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陳垣、張伯苓致謝頌羔的書信

謝頌羔（1895—1974），浙江寧波人，生於杭州。祖父謝行棟（1825—1895）早年師從的丁韙良（W. A. P. Martin），是美國北長老會在中國按立的第一位牧師；父親謝志禧（1863—1937）曾長期在杭州傳教，後執掌寧波府前堂；謝頌羔畢業於東吳大學，曾留學美國奧朋神學院、波士頓大學，歸國後長期從事基督教出版及啟蒙工作。他深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福音思想的影響，希望在中國實現基督世界的社會理想，即「將天國建在人間」。他曾長期擔任廣學會的編輯部主任，主編《明燈》雜誌，著述甚豐，在宗教教育、文學創作、翻譯、兒童及青少年教育、社會啟蒙、平民教育等多方面均有不凡成就。

謝頌羔與教育文化界人士聯繫廣泛，他曾在滬江大學等處授課，與豐子愷、劉湛恩、李漢鐸等人交往，還曾於1934年10月30日與中華基督徒信行救國團十人團上海區團的其他20名執行委員聯合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辦，1936年又擔任之江大學的董事會董事。近來,筆者發現了胡適、陳垣、張伯苓等人致他的書信。

一、胡適的書信

1922年，謝頌羔在波士頓大學畢業回國後曾自費出版《游美短篇軼事》，記述他在美國的見聞感想，如師友交往、愛情婚姻、二戰見聞、鄉村生活等，豐富多彩，再版多次。作者寫此書的目的，在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溝通與理解，因此在序言中不無感情地寫道：「我覺得我們對於外國人的態度，應該有分別，勿一味的歧視，以免埋沒辜負了良善的人們！我們更當互相諒解，以引起雙方深厚的同情，則東西文化，又怎見得不能調恰？國際親善，又怎見得不能實現呢？」在謝頌羔1933年於廣學會再版的《游美短篇軼事》新序中，介紹了上海一·二八事變給他帶來的巨大打擊，他平時所珍視的書籍、畫片、信札等，大都被焚毀；只有一小部分放置在外，幸免於難，因此彌足珍貴。在這一小部分里，就有胡適的一封來信，全文如下：

頌羔先生：

謝謝你送給我的小兒子的書。他今天有點小病，睡在床上；等他好了，我再叫他寫信去謝謝你。

你的努力，真使我驚佩。我希望能學你的勤奮有恆。

你的《游美故事》使我生羨。多年以前，我也想寫這樣一本書，教人知道西洋的文化的真相；前年二次歸國，又想把一些新感想寫出來，只寫了五六段，便擱下了。今見了你的書，我很慚愧。

你在紐約住的似不久，故對於紐約不很公道。

匆匆寫此信道謝，即祝

安好。

胡適敬上

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這封信不見於市面流行的胡適書信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亦未收入。這是胡適1929年寫給謝頌羔的信，是接受了謝頌羔送給他小兒子的書之後的感謝信，因此其中有一些話當然是客套，但也可以看出他對謝頌羔的讚揚，特別是對其勤奮有恆的肯定，可見胡適是認真讀了謝頌羔的書的。對於胡適的批評，謝頌羔誠懇地表示接受：

我留美的四年可以說是我人生中最理想的一段，這在本書中隨時可以看到。不過有一點須要在這裡聲明的，就是書中所講的許多事情並不全是事實，有許多出於理想和言過其實之處。此外，我對於胡先生的評語也表示接受，就是我對於紐約的確不很公道；像紐約這樣一個大城市中固然有許多罪惡，可是當然也有許多好處，不能一筆抹殺，我在紐約的時候，心境不佳，不知不覺影響了文筆語氣。

2016年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洋都市》一書中收入了謝氏的《資本家的紐約城》《回憶中的華盛頓》兩篇，將近百年之後，讀起來仍有餘味。從謝頌羔的經歷來說，他更中意的是鄉村自然的生活，難怪與紐約這樣的大城市格格不入，他說：

紐約城果然有許多博物館，許多值錢的油畫，公開給任何人瀏覽，也有極大的圖書館；然而我覺得紐約的生活太機械化，人們走路太快，沒有功夫可以思想，地底火車更是驚天動地，使我的腦子發漲。我個人對於大城市的生活不十分欣賞，因此對於近代文明也不十分褒獎，我的性情近於樹木、花草、果子、與素菜，不喜跳舞場生活與城市機械的熱鬧。

但意見的不合併沒有破壞他和胡適的交誼，謝頌羔在其1939年出版的英文自傳《我的回憶》（Memories of My Life）中說，胡適是他最敬佩的人物，稱他「親和而又富有書卷氣」，「他的個性是甜美的，他作為教師和作家的能力贏得了我的崇敬」。事實上，胡適只比謝頌羔大不到四歲。另謝頌羔所編《學生們的故事》第五集中收錄有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一文，據謝頌羔在書前「小言」中介紹，這是一次他與胡適吃飯時，得到胡適的允許轉載的。該小言作於1930年9月22日，由此可知謝胡二人確有面對面的交流。

二、陳垣的書信

陳垣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也是教會中人。其長孫陳智超曾於1990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陳垣來往書信集》，該書於2010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增補本，均無致謝頌羔函。另外, 2009年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煌煌二十三冊《陳垣全集》，亦未見收錄與謝頌羔的通信。但《明燈》雜誌民國二十二年第一百九十九與二百期合刊之「我們的郵箱」欄目中刊登了一封陳垣致謝頌羔的信，標為「北平陳垣先生來函」：

頌羔先生撰席：

金鏞先生久未通候，正為懸念；今奉來示，藉悉金鏞先生起居安吉，欣慰何似。來示屬作自傳，愧無可傳，不敢妄作；至於《罪言》一書，確可為吾人自省之一助。常人每自謂「問心無愧」，其實問心無愧，甚是不易。以仆經驗，常覺自問無愧時，道德即易退步； 常覺自問有愧時，道德反易進步也。廣學會近來出書甚多，倘能化散為整，量與質兼顧，似更有益，不識當事諸公以為何如? 專復，並頌

撰安!

弟陳垣謹上

廿一年十月廿五日

金鏞先生晤時，乞道及，恕不另。金鏞，即陳金鏞（1868—1939），字敂應，浙江上虞人，是我國著名學者陳夢家、科學家陳夢熊的父親，也是謝家的世交，曾聆聽謝頌羔的祖父謝行棟講道。早年畢業於之江學院，一生致力於中國基督教的教育與出版事業。在金陵神學院任講席時，創辦並主編《神學志》雜誌，後到上海廣學會任編輯。陳垣與陳金鏞有往來，一是陳垣曾向《神學志》投過稿，二是為陳金鏞著作《罪言》作序。陳垣之序首刊於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進步青年》民國八年第二十五卷，又載於《上智編譯館館刊》民國三十六年第二卷第二期。

從陳的複信中可以看出，謝頌羔在去信中給陳垣介紹了陳金鏞的近況，陳垣對陳金鏞十分尊重，對謝頌羔也相當熟悉。謝頌羔希望陳垣以自傳傳世，陳垣婉拒，但卻對廣學會的事業發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議。

三、張伯苓的書信

張伯苓亦是教會中人，數十年如一日辦教育，曾擔任過廣學會的名譽副會長。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是《張伯苓私檔全宗》中1933年2月27日他致謝頌羔的一封信：

上海博物館路十九號

頌羔先生大鑒：

接奉來函，並《明燈》一冊，均已讀悉。貴會熱心闡揚聖道，至深欽仰。囑代撰《我的人生觀》，理應遵照。所惜苓向來拙於為文，實在未敢著筆。有方大命，慚歉無似。千祈原諒是幸。

順頌

張伯苓 拜啟

二十二年二月廿七日

張伯苓雖婉拒了謝頌羔的約稿，但卻對廣學會的工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可以想像，當時謝頌羔約稿的對象絕不止這二人，可見他工作的勤奮與社交的廣泛。次年9月，謝頌羔陪同美國佈道家艾迪（G. S. Eddy）北上，途經天津，曾與張伯苓會面並共用午膳，時在八月半中秋。但這次會面他們究竟談了什麼就不得而知了，據謝頌羔講張伯苓是聽了艾迪佈道而信主的。

至於謝頌羔給這三人的信件，則難覓蹤跡，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另外，謝頌羔與復旦大學原校長李登輝也頗有交往，1947年李登輝去世之後舉行的「大殮崇拜」上，謝頌羔讀經，消息見於1947年第1811期《通問報》上。謝頌羔在《春草堂雜記》中曾說：「上海有李登輝校長，北平有司徒雷登校長，而天津有張伯苓校長，這三位基督徒，身任校長之職，奮發有為，做了基督之精兵，足以為我們的師表。」謝頌羔的中篇平民愛國小說《王先生與王師母》（《理想中人》續集）前面還有浦化人的一篇「小言」。浦化人後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的高級幹部，創辦了北京外國語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並擔任第一任校長。可見，謝頌羔與教育文化界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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