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我的學術自述
原標題：來新夏：我的學術自述
1923年的夏天，我出生在江南名城杭州的一個讀書人的大家庭中，父叔常年謀食四方，家中事無巨細都由祖父主持。祖父裕恂先生是清末秀才，曾從師於晚清國學大師俞樾，20世紀初留學日本弘文書院學習教育。在日本期間，曾在同盟會主辦的橫濱中華學校任教務長。回國後經蔡元培介紹加盟光復會，在家鄉從事新式教育的勸學工作。辛亥以後，他敝屣榮華，依然在教育部門和各類學校任職。他一生潛研學術，寄情詩詞，筆耕不輟，所著有《漢文典》(有清光緒商務印書館刊印本、1993年有南開大學出版社注釋本)、《匏園詩集》、《蕭山縣誌稿》(以上二書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國文學史》(蕭山志辦影印本)和《易經通論》等多種。我7歲以前，一直隨侍於祖父左右，生活上備受寵愛。但祖父對我的教育卻很認真，非常嚴格地對我進行傳統文化的蒙學教育，以三、百、千、千的順序去讀，去背誦，還為我講解《幼學瓊林》和《龍文鞭影》等蒙學書，為我一生從事學術活動奠定了入門基礎。祖父就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我7歲那年，因父親供職天津，即隨母北上。我依依不捨地離開了祖父，以後雖然再未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仍然不時寫信來，指導我讀書和修改我的習作，直到他高年辭世時為止。
我從小學到大學遇到過不少良師，他們都從各個不同方面給我日後的學術道路以重要的影響。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先在南京新菜市小學讀高小時，級任老師張引才是一位刻苦自學、博覽史籍的好老師。他常和學生一起，講述有益於學生的歷史故事。這些知識的灌輸，無形中奠定了我日後攻讀歷史的根基。後來我到天津一所中學讀書，有一位年輕的國文教師謝國捷，曾在輔仁大學專攻哲學，是史學家謝國楨的六弟。安陽謝氏，家富藏書，謝老師又很慷慨倜儻，師生間十分契洽，因此我得以借讀謝氏藏書。謝老師還常和我談些治學方法和經驗，鼓勵我寫文章。我的第一篇史學論文《漢唐改元釋例》初稿就完成於此時。此文後來在陳垣老師的直接指導下，經過多次修改，成為我的大學畢業論文。
1940年代初，我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有幸親受業於陳垣、余嘉錫、張星火良、朱師轍、柴德賡、啟功和趙光賢諸先生之門。他們都為我日後走上學術道路耗費心血，特別是他們的謹嚴縝密、求實求真的學風，成為我一生努力追求的方向。可惜我資質駑鈍，雖全力以赴，至今未能達到師輩的標準而深感有負師教。當時正處於日寇侵華的淪陷區，老師們堅貞自守的愛國情操，更是一種無言的身教。
我大學畢業時，正是抗戰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人們的心情都很興奮，以為可以報效國家，有所作為。孰知事與願違，政府的腐敗令人大失所望，我無可逃避地像許多人一樣，走上一條畢業即失業的道路。雖然經過親友的幫助，在一家公司謀得一個小職員的工作，但為時不久，公司倒閉。又賦閑了一段時間，才經讀中學時一位老師的介紹，到一所教會中學去教書。當時，解放戰爭已臨近全面勝利的邊緣，天津的解放也指日可待，我也直接或間接地接受一些革命理論和思想的灌輸，熱切地期望著新生活的來臨。
1949年1月，天津解放給我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欣悅。在革命洪流的衝擊下，我積極投身於新的革命工作。不久，經民青駐校領導人的動員，我和另一位同事張公馬肅兄被保送到華北大學去接受南下工作的政治培訓。於是，脫去長袍，穿上用紫花粗布縫製的制服;拋去優厚的工薪制，去吃小米，享受大灶供給制。一股唐·吉訶德的革命熱情產生著革命的衝動。為了和舊思想、舊習俗等等舊的一切割斷，做個新人，我們又學習那些革命先行者改名換姓的革命行動，偷偷地商量改名問題。張兄想今後要在革命大道上奔騰，就利用名字中馬肅字的馬旁，改名馬奔。我則用名字的最後一字「夏」與「禹」相連而改姓禹，又大膽地以列寧自期，取名一寧，暗含著彼一寧也，我一寧也，也許有一股將相寧有種乎的傲氣。張兄一直沿用馬奔這個革命名字，我則幸虧以後又恢復了原姓名，否則「文化大革命」中這將是一條大罪狀——居然敢以列寧自期。政治培訓期滿後，張兄南下到河南，我則被留在華北大學的歷史研究室，師從范文瀾教授，做中國近代史研究生。從此我就從古代史方向轉到近代史方向，並在范老和榮孟源先生指導下寫出第一篇學習新觀點的文章——《太平天國底商業政策》，作為太平軍起義百年的紀念。
當時歷史研究室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從整理北洋軍閥檔案入手。這批檔案是入城後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移送過來的藏檔，沒有做過任何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餘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每人只發一身舊紫花布制服。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清理麻袋中檔案的工作告一段落。前後歷經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艱苦，但卻不知不覺地把我帶進了一個從未完全涉足過的學科領域，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成為我一生在歷史學領域中的中心研究課題。
1951年春，范文瀾老師應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吳廷璆教授之請，同意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從那時至今已整整越過半個世紀。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我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奉獻給了南開大學。我在南開大學從助教做起，歷階晉陞至教授。在新的崗位上，我除了堅持科研工作外，又開始新的教學生活。我教過中國近代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通史、古典目錄學、歷史檔案學、鴉片戰爭史專題和北洋軍閥史專題等。同時我仍然堅持北洋軍閥史方面的研究，繼續搜集整理有關資料。到南開大學的第二年——1952年，我在《歷史教學》雜誌上連續發表了題為《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太成熟，但從此正式進入了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程序。1957年，我在榮孟源先生的推薦下，應湖北人民出版社之邀，撰寫了新中國第一部力圖用新的觀點和方法系統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注意。日本學者岩崎富久男曾譯此書，並增加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の軍閥》，先後由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學者案頭用書。20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因接受政治審查和下放農村勞動四年，雖然正常的研究工作中輟，但我仍然偷偷地搜集資料，閱讀有關書籍。直到1970年代末，我的政治歷史問題才解決，落實了政策，重新開始正常的研究工作。1983年，由於社會穩定，文化需求與日俱增，湖北人民出版社又邀約增訂《北洋軍閥史略》，我也以能重理舊業，興奮不已。於是，出其積累，補充史料，增訂內容，與人合作撰成《北洋軍閥史稿》。1990年代前後，有關資料較多出現，於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邀請下，與我的學生共同編纂了有300余萬字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從而接觸了大量資料，開闊了視野，豐富了知識，終於和幾位多年合作的學生，在世紀末完成了百餘萬字的《北洋軍閥史》。這部著作不僅受到學術界同行們的認同和肯定，還榮獲教育部頒發的「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
1960年代前後，編修新方誌的推動者梁寒冰先生多次動員我參與其事，我一則被寒冰先生的盛情所感，再則我的祖父曾在極困難的條件下獨力修成一部70余萬字的《蕭山縣誌稿》，我理應克承祖業，為新編地方志盡一份力。於是在寒冰先生領導下，開始全國修志的籌備工作，並以河北省豐潤、霸縣等地為試點，開展修志工作。正在順利推進之際，「文化大革命」的風波陡起，我和寒冰先生在不同單位都因發起修志而被扣上「舉逸民」的罪狀，並從我家中抄走有關修志的文件和資料，作為罪證。但我們的修志志向並未因此而稍減。我還在被批鬥之餘和被監管的日子裡，讀了一些方誌學的著作。1970年代末，災難的十年終於過去，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撥亂反正，百業俱興。我和寒冰先生亦以極大的熱情重新發動全國性的修志工作。我承擔了初期培訓和組織修志隊伍的工作。1983年春，按華北、西北、中南、東南四個大區先後舉辦了四個培訓班，講授修志基本知識;在講課的基礎上，由我主持編寫了第一本修志教材——《方誌學概論》。與此同時，我也對方誌學進行較深入研究，寫出了一些論文，並應邀到一些地方去演講。1991年9月，我應日本獨協大學之邀赴日，與該校齊藤博教授合作進行日本文部省科研項目《中日地方史志比較研究》。1993年夏，我承曾供職過的南開大學出版社的盛情，出版了《志域探步》，作為我七十歲的紀念。不久，我又應台灣商務印書館之約，對《志域探步》作了全面增補和修訂，撰成《中國地方志》一書，成為我在方誌學領域中一部代表性的著作。
命運往往撥弄人。十年動亂終於走到了盡頭，一切又歸於平靜、正常，我也從1960年代以來那種百無是處的處境中解脫出來。問題結論了，政策落實了，我的「聰明才智」似乎又被重新發現，有了新的價值。1980年代前後，當我臨近花甲之年，一般人已在準備退休，而我卻方被起用，迎來了一生中唯一的「輝煌」瞬間。我在一兩年內榮獲了校務委員、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圖書館學系系主任、地方文獻研究室主任等諸多頭銜。校牆外面的虛銜，也如落英繽紛般地灑落到頭上來。於是，我結合新的事業，又轉向於圖書文獻學領域。在這公務繁忙的十多年中，我主持並參與編寫了《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和《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簡明詞典》，撰著了若干專門性論文，開闢了我學術研究工作的圖書文獻學領域。1993年10月，我應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館長李華偉博士之邀，擔任該館顧問，負責該館「海外華人文獻研究中心」的資料徵集工作。「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規定，每年從世界華人圖書館從業人員中根據工作業績與學術成就評選一人授予「傑出貢獻獎」，2002年春，我因對中國高校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和國際交流工作中的成績以及豐富的學術成果而被授予該年度「傑出貢獻獎」，為我國獲此殊榮的第二人(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庄守經教授曾獲此獎項)。
綜觀自己的大半生，都是在筆耕舌耘的生活中度過。我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撰寫文章，並在報刊上發表。最近從舊報上發現好幾篇中學時代寫的文章，如《詩經的刪詩問題》、《桐城派的義法》、《清末的譴責小說》和《邃谷樓讀書筆記》等，還寫過一些隨筆散文。這種筆墨生涯一直延續六十年而不輟，撰寫了多種學術著作，代表了我致力學術研究的三個方向。歷史學方面主要有《林則徐年譜新編》、《北洋軍閥史》、《中國近代史述叢》和《結網錄》等;方誌學方面有《志域探步》、《中國地方志》和《中國地方志綜覽》等;圖書文獻學方面有《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古典目錄學》、《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和《古籍整理講義》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前一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我漸漸感到我自己的社會職責尚有所虧欠。我雖然在教學與科研工作上盡了一份力，但那個圈子很狹窄，忽略了更廣大的民眾對文化的需求。我沒有盡到把知識回歸民眾的責任，於心有愧。於是不顧圈子裡朋友們的「不要不務正業」的勸告，毅然走出象牙之塔，用隨筆形式把知識化艱深為平易，還給民眾，向民眾談論與民眾所共有的人生體驗來融入民眾;同時我也想用另一種文字風貌隨手寫點遣興抒情之作，給新知舊雨一種求新的感覺。寫來寫去，積稿日多，在1990年代竟然連續出版了《冷眼熱心》、《路與書》、《依然集》、《邃谷談往》、《楓林唱晚》、《一葦爭流》和《來新夏書話》等七種小集。而在新世紀之初我又結集出版了《且去填詞》、《出櫪集》、《隻眼看人》和《學不厭集》等四種。我的一位早期學生戲稱我是「衰年變法」，我亦甘願受之而不辭。
當我日益靠近80歲的時候，我的早期學生們倡議編撰我的全集，作為80歲的紀念。我感謝他們不忘師生舊情，但亦有兩點個人想法。一是只能出選集不能出全集，因為世上沒有絕對的「全」，「全集」只能說大致已全，否則就無所謂「佚文」、「補編」等等。如果說「全」，那就必然細大不捐，良窳並存，一個人一生所作得意成功之作應是小部分，而更多的是敗筆或尚未完善，以往已損耗了他人的精力，那麼在重新審視編訂時，就應儘力選取自己的代表作和有用於人的作品來補過。再則，「全集」意味著到此為止，而我則筆意尚濃，無意封筆，所以以出選集為好。二是選集不能假手於他人，而必須自選。因為陳垣老師早年間曾說過:「要出個人集子，最好自選。」他老人家認為自己對自己的文字最有數，自己對自己的學術思路和脈絡最清楚，自選易於去取，可以減少各篇間的重複處。於是我搜集了自1940年至2000年60年間所寫的近700萬字的文字，包括論文和專著，並根據我的編寫原則，從中選出了160余萬字，分編為四卷，前三卷是我所致力的學術方向，卷一是歷史學，卷二是方誌學，卷三是圖書文獻學，卷四則是我晚年所寫的隨筆。編成之後，即命名日《邃谷文錄》，由南開大學出版社於2002年6月正式出版，作為我80初度的紀念。雖然在仔細檢讀中，仍然發現有個別錯訛和小有重複處，但《邃谷文錄》終究是我一生學術工作的正式記錄，也是對我的學術工作作出評價的基本依據。
目前我雖然已年逾八旬，但依然在舌耕筆耘的漫長道路上走著。近年，我又完成了50余萬字的《清人筆記隨錄》一書。這是對清人所撰200余種筆記所寫的書錄，體例一依《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清人筆記隨錄》書稿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粗具規模，不幸痛遭「文革」劫火，直至1990年代，我以書稿雖亡、手腦猶在的立志，重新纂寫，終以10年之功完成定稿，使之與《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並成為我致力「為人」之學的證明，也為清史研究工作作出應有的貢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以該書有一定學術價值並可供編纂新清史參考而將其列入《清史研究叢刊》，由中華書局於2005年1月正式出版。同年，我又接受為清史編纂委員會選編《清代經世文編》點校的任務。如果天假我年，尚有餘力，我將在無怨無悔的恬靜心態下，回顧自己的一生，實話實說，寫一部圖文並茂的、有20余萬字的自述——《煙雨平生》，以明本志。
作者：來新夏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9期
編輯丨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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