參与境外鐵路、港口等重大項目建設，並帶動相關基建能力和裝備出口。中老鐵路、中泰鐵路、匈塞鐵路、印尼雅萬高鐵、俄羅斯莫喀高鐵、亞吉鐵路、肯亞蒙內鐵路、中歐「三海港區」合作等一批境外鐵路、港口重大項目取得積極進展，對改善合作國基礎設施、提高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加就業和稅收、推進中國與有關國家互利合作具有積極意義。根據筆者估算，未來10年「一帶一路」65國GDP實際年均增速將達到4.7%，顯著高於全球2.8%的年均增速，GDP總量將由目前的23萬億美元增加至近40萬億美元，佔全球比重由目前的31.1%提升至38.2%，

根本而言，商品、資本和人員的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繁榮的基礎，一切阻礙這種要素自由流動的無異於是對全球化的巨大挑戰。與此相反，中國加快推進自身的新一輪改革和擴大開放，積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相互依賴、利益交融、休戚與共為依據，以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為支柱，以「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強而不霸」的思維超越舊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戰略思想。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新的全球價值觀包含相互依存的國際權力觀、共同利益觀、可持續發展觀和全球治理觀。不同於西方崇尚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觀念，東方文明、中華文明強調學習互鑒、和諧共生，通過包容變通實現求同存異，通過協商合作化解衝突對立。「達則兼濟天下」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根源。中國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堅持對話協商，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做到權責共擔，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將為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而持續努力。相信一直以來伴隨著中國崛起的「中國威脅論」必定會轉化為中國繁榮發展的強大動力。（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研究員）（主編商灝 編輯嚴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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