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錯配

最新 06-02

梁泳梅1 李鋼1 董敏傑2

(1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2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

摘要：本文基於SBI法定量測算了各省勞動力資源的平均素質水平和考慮勞動力素質後的勞動力利用效率，發現當前中國存在著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錯配問題，即：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平均素質顯著高於東部地區，但勞動力利用效率卻低於東部地區。這主要是由於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較慢、產業結構升級相對滯後，不能為高素質勞動力提供充足與適合的工作機會。解決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錯配問題，將是進一步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有益思路之一。

關鍵詞：勞動力素質勞動力利用效率 SBI Tobit模型

JEL:J01；R11

中國是一個地區發展差異非常大的國家，雖然近年來政府先後推出了多個區域規劃和指導性意見，大力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但是，目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依然突出。究其原因，許多學者已經從各地區享受優惠政策的差異、外商直接投資（王小魯、樊綱，2004）、參與全球化的程度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差異（賀燦飛、梁進社，2004）、要素投入及技術效率改進的差異（郭玉清、姜磊，2010）等方面進行了深刻論述。然而，已有研究均忽略了一個重要方面，即各地區對勞動力素質的利用效率也對地區的協調發展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中國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資本不再是經濟發展的最大制約，具備相應技術的勞動力成為了關鍵因素。擁有眾多高素質的勞動力，並且能夠充分利用各種素質的勞動力以充分發揮其作用，是經濟能夠實現可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勞動力的素質有了很大提升，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不斷提高。目前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大學畢業生，中國高等教育畢業生從2000年的177.6萬人增加至2008年的707.1萬人，為世界最多。然而，高素質勞動力在各地區間的分布並不均衡，更重要的是，各地區對於勞動力的利用效率也不相同。只有在區分了各地區所擁有的勞動力素質資源的前提下，釐清各地區對不同勞動力的利用狀況，才能更有針對性地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然而，已有的研究中還缺乏對各地區勞動力利用效率的分析，本文將利用SBI方法對此進行一些有益的嘗試。

本文首先利用2004年與2008年經濟普查中的勞動力素質數據，測算各省、市、自治區的勞動力平均素質；接著使用基於包含勞動力素質的SBI法，測算考慮勞動力素質後，各地區的勞動力利用效率。

文章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本文的研究框架，包括勞動力素質的衡量方法及測算勞動力利用效率的方法——基於鬆弛量的效率損失測度法（Slack-based Inefficiency Measurement, SBI）；第三部分介紹測算結果，包括勞動力素質的地區差異、考慮素質因素後勞動力利用效率的地區差異、各類勞動力的利用效率及其地區差異；第四部分探討勞動力素質及勞動力利用效率之間的關係，並揭示其區域分布特徵；第五部分利用Tobit模型考察勞動力利用效率的影響因素，旨在尋找提高勞動力利用效率的途徑；第六部分概括本文的主要發現及其政策含義。

勞動力素質是一個綜合的指標，包含了受教育程度、技術水平、身體健康狀況、精神狀態和職業操守等多方面內容。單純從勞動力對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來看，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是勞動力素質中最重要的內涵。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與技術水平相關但有區別。受教育程度是勞動力素質的基礎，勞動者除了具備必要的受教育程度外，還需要掌握與所從事的行業相適應的勞動技能和專業技術知識，其掌握的程度則由技術等級和技術職稱等指標衡量。

受限於數據可獲得性，此前的大部分研究都使用受教育程度來衡量勞動力素質。2004年和2008年，中國分別進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在許多方面取得了更詳細的數據，其中包括勞動力技術等級和技術職稱的分省數據，這就為以技術等級和技術職稱來衡量勞動力素質、進而測算勞動力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

以受教育程度來衡量勞動力素質，最常用的指標是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各地區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計算方法為：

江、福建、江蘇、廣東等地區（圖3）。

與平均技術水平的情況類似，多數沿海發達省份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並不高。初看起來，這一結果似乎與人們的直觀感受有差異。但深入分析後發現，勞動力的平均技術水平與受教育程度不僅取決於高素質勞動力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還取決於其它素質勞動力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比例。東部發達地區雖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但其參與的主要是加工貿易環節，吸納了大量來自中部與西部地區的勞動力，而這部分勞動力以農村剩餘勞動力為主，技術水平與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由此導致東部發達地區勞動力的平均技術水平與受教育程度均有下降。例如，浙江、福建、廣東具有研究生學歷的勞動力比例分別為0.36%、0.40%和0.69%，低於全國0.71%的平均水平，更遠遠低於北京（3.66%）、遼寧（1.04%）和上海（1.76%）等高學歷勞動力密集的地區。這三個省份具有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勞動力比例分別為58.03%、49.04%和46.37%，高於全國39.58%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吉林（29.09%）、北京（29.87%）和內蒙古（31.50%）等省份。

首先，利用公式（2）可以測算出未考慮勞動力素質時的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其次，將圖2與圖3的數據帶入公式（5），可以測算出考慮勞動力素質後的勞動投入量，再通過（6）式，可以測算考慮勞動素質後的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最後，通過比較兩種情形時的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的變化，可以更好的考察勞動力的利用狀況。

如表1所示，無論是否考慮勞動力素質，一些省份的勞動力利用效率都處於生產前沿面上，如2004年的廣東、湖北、海南、青海，2008年的廣東、內蒙古、遼寧、黑龍江、上海、海南、青海與寧夏等。這些地區對勞動力的總體利用，在全國來看是效率最高的。

大部分地區在考慮了勞動力的技術水平後，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出現了提高，即勞動力利用效率下降。如2004年的廣西、遼寧、吉林、雲南等省；2008年的山西、四川、新疆、湖南等省。這意味著，多數省市的經濟發展程度、產業結構和經濟制度並不能夠有效地識別出各類勞動力，未能有效地將其配置到相應的工作崗位上。在這些地區，各類勞動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同一化了，勞動力的素質差別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高素質勞動力並沒有被安排到更高的需要更複雜技術的工作崗位上，而是與普通勞動者一樣，被安排到了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的工作崗位上，這樣，高素質勞動力就不能充分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並未起到倍乘的勞動力的作用，因此，在考慮了勞動力素質因素後，勞動力利用效率反而下降了。

少數省份在納入勞動力素質因素後，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減小了，即勞動力利用效率出現了提高。這類省份在2004主要是上海、浙江、福建與江蘇，2008年除了上述四個省份外，還增加了天津、江西、河南與陝西四個省市。這說明，上述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產業結構和經濟制度能夠有效地識別出各類勞動力，並將其分配到相應的工作崗位上，從而使得高素質的勞動力能夠產生更高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各類勞動力都得到相對較充分的利用，勞動力總體的利用效率相應提高。

還有部分省市在考慮勞動者的技術水平後，勞動力利用效率得以提高，但在考慮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後，勞動力利用效率下降，如2004年的天津、貴州與陝西，2008年的北京、吉林與陝西等，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省份的勞動力市場可以較有效的識別不同技術職稱的勞動者，但難以識別出不同學歷的勞動者。另外一些省市正好相反，如2004年的河北與山西，2008年的河北、廣西、貴州與雲南，在考慮勞動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後，勞動力利用效率得以提高，但在考慮勞動者的平均技術職稱後，勞動力利用效率下降，這可能是因為這些省份的勞動力市場可以較有效的識別不同學歷的勞動者，但難以識別出不同技術職稱的勞動者。

第一類地區是處於生產前沿面上的、勞動力利用效率最高（即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為0）的地區，包括海南、江蘇、青海、廣東、湖北、福建6個省份。從整體上看，這6個省份，其對各類勞動力的需求和供給相對平衡，其經濟發展程度、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結構比較匹配，各類勞動力能較大程度的發揮作用。

第二類地區是勞動力利用效率相對較高（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小於0.056）的地區。包括山東、上海、天津、河北、遼寧、黑龍江、寧夏、浙江、內蒙古和貴州等10個省、市、自治區。這些地區高素質勞動力的供給略大於需求，其經濟發展程度或產業結構的提升速度相對滯後於勞動力素質結構的提升速度，因此，部分勞動力，尤其是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出現了勞動力利用的效率損失。

第三類地區，是對勞動力利用效率較低（勞動力利用效率損失值大於0.056）的地區，包括陝西、安徽、湖南、雲南、新疆、河南、四川、廣西、吉林、江西、北京、甘肅與山西等13個省、市、自治區。這些地區主要位於西部地區，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或者產業結構的提升程度相對滯後於勞動力素質結構的提升速度，或者經濟制度並未給勞動力提供足夠的激勵，導致現在的各種素質的勞動力並沒有得到充分利用。

對湖北和廣東的深入考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勞動力利用效率的省際差異。從勞動力素質與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兩省屬於不同類型的地區。2004年湖北的平均技術水平最高，廣東最低。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廣東比湖北高，2004年的人均GDP分別為19707元和10500元。然而，兩省都處於生產前沿面上，勞動力利用效率均為全國最高。這說明其背後的作用機制並不相同，主要在於產業結構的差異。廣東省的工業比重相對較高，湖北省的服務業所佔比重相對較高。從目前來看，加工貿易對廣東經濟的發展仍很重要，2006年，廣東省的來料加工貿易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14.3%、進料加工貿易出口額佔總出口額的54.7%，兩者合計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69%。而加工貿易往往位於產業鏈條的中低端環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是普通勞動者，對高技術水平的勞動力的需求相對較小。實際上，廣東省也正是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主要接收地，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廣東省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並不高。而湖北工業的技術水平相對較高，例如，湖北是中國第二大汽車生產基地和最大的中型貨車生產基地、最大的重型機床和包裝機械生產基地；信息產業也是湖北的主要工業產業，其產值佔全省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在2005年達到8.5%。這些行業對勞動力的技術要求都比較高，因此，湖北的產業結構能為高技術水平的勞動者提供較多的機會。

在第三類地區中，需要對北京深入分析。北京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為全國最高，平均技術水平也較高（全國第8位），但勞動力利用效率僅為全國倒數第三。勞動力素質高與利用效率極低的矛盾，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第一，高素質人才過於密集，競爭過度導致了效率損失。以2004年為例，北京勞動力結構的一個明顯特徵是，高級人才非常集中。北京的就業人口中4.55%為具有高級技術職稱的人員，該比例在全國是最高的。高素質勞動力過度密集，導致該層次的勞動力供給遠大於需求，部分高素質勞動力未能進入與其相適應的工作崗位，利用效率過低。

第二，各種素質勞動力的配比關係出現了失調。在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各種素質的勞動力之間存在著由技術水平客觀決定的最優配比關係，不同素質和專業的勞動力進行相互分工與合作。如果無法達到最優配比，就會出現某一層次的素質的勞動力利用效率低下。

我們將北京與處於勞動力利用效率前沿面的江蘇省、以及全國平均的勞動力配比狀況進行比較。北京和江蘇都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雖然兩地的生產技術水平存在差異，但不會很大，勞動力配比具有可比性。2004年，勞動力中高級技術職稱者與初級技術職稱者的比例，北京是4:10，而江蘇是2:10，全國平均也是2:10，這意味著，與江蘇及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北京的高級技術職稱人員相對於初級技術職稱人員過多。就業人員中具有高級技術職稱者與高級技師的比例，北京是15.9:1，而江蘇是7:1，全國平均是8:1，這意味著，與江蘇及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北京的高級技術職稱人員相對於高級技師而言明顯過多。正是由於北京市高素質勞動力的比重相對過高且中等素質勞動力的比例相對過低，使得該地區的勞動力配比偏離了最優比例，導致了勞動力利用效率較低。

第三，與勞動力素質結構的升級相比，北京的產業結構升級相對滯後。為更好的理解這一點，可以對上海和北京進行對比分析。從平均技術水平來看，北京的勞動力平均技術水平遠高於上海，但是，北京產業結構升級的幅度卻不如上海市（吳福象、朱蕾，2011）。通過對比北京和上海的六大支柱產業（電子信息業、金融業、商貿流通、汽車製造、成套設備製造業、房地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可以發現，2004年，除了金融業和商貿流通業外，其它四個支柱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均要低於上海。產業結構的相對滯後，使得北京無法為高素質人才提供充足的工作機會，導致勞動力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並未充分利用。

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在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中，普通勞動者的利用效率最高，其次為初級技術職稱勞動力、技師和高級技師、中級技術職稱勞動力和高級技術職稱勞動力等，最低的是中級工和高級工（圖4）。如果按照受教育程度來計算（圖5），則具有大專學歷的勞動力利用效率最低，具有大學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勞動力利用效率相對較低，而具有高中、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勞動力利用效率相對較高。

素質相對較低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用效率最高，其主要原因是，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水平對普通勞動者需求較大，一些地區甚至出現普通勞動者供不應求的情況。對高級工和中級工的利用效率最低則意味著，中國目前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較低端的位置。

比較低。這些地區面臨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加快區域內產業升級，以提高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快教育事業發展，提高勞動力素質，為本地區的長期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儲備。

第三類地區位於第一象限，主要包括甘肅、雲南、新疆、湖南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北京與貴州等省、市、自治區。這類地區主要位於西部地區，其勞動力素質較高，但勞動力利用效率卻相對較低。對於這些地區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區域內產業升級，使區域內的勞動力資源尤其是高素質的勞動力得以充分利用。

第四類地區位於第三象限，主要包括上海、浙江、廣東、福建、山東、江蘇、河北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天津等省、市、自治區。這類地區主要位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其勞動力的平均素質在全國處於較低水平，但勞動力利用效率卻相對較高。這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產業升級與其他地區相比較快，為高素質勞動力提供了充足的機會，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地區從其他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吸引了大量的素質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拉低了本地區勞動人員的平均素質。作為全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這些地區吸收了大量來自於其他地區的勞動力，應當擔負起促進全國勞動力利用效率提高的任務。因此，對於這些地區而言，一是應加快教育事業發展，提高本地區勞動力的素質，為本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人才儲備；二要制定鼓勵措施，吸引其他地區尤其是西部地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高素質勞動力，為本地區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人才保障；三要加快產業結構升級，不僅為本地區，還要為全國的高素質勞動力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

從這些象限圖中可以發現，當前中國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地區配置不合理的情況比較明顯。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較快，應較多的承擔產業結構升級的任務，但是，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平均素質在全國相對較低，這難以為產業升級提供足夠的人才保障；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雖然勞動力素質較高，但由於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產業結構升級相對滯後，勞動力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本文的主要發現如下：（1）各省市之間的勞動力素質存在明顯差異，用平均技術水平及受教育程度衡量，西部地區勞動力的平均素質普遍較高，而東部地區相對較低。（2）與未考慮勞動力素質的情形相比，在考慮了素質因素後，大部分地區的勞動力利用效率下降。（3）從各類勞動力來看，素質相對較低的普通勞動者的利用效率較高，而素質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利用效率較低。（4）分地區來看，在考慮了勞動力素質因素後，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利用效率較低，東部與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利用效率較高。（5）進一步的計量檢驗發現，勞動力素質與利用效率未能同向變化；增加人均固定資本存量、增加勞動報酬是勞動力利用效率的途徑之一；在西部地區與中部地區，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有助於勞動力利用效率的提高。

綜合上述發現，可以形成下述推測：由於中西部地區的素質較低的勞動力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轉移，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素質要高於東部地區。但是，由於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相對較慢、產業結構升級相對滯後，高素質的勞動力資源並未得到充分利用。東部地區正好相反，由於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較快，各類勞動力尤其是高素質勞動力得到了充足利用。但是，東部地區的勞動力平均素質相對較低，這可能已經阻礙了其產業結構進一步升級。

顯然，包括勞動力資源與經濟發展的區域錯配問題不僅不利於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主要是中西部地區）、制約了產業升級（主要是東部地區），而且還極大的阻礙了區域間的協調發展。解決該問題的思路是：一方面，加快產業結構轉移，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為高素質勞動力提供更充足有效的就業機會，以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利用效率。鼓勵東部地區企業到中西部地區投資建廠；不僅要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而且要鼓勵科技含量較高、對勞動者技能要求較高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另一方面，繼續促進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進一步消除勞動力在區域間流動的制度壁壘；促使高素質勞動力從利用效率較低的地區向利用效率較高的地區轉移。不應盲目要求大學生到中西部地區就業，而應通過促進中西部產業結構升級，吸引大學生自願到中西部地區就業。

參考文獻：

1. 王兵、吳延瑞、顏鵬飛（2010）：《中國區域環境效率與環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經濟研究》，第5期。

2. 張軍、吳桂英、張吉鵬（2004）：《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經濟研究》，第10期。

3. 吳福象、朱蕾（2011）：《技術嵌入、產業融合與產業結構轉換效應》，《上海經濟研究》，第2期。

4. 王小魯、樊綱（2004）：《中國地區差距的變動趨勢和影響因素》，《經濟研究》，第1期。

5. 賀燦飛、梁進社（2004）：《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時空變化：市場化、全球化、城市化》，《管理世界》，第8期。

6. 郭玉清、姜磊（2010）：《中國地區經濟差距擴散的源泉：資本深化還是效率改進?》，《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第7期。

7. Fukuyama, Hirofumi and William L. Weber (2009), A Directional Slacks-based Measure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 43（4）：27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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