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超：民族起源神話與英格蘭文藝復興時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研究

原標題：孫超：民族起源神話與英格蘭文藝復興時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研究

·歐洲史·

民族起源神話與英格蘭文藝復興時期的

盎格魯—撒克遜研究

孫超

內容提要中世紀時期，以血緣族裔為核心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神話」和特洛伊神話是英格蘭人民族意識的重要表現。文藝復興時代盎格魯—撒克遜研究興起後，特洛伊神話開始式微，盎格魯—撒克遜「移民神話」縈繞在人們的想像中。受到人文主義影響的研究者將盎格魯—撒克遜血緣族裔傳說與宗教派系、語言學、歷史地理、法律制度相結合，從而界定了英格蘭人對民族的認同模式：首先，在英國民族認同中，始終存在著強烈的盎格魯中心主義的傾向；其次，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存在著多元族群意識；最後，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想像為現實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服務。

關鍵詞盎格魯—撒克遜 「移民神話」 民族認同 英格蘭 文藝復興

中世紀以來，英格蘭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起源神話。8世紀時，比德（Bede）在《英吉利教會史》中創立了盎格魯—撒克遜「移民神話」。根據他的論述，撒克遜人及其聯盟部落來自歐洲大陸，他們征服、消滅和奴役不列顛島的原住民後建立了一系列王國。6世紀末期，在羅馬教廷派遣的奧古斯丁和愛爾蘭基督教的努力下，撒克遜人皈依基督信仰，成為歐洲大陸基督教體系的一分子。比德的作品顯示，構建統一「英吉利」民族的力量是英格蘭的教會，而且是在英格蘭政治統一前很久完成的。第二個起源神話的創立者是12世紀的作家蒙默斯的傑佛里（Geoffrey of Monmouth）。他在《不列顛諸王史》一書中指出，不列顛島最早的居民不是英格蘭人，而是不列顛人。他們在特洛伊首領布魯圖斯（Brutus）的帶領下建立了新的王國。布魯圖斯的後代在撒克遜人到來前很久就已經皈依基督教。不列顛文明最後在羅馬和撒克遜入侵者的侵略下崩潰。傑佛里在他那帶有虛構性質的著作里構建了一個「不列顛人種族」，這個種族的特性是通過與「他者」英格蘭人的對比來實現的，書中紅龍戰勝白龍的故事寄託著不列顛人終將戰勝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理想。

長期以來，傑佛里的特洛伊神話與比德的「移民神話」成為中世紀的英格蘭尋求族群起源解釋的兩大傳統。當代許多學者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比德所創立的盎格魯—撒克遜「移民神話」逐漸成為英格蘭社會的主流，這種認同是建立在特洛伊神話傳統消亡基礎之上的。1981年，雷金納德·霍夫曼提出，民族起源神話在近代早期發生轉變根源於宗教改革和反抗斯圖亞特國王的需要，當時的學者們對「盎格魯—撒克遜的制度以及他們對自由的熱愛表示讚賞」。此後，休·麥克道格爾在《英國歷史中的種族神話》一書中進一步分析了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在近代早期成為標準民族神話的過程。此外，他還總結了以種族、制度、語言的優越性為核心特徵的盎格魯—撒克遜主義。經過霍夫曼和麥克道格爾兩位學者的努力，近代早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研究史成為當代學術研究的熱點，二者對英格蘭民族神話的分析也成為主流範式。格蘭漢姆·帕里認為17世紀的古物學共同體對「撒克遜歷史的清晰化」是「民族認同形成的關鍵時期」。瑞貝卡·布拉克曼則指出，伊麗莎白時期的學者對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制度的探究「確立了從日耳曼入侵到諾曼征服時期的歷史在本質上屬於『英格蘭人的』」。不過，也有學者批評麥克杜格爾的觀點沒有注意到亞瑟崇拜和阿爾弗雷德大帝崇拜在不列顛帝國內部能夠長期共存的現象。此外，菲利普·施維茨認為，由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聲望極其低下」，都鐸學者在解釋盎格魯—撒克遜歷史與英格蘭民族認同關係時帶有「焦慮感，乃至厭惡感」。約翰·克蘭姆希則強調，近代早期的學者並非狹隘地只研究盎格魯—撒克遜人，他們往往從整個不列顛乃至歐洲的視角來理解自我民族的形成過程。

以上學者的批評糾正了麥克杜格爾等人過於簡化的解釋模式，比德移民神話的勝利並非以傑弗里的特洛伊神話完全退出歷史舞台為代價。其實，正如約翰·D.尼爾斯所說，幾個世紀以來，關於盎格魯—撒克遜觀念史一直體現出一種「易逝性、變化性、多面性、偶然性，並且充滿了爭論」。在本文所關注的大約五十年的時間裡（從1570年到1620年），盎格魯—撒克遜學者的關注點經歷了多次變化，因為這些學者是懷著不同的目的進入這一研究潮流中來的。因此，本文在強調這一研究群體促進了近代早期英格蘭民族認同的同時，力圖展示其中所包含的複雜的研究視角。文藝復興時期英格蘭盎格魯—撒克遜起源歷史的研究群體大體存在四種取向：宗教派系的解釋取向、卡姆登與費斯特根兩種對立的研究觀念和古物協會的英國制度研究取向。

宗教改革與盎格魯—撒克遜研究的興起

16世紀，義大利人文主義對英格蘭人的歷史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缺乏歷史證據的民族起源學說開始受到質疑。義大利人波利多爾·弗吉爾撰寫了《英國史》一書，認為古代史家都不曾提及布魯圖斯和亞瑟，特洛伊傳說缺乏歷史的真實性。弗吉爾採信了比德的觀點，認為撒克遜人是上帝派來懲罰墮落的不列顛人的，由此形成了「撒克遜人、朱特人和英格蘭人這三個最勇猛的日耳曼民族來到這個島」定居的歷史。由於當時正值英格蘭宗教改革時期，在新教徒看來，天主教徒弗吉爾代表「義大利和教皇的」利益來詆毀英格蘭的光輝歷史。早期古物學者約翰·利蘭向亨利八世主動請纓，他要為英格蘭寫一部全面、完整的歷史書以駁斥弗吉爾的「欺騙和無知」。為了支持特洛伊神話傳統，利蘭親自前往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他認為自己在那裡找到了亞瑟的墓地，並藉此證明關於亞瑟王的歷史傳說是真實可靠的。

宗教改革初期的主要目標是實現王權至尊與英格蘭教會的獨立，新教徒支持的特洛伊起源說與天主教支持的「移民神話」進入宗教爭論領域，但是雙方主要以政治爭論為目的，其與族裔認同的結合併不緊密。到伊麗莎白時代，兩大宗教派系的界限逐漸清晰，新教和天主教各自尋找自己宗教起源的歷史依據，宗教信仰與族裔特性開始發生聯繫。

利用比德的「移民神話」，英格蘭的天主教徒將天主教事業與英格蘭民族的發展聯繫起來。1565年，托馬斯·斯特普爾頓在安特衛普出版了《英吉利教會史》的第一部現代英語譯本。斯特普爾頓認為，藉助比德的教會史可以證明「英吉利人」就是現代英格蘭人的祖先，同時比德的書還展示了基督教給英格蘭人帶來的好處：「基督信仰傳播到我們的國家，這是上天的恩寵來到我們的土地上。基督信仰在這裡發展、成長和繁衍生息。它幫助我們的祖先，也就是第一代基督徒英格蘭人，獲得了美好的品德。」另外，比德還記載，教皇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在羅馬市場上看到一些年輕貌美的盎格魯—撒克遜奴隸被出售，「並被他們的美麗所感動」，因此派出奧古斯丁去不列顛傳教。對於這個故事，比德認為只是個傳說，但是斯特普爾頓卻強調這個故事是確信無疑的「事實」。斯特普爾頓的翻譯作品在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英語閱讀群體中得到了廣泛傳播，格里高利的故事也成為羅馬教廷對英格蘭民族及其教會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標準敘事。天主教領袖羅伯特·帕森斯撰寫的歷史書就指出，這個故事「提供了關於不列顛天主教會起源於羅馬的關鍵證據，並且證明了這個教會沒有在克蘭默（Cranmer）和新教分裂勢力掌權時期發生中斷」。許多人在閱讀了《英吉利教會史》後堅定了天主教信仰並且前往西班牙學習。英國天主教領袖威廉·艾倫特地要求那些返回英格蘭的傳教士使用比德的教會史作為與新教徒辯論和傳播天主教信仰的武器：「我們的民族一開始除了天主教信仰以外，別無他物。」

面對天主教對比德「移民神話」的再發掘，新教徒們也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教會的史料中找到了新教價值觀的依據。早期新教徒約翰·貝爾就讚譽比德「是亞馬利太的約瑟的精神繼承人，他具有準教父式的權威堪比希波的奧古斯丁、哲羅姆和赫里索斯托姆」，而對於貝爾來說，「比德就是新教徒的原型，他保持信仰免受羅馬的玷污」。伊麗莎白時期，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馬修·帕克的主持下出現了一個「帕克集團」（Parker Circle）集體從事盎格魯—撒克遜研究，他們出版了第一部關於盎格魯—撒克遜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帕克的秘書約翰·喬斯林在該書的前言部分指出，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聖餐禮並沒有神秘特性，所以天主教的變體論並未被早期的英格蘭人所普遍接受。宗教學者約翰·福克斯在1570年改寫了比德的奧古斯丁傳教說認為恰恰是奧古斯丁的佈道摧毀了不列顛早已有之的原始基督教，但是依靠「那些勤奮的新教佈道者」，基督教信仰的火種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統治的「大約四百年的時間裡依然保存了下來，上帝之言得到正確的宣講」。

新教學者還利用比德「移民神話」構建了新的民族英雄。馬修·帕克主持出版的《牧養的關懷》（Pastor Care）一書中附加了西撒克遜國王阿爾弗雷德給一位主教的信作為前言。由於感到英格蘭人缺乏對知識的熱情，阿爾弗雷德決定主持翻譯古英語版的《聖經》，為此帕克讚譽「他們（阿爾弗雷德時代人）勤奮的翻譯整本《聖經》給平信徒們傳授了廣博的知識」。正是感懷於阿爾弗雷德的功績，帕克甚至將阿爾弗雷德與英格蘭的主保聖徒聖喬治相提並論。約翰·喬斯林也認為，這本古英語版《聖經》的出現意味著該王國的臣民由此成為上帝的選民民族（Elect Nation），因為這部《聖經》繼承自「上帝對摩西的教導」，它是「為了保護那些古老民族的純潔，也包括現在的我們」而出現的。阿爾弗雷德版《聖經》成為構建上帝的選民、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和當代新教徒之間的橋樑。

從約翰·利蘭到「帕克集團」，新教徒對特洛伊神話的態度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特洛伊神話在新教歷史書寫中日漸消失。1612年，新教史學家薩繆爾·丹尼爾認為，特洛伊故事完全是「無知與輕信的產物」；另一位史家約翰·克拉彭（John Clapham）還提出要對都鐸時期秉持特洛伊神話的歷史書進行徹底的修訂。在這場比德起源神話解釋權的爭奪中，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成功地進入新教歷史的標準解釋中。盎格魯—撒克遜人「純潔的」教會歷史與奧古斯丁帶來的「腐敗的」教會歷史對立起來，新教給英格蘭民族認同帶來了一個確定的「他者」——羅馬天主教派。宗教改革力圖重新建立英格蘭民眾的信仰共同體，天主教徒則被排除在共同體以外。藉助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記憶，帕克等人為信仰共同體劃定了歷史來源和群體的界限。

卡姆登與費斯特根：兩種民族認同模式

比德的「移民神話」包含強烈的盎格魯中心主義，即對威爾士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的貶低傾向，這讓同樣生活在不列顛島上的其他族裔人群感到不滿。1603年，英格蘭迎來了一位蘇格蘭國王，英格蘭的盎格魯中心主義變得不合時宜了，盎格魯—撒克遜研究需要呈現新的面貌。在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成長起來的學者從語言學和歷史地理學的角度重新解釋民族發展史，他們的視角更加寬泛。威斯敏斯特學校校長威廉·卡姆登和寄居荷蘭的天主教學者理查德·費斯特根重新闡釋了比德的「移民神話」，盎格魯—撒克遜歷史進一步成為英格蘭人民族認同的重要標誌。

伊麗莎白女王晚年，清教勢力崛起引發政治紛爭。女王政府認為，清教激進派比天主教的威脅嚴重，自愛德華六世以來破壞天主教遺迹的行為開始受到政府制止。新的社會氛圍與卡姆登的觀念一致，因為卡姆登希望「用一種世俗的、愛國的視角來看待不列顛的王室與貴族的遺迹，並越過宗教差異」。在經過長期研究後，卡姆登於1605年推出了《關於不列顛的殘稿》一書，其與他在1586年出版的《不列顛志》一樣都飽含著強烈的民族情感。

第一，卡姆登推崇英語在民族中的地位。對於卡姆登來說，語言是比血緣更重要的民族認同標記。在比較了不列顛語和拉丁語後，卡姆登聲稱：「盎格魯—撒克遜語是由來自日耳曼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帶來的，他們孔武有力又充滿智慧的活動表現在這三件事情上，也就是法律、語言和服飾的改變上，憑此他們完成了徹底的征服。」卡姆登認為，盎格魯—撒克遜語的征服是徹底的，「沒有不列顛語和拉丁方言留存下來」，並且「蘇格蘭的東部和南部地區自稱低地人的人群也適用英語語言，它是一種來自盎格魯—撒克遜語言的方言變種。」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合併的過程中，卡姆登通過語言來構建起兩國之間共同的起源，成為他構建更寬泛民族認同的第一步。

第二，卡姆登通過地理環境的概念來定義民族。卡姆登在《關於不列顛的殘稿》開始部分就討論了地理環境與民族起源間的緊密關係：「我們以及日耳曼人……的關鍵構成是思想，它是上帝形象的映照……所以，在神聖天意的指揮下，他把這樣一塊令人愉悅並且價值不菲的地區分配給了能承受起其價值的人。即使不把他們看作壓倒他族的民族的話，他們也可以算作地球上最傑出的一批居民了。」卡姆登還特地強調是地理環境改變了民族特性。他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初來不列顛時是個「易動武、愛勝利、性格強硬、寧折不屈的民族」，而在此定居和繁衍了160年後，「他們的性格因這裡的土地和甜美的空氣而舒緩了許多，也柔和了許多」，由此他們才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第三，卡姆登構建了多族群統一的民族認同。卡姆登認為傑佛里的特洛伊神話是英格蘭人與法國人競爭民族古老性時虛構出來的。在「不列顛的衰落與毀滅」一章中，卡姆登採納了比德的「移民神話」。他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侵是上帝對不列顛人的懲罰，而當撒克遜人、朱特人和盎格魯人「在不列顛定居下來後……（他們）成了一個民族，普遍用一個名稱，有時叫作撒克遜人，有的時候叫做英格蘭人或英格蘭—撒克遜人」。卡姆登還承認當時入侵的丹麥人、諾曼人對英格蘭也產生了影響。例如，他認為「丹麥人、諾曼人以及其他蜂擁而至者，通過交流帶來了新的詞語和新的事物」。此外，卡姆登詳細介紹了威廉征服後諾曼法律與本地法律的融合過程；他還對諾曼人在西西里和聖地的戰鬥表示了讚賞。在卡姆登看來，藉助諾曼人的文治武功，「英格蘭獲得了與基督教世界最強盛民族平等的地位」。卡姆登最後強調，在外族不斷入侵的過程中，盎格魯—撒克遜人始終構成民族的主體，因為「他們在1150年的時間裡，保持著一種不受腐蝕的狀態，並且佔有著這片土地（不曾丟失）」。卡姆登驕傲於自己的盎格魯—撒克遜身份，因為與不列顛人最終被征服並被驅趕逃離不同，撒克遜民族雖然受到入侵，但是「在我們被他們（指其他族群）征服後，我們也讓他們融入我們」。

17世紀初期，「大不列顛意識」正在興起，卡姆登強調多族群混合的狀態。但是，正如克萊姆希所說，卡姆登倡導其他民族「加入到信仰虔誠的英格蘭民族的創建歷程之中，從而得以進入文明的世界並獲得教養」，其民族認同的本質是以盎格魯—撒克遜族群為核心，融合了島上的其他族群。

與卡姆登不同，費斯特根是一位天主教徒，曾避居荷蘭生活。1604年，費斯特根給詹姆斯國王獻上了《重建失去的古物學知識》一書。他表示自己雖然是移民後代，但是「英格蘭一直是我珍愛的出生地」，所以他表示寫作此書「是我對這個最尊貴民族的熱愛之情的真實體現；在我看來，我的民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民族。正是出於這種情感，我才願意用我全部的力量去做這一切並出版此書。」費斯特根繼承了比德神話，探討了英格蘭人的民族起源問題，其中心思想是英格蘭人起源於日耳曼地區。

費斯特根對特洛伊傳說持懷疑態度，他認為古代不列顛人「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英格蘭人，因為他們的後裔們（與我們）完全不同」，古代不列顛人只是威爾士人的祖先。此外，他還認為所謂的布魯圖斯的傳說只是模仿了羅馬歷史。費斯特根沒有徹底否認布魯圖斯的存在，但他認為布魯圖斯來自高盧，所以不列顛人是高盧人的後代。隨後，費斯特根使用當時頗有爭議的貝羅索思的作品構建日耳曼人的起源。貝羅索思講述了大洪水之後世界民族分布的歷史，並且他在書中補充了諾亞子孫在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傳播世系。費斯特根根據貝羅索斯的觀點認為，雅弗子孫中一個叫圖伊斯托（Tuisco）的人遷徙到歐洲北部成為日耳曼民族的祖先。在論述了日耳曼族的聖經起源後，費斯特根講述了日耳曼人的分支盎格魯—撒克遜人遷居英格蘭的過程。費斯特根認為，撒克遜人是應不列顛國王沃蒂根（Vortigern）的邀請來到不列顛島，「起先是為了幫助不列顛人而來的，並且在兩百年以後，他們成為不列顛島最繁華地區的擁有者和分享者」。與中世紀作家所熱衷描寫的撒克遜人殘忍的征服史不同，他著力塑造了一群具有文明、虔誠和文化素養的撒克遜人的形象。

首先，費斯特根強調盎格魯—撒克遜人最重要的品質是純潔性。費斯特根堅定地認為，英格蘭人的起源只與日耳曼民族有關，他們與不列顛島上的蘇格蘭人沒有血緣關係，因為蘇格蘭王國是由愛爾蘭人建立的。不過，費斯特根認為諾曼人「跟丹麥人一樣，他們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日耳曼民族那裡」。另外，他認為大多數的丹麥人已經被趕走，而大多數諾曼貴族被消滅掉了，撒克遜民族仍是「島上的主體部分」。在費斯特根筆下，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純潔的品質，因為日耳曼人不曾被其他民族征服過，他們也不曾與其他民族混雜而居。

其次，費斯特根認為撒克遜人的純潔性還體現在他們的語言中。他認為，人類由於語言的不同，也就分出了這麼多新的和不同的民族；在這些語言中，古英語要比拉丁語更值得研究，這是因為「撒克遜人的語言比拉丁語更純潔，所以要優於拉丁語」。此外，他特意批評了中世紀作家喬叟混合使用英語與法語的行為，認為這玷污了英語的純潔，並進而提出：「我們不應當從任何語言中借詞，……我們的語言已經足夠使用了，不能像那些從我們這兒借詞的（語言那樣），整天從別人處借詞。」在費斯特根這裡，語言成為民族認同的重要標誌，而他從語言純潔性的角度出發，在推崇英語的同時，也就把英格蘭民族推到了顯著的位置。

同樣受到比德「移民神話」的影響，卡姆登與費斯特根代表了不同的路徑。卡姆登構建了一個多族群混雜並融合的英格蘭民族，但費斯特根強調了英格蘭—撒克遜人的血緣純潔性；卡姆登通過不列顛地理環境來界定盎格魯—撒克遜人形成的民族文化，費斯特根則把民族身份的形成放入歐洲大陸的移民過程中。島國視角與大陸視角成為英國民族認同中的兩條不同的路徑。但是，卡姆登與費斯特根的作品也具有共同的歷史意義，因為在此之後，「英格蘭古物學研究拋棄了古老的不列顛人，並將注意力轉向一個真實的、證據確鑿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歷史」。

古物學會的英格蘭法律制度研究

1586年，伊麗莎白古物學會（Elizabethan Society of Antiquaries）成立，該學會繼承了當時知識階層對盎格魯—撒克遜研究的熱情。根據18世紀時托馬斯·赫恩編輯的93份伊麗莎白時期古物學會的會議記錄，只有一次涉及古代不列顛人的歷史，研究者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到了盎格魯—撒克遜歷史的研究中。另外，根據邁克爾·斯塔基的統計，在41位固定成員中，有34位畢業於律師公會或從事律師工作，所以古物學會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法律與政治制度研究方面，他們希望通過研究「英雄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來揭示英格蘭的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的延續性。

受創會元老卡姆登的影響，一派學者從多元族群的視角來解釋英格蘭法律和制度的形成。弗朗西斯·培根認為英格蘭法律有多元的族裔來源：「與我們的語言一樣，它是混合的，由不列顛人、羅馬人、撒克遜人、丹麥人、諾曼人的習俗組成。正如我們的語言變得越發豐富，我們的法律也變得更加完整：這樣的品質不會比那些在變動不居的世界中卻亘古不變的法律要差；因為沒有樹從一開始就種出完美的樣子，他們需要嫁接。」還有一批古物學會的學者認為法律在多個族群的入侵中處於不斷更替的過程。威廉·黑克維爾在古物學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就提出：「不列顛人的法律被羅馬人完全消滅了，而羅馬人的法律又被撒克遜人消滅了；最後，丹麥人和諾曼人又對他們（撒克遜人）的法律做了大幅度修改。」按照黑克維爾的解釋，撒克遜法才是英格蘭法律的開始，並且撒克遜法與諾曼法共同組成普通法。約翰·斯佩爾曼爵士後來接受黑克維爾關於英格蘭法在更替中完善的觀點：「如果有人談論英格蘭政府是在古老的撒克遜法律統治下，這在我們今天的人聽起來像是個烏托邦。（撒克遜法好像）是陌生的、粗鄙的，然而，無論是那些法律被毀滅的時期，還是我們今天生活的時期，歷史上沒有一個時期的法律的情況是這樣的；正如日夜接續並不突兀，一天接一天，這種改變在我們身上體現得也不明顯，但每個時代都會發生一點改變。」

歷史上的諾曼征服對解釋盎格魯—撒克遜遺產至為重要。當時許多古物學者從血緣族裔的角度出發認為，諾曼征服並非只是帶來「諾曼枷鎖」（Norman York）。黑克維爾和斯佩爾曼把丹麥人、諾曼人放到條頓民族範疇之中，從而解決了諾曼征服所帶來的困擾。黑克維爾提到「我們的法律與諾曼習俗有如此的相近性」在於之前丹麥人的征服。他還認為，丹麥人給不列顛帶來了陪審團制度、契約觀念、領主監護權以及長子繼承製等，這使得「我們的普通法與丹麥的法律在根本點上是一致的，並且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區別開來」。斯佩爾曼還認為「西方民族大部分來自日耳曼，所以他們的法律在古代有著許多一致性和形似性」，他還提出一個大膽的觀點，那就是諾曼人的習慣「來自我們，是藉助於聖愛德華之手傳播的」。愛德華法是英格蘭普通法的組成部分，斯佩爾曼將曾經在諾曼底生活的愛德華國王所創製的法律與英格蘭普通法和諾曼征服連接起來，這雖然不是主流觀點，但卻體現了當時古物學者將血緣族裔與法律習俗相銜接的趨勢。

還有學者甚至鼓勵人們前往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發源地日耳曼地區去旅行。托馬斯·科耶特（Thomas Coryat）就認為，只有在那裡才能「真正了解共同體和國王的政府什麼樣，才能真正懂得貴族統治和大眾政權該如何運作」。不過，在這種表面上跨歐洲的民族認同視野下，這些古物學者眼中的各個族群並不具有相同的地位。科林·基德深刻地指出，在這類學者「民族意識的深處，他們始終驕傲於自己的祖先盎格魯—撒克遜人，並認為自己的祖先過著自由的生活」，也正是在這種意識的指導下，這些學者認為，「丹麥人和諾曼人給英格蘭帶來的變化是『膚淺的』，他們沒能從根本上改變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有限王權、法律持續性等政制形式。」

在古物學派內部，還有一群學者直接否認其他族群對英格蘭法律和制度的影響，並強調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孤立性。中世紀法律史權威福特斯鳩認為英格蘭的法律自古代的不列顛人以來就沒有發生變化，撒克遜人、丹麥人和諾曼人的入侵也沒有改變這一情形。到16世紀後期，英格蘭法律研究權威威廉·蘭巴德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在1568年出版的《高等法庭的發現與資料彙編》一書中，蘭巴德闡釋了法律的歷史如何塑造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區別。在蘭巴德眼中，古代不列顛人作為英格蘭人祖先的想像已經消退，因為他們使用的是高盧人的法律，這與撒克遜人的法律不同，所以他們被排除在英格蘭人的祖先譜系之外。蘭巴德還談到英格蘭的法律「保護真正的英格蘭人」，因為英格蘭人及其法律體系的特殊性體現為具有獨特的契約精神。蘭巴德曾對國務大臣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談及「契約權利與我們國家的法律一樣久遠。它在諾曼征服以前就存在了，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一個日耳曼人統治時期。……日耳曼人是第一個制定契約法律的民族。而那個時候羅馬人或者羅馬法律師還不知道契約為何物」。契約精神在這裡成了日耳曼人獨享的發明，成為英格蘭法優於羅馬法的表現，也成為英格蘭人的民族精神。

當時的孤立派學者認為，征服者威廉雖然意圖在英格蘭推行諾曼法，但是他遇到了當地人的強力抵抗，威廉不得不對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給予充分尊重，因此諾曼征服並未改變撒克遜法律的持續性。蘭巴德在《肯特巡覽》中以肯特郡的多子分割繼承製度（Gavelkind）為例做了說明。蘭巴德認為，當諾曼國王威廉一世佔領英格蘭後，肯特居民堅持把威廉尊重他們的古老習慣作為自己服從新王統治的條件，威廉接受了肯特人的要求。蘭巴德的這種解釋受到其他孤立派古物學者的歡迎。約翰·戴維斯在為英格蘭征服愛爾蘭申辯時談到，威廉並非一位征服者，因為威廉保留了英格蘭普通法傳統。戴維斯還引用了諾福克郡的沙爾波恩（Sharnborn）利用愛德華法迫使威廉同意保持原有土地關係不變的故事，並認為「愛德華法是威廉贏取英格蘭人的頭腦和心靈的方式」。

孤立派學者大多把撒克遜法律的純潔性、高貴性乃至持續性與撒克遜人血緣族裔聯繫起來。托馬斯·比爾森就認為「每一個政體在解決自己政治問題時都要考慮自己的法律與習俗，而不是參考普遍的原則」。由此，孤立派法律學者大多秉持英格蘭普通法與其他民族的法律和習俗不同的立場，這種孤立性自然有利於英格蘭人構建民族教會、民族法律乃至民族政治體制。

古物學會的學者將族裔認同與政治、法律的創立聯繫起來，同時推崇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創製英格蘭民族制度和法律中的作用。在整個17世紀，蘭巴德的法律書籍都是英格蘭法的經典教科書。英格蘭人在驕傲於自己的普通法的同時，他們的視野也愈加局限在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傳統中。這種孤立性的觀念影響深遠，直到20世紀初，英格蘭人不願意承認羅馬法在本地的影響。不過，英格蘭人對橫跨北方的日耳曼—哥特認同卻愈加強烈。在19世紀之前，整個英格蘭在制度起源問題上流行著費斯特根式的大陸視角：「古羅馬之後的歐洲最初是依靠日耳曼人的自由制度統一起來的。」

結語

中世紀以血緣族裔為核心的比德「移民神話」和傑佛里特洛伊神話是英格蘭人民族意識的表現。文藝復興時期，特洛伊神話開始式微，盎格魯—撒克遜神話縈繞在人們的想像中，並成為定義「英格蘭性」（Englishness）的對象。但是，近代早期英格蘭的知識精英在對族裔進行定義時還存在著模糊性，這讓比德和傑佛里所代表的兩種民族起源神話在重構過程中有更深刻的複雜性。首先，在英格蘭民族認同中，始終存在著強烈的盎格魯中心主義傾向。從中世紀晚期的族裔認同向文藝復興的民族認同轉變過程中，共同的新教信仰、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制度成為英格蘭民族認同的構成部分，這種民族認同將血緣純潔性與內在民族特性結合起來，凸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中心地位。其次，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仍然存在著一種多元族群意識。卡姆登能從整個不列顛島各族群共存的歷史來看待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島上的不列顛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並沒有成為絕對的「他者」，而是作為構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史的組成部分，也正是這種血緣族裔的模糊性使得特洛伊神話仍能存在於大眾想像中，並在18世紀後重新進入民族神話話語體系中。最後，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想像為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服務。16世紀後半期，處於民族國家構建時期的英格蘭，需要新的民族歷史資源，這個資源應該更加具有本土性，因此馬修·帕克等人發掘的盎格魯—撒克遜歷史開始受到歡迎，而到了17世紀，更加自信的英格蘭人則進一步斷言他們的自由權利起源於盎格魯—撒克遜的民族先輩那裡。總之，文藝復興時期的盎格魯—撒克遜研究對英國民族認同有著重要意義：一方面它把血緣族裔與宗教、歷史地理、文化制度相結合，成為19世紀中期種族意識的先聲，另一方面它又保留了多元視角和模糊的特性，這有利於英格蘭人在此後推動整個不列顛民族的神話構建。

本文作者孫超，山東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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