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金融開放中的香港角色

港交所6月1日舉辦「新時代香港資本市場再出發」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紀念會。在六一兒童節召集諸多金融大佬討論中國香港資本市場定位與再發展的問題，頗有點無論走出多遠，歸來仍是少年初心之感。

2016年港交所IPO募資1948億港幣，連續兩年成為全球集資中心之首位。2017年，亞太資本市場波動，港交所IPO總額為164.27億美元，仍然位居世界第三。回歸20年來，香港資本市場連續遭遇了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但整體表現可謂成色十足。

中國香港金融產業能有今天的成績，核心是把握了內地的發展機遇。正如港交所主席史美倫所說，「沒有內地企業來港，本港不可能在國際資本市場享有現時的地位。」改革開放也是決定香港命運的關鍵一招，之前香港金融是飛地金融，以國際貿易清算結算為業務基點，金融投機活動很多；之後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重要的融資市場，以國際融資為主體的多層次金融市場。恰恰是內地的改革開放、內地企業融資的現實需求，以及對外資的需求，推動了香港承接集聚更多的資本。

自1970年代以來，香港的資本容積越來越高，已經成為世界資本最密集的城市，一定程度上也持續推高了香港樓價。如此龐大的金融資本，幾乎都是圍繞著內地的資本需求而來。特別是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場在對接國際資本進入內地市場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香港的金融產業也越來越大。

可以說，香港走出了飛地金融業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特別是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這一點是新加坡、迪拜等城市都沒有做到的，恰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言，「腹地優勢是香港最核心的優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內地需要推動製造業的發展，這個過程中，必然維持一定的金融抑制策略。同時，內地總體的經濟發展又需要相對自由的金融市場支持，我國香港的優勢就凸顯出來，這也是香港回歸二十年來，內地金融產業大發展，香港金融產業同步躍進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也是中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入的新階段。這一階段是以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為先導的，中央政府已經大幅度放寬了金融行業的准入門檻，特別是在銀行和資本市場，外資機構和國際資本會越來越方便且深入地參與內地金融業。香港可以說是對金融業開放最有經驗的中國城市。但是，如果繼續局限於經驗傳導，沿用窗口、飛地等金融思維，那就會大大浪費香港市場的潛力和作用。

特區政府對香港的定位長期都是「超級聯繫人」，希望藉助香港成熟的法制及服務機構為中資機構服務。但不管是中介還是包打聽，聯繫人都是一個店小二的角色。就金融行業而言，香港定位應該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可以與上海「國際的中國金融中心」定位形成共生互補。事實上，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隨著百富勤的倒掉，港資已經在香港金融市場處於邊緣角色，外資金融機構大舉進入，成為香港金融市場的主導者，掌握了市場定價權。2008年之後，外資金融機構受重創，中資金融機構大舉進入香港市場，目前已經佔據半壁江山。所以對中國香港而言，在內地的深入對外開放中，不應仍然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超級聯繫人」。首先，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市場主體而言，中資外資在香港早已做大，根本不需要港資機構做對接聯繫。其次，香港金融業本身早就不再是飛地金融業務，而是投融資等主流金融業務為主，早已超越超級聯繫人的功能。

香港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其實也是香港金融監管當局和香港金融主體機構所認同的國際定位，前任港交所主席李小加在今年年初卸任之前就毅然進行改革，放棄香港證券市場近百年以來的同股同權制度，以方便新科技企業上市。同時通過中央政府的協調努力，香港爭取到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來港上市的機會。這些舉措既是為內地經濟結構升級的現實需求服務，也凸顯了國際化的方向，兩個方面過去都是香港資本市場的短板，今年都有重大突破，這既有利於香港金融市場，也有利於整個中國金融。

香港的特殊身份，以及上百年來金融行業的沉澱，決定了其能夠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正如參加此次紀念會的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所言，香港金融市場在證券市場、債券市場、科技市場、綠色金融、人民幣業務，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上，都能發揮重要作用。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內地金融深度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必然要充當比「超級聯繫人」內涵更豐富的角色。(編輯 歐陽覓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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