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與俄羅斯的興衰

最新 06-04

東正教與俄羅斯的興衰

作者:朱仲睿

作者介紹：2016級歷史學歷史學入門，知乎常駐者。（知乎用戶名：RuiAHNU）

東正教自拜占庭帝國逐步傳入俄羅斯後，在俄羅斯發展的不同階段頑強生存，適應俄羅斯的國情，形成了自身的鮮明特點，至今東正教在俄羅斯社會中擁有較高的熱度。我們也可以從東正教與俄羅斯的興衰中一瞥宗教文化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

（一）東正教的源起和東傳

東正教與天主教、新教都是基督教中的教派。基督教於公元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中世紀時傳遍歐洲。基督教歷經多次世界性的大公會議，就普世教會的領導權、經濟利益、宗教禮儀和宗旨方面進行了激烈爭論，形成了不同的教派組織。公元1054年基督教會發生了大分裂，分裂為東方教會和西方教會。東方教會遵守前七次基督大公會議的決議和《尼西亞信經》，以基督教正統自居，稱「正教」，因其地處東部地區，又稱「東正教」（Orthodox Church）。

公元988年，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出於政治的需要，將拜占庭的東方正教引入基輔羅斯，他首先受洗禮入教，而後命令所有基輔羅斯人入教。東斯拉夫人的傳統的東正教淡出了歷史舞台。到蒙古人入侵前夕，羅斯已經成為單一宗教國家。在17世紀中葉以前，除了東正教，俄國再沒有其他合法的宗教組織的存在。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對教會再次進行改革：頒布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取消牧首制，成立主教公會。東正教正式成為俄羅斯國教。

東正教傳入俄羅斯後,教權與皇權之間也曾存在激烈鬥爭，但遭到沙皇集權的強力壓制，不斷削弱教會的經濟力量。東正教也逐漸依附於國家政權，俄羅斯政教合一的體製成為主流。沙皇兼任國家最高領導人和東正教會領袖。

政教合一的沙皇政權為社會民眾設置了巨大的精神枷鎖，一方面封建思想阻礙著資本社會的進步，另一方面沙皇政權得以在西方國家的競爭中長時間生存，遏制了下層民眾對上層建築的反抗。在沙皇統治末期,東正教會十分警惕農民與工人革命運動,主動遏製革命，號召教徒為沙皇作戰。

（二）社會主義初期的俄國東正教

血腥的統治不能撲滅俄國革命的火種，震動世界的十月革命將社會主義推向了世界舞台。然而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是無神論者的統治狀態。

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又稱《巴黎手稿》）馬克思就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世俗生活為共產主義所取代，宗教也將為無神論所取代。因為一旦財富不再為少數人所私有，而為聯合起來的個人所共有，那麼，主宰他們命運的異己力量——資本，就成為他們自身的力量了。在人能夠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中，對萬能的神的信仰將成為不必要的東西。與此相應，無神論這種通過否定神來肯定人的意識形態也將變得不再必要。經濟、政治、文化的束縛都將被解除，人們將獲得完全的獨立，並在此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自由個性。」

東正教會在此時已經成為蘇聯共產黨強烈打擊的對象，在1905年的《社會主義與宗教》一文中,列寧指出:「應當宣布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句話通常是用來表示社會主義者對待宗教的態度的。… …就國家而言,我們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教會團體和宗教團體應該是自由的、與國家政權毫無關係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聯合會,國家絕不應該補貼錢給教會團體和宗教團體。」

東正教會被視為阻礙國家發展的「洪水猛獸」。雙方進入激烈的對峙狀態。教會的勢力和影響受到嚴重削弱,教堂數量銳減,由十月革命前的78767座降至11500座,神職人員從3萬人減為1.3萬人。

一些左傾的共產主義者甚至強調「向宗教宣戰」，企圖突破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紅線。部分俄國地區極端份子開展了對東征教的報復性暗殺活動，列寧敏銳察覺到了俄國的宗教問題。在1921年的《對俄共(布)中央全會關於黨綱第13條的決定草案的建議》中明確的指示:「委託雅羅斯拉夫斯基和布哈林進行修改,方針是不要突出同宗教作鬥爭的問題,在加以種種特別限制的條件下,容許信仰宗教的但又確實是正直忠誠的共產黨員留在黨內。

然而這種對立在蘇維爾俄國這個年輕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不是絕對的，衛國戰爭的爆發後，東正教領袖號召教徒出錢出力,抗擊侵略者。修復了與蘇維爾政權的關係，蘇維爾政權也贊成此時東正教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對東正教的打壓。

（三）蘇聯時代夾縫生存的東正教

斯大林上台後，蘇聯同東正教的相對平衡關係再一次被打破。在蘇聯肅反運動中，大批東正教神職人員被列入「清洗」名單，斯大林認為宗教人員不是生產階層的組成部分，大量破壞教堂、沒收教堂地產、將神職人員及其家屬流放到集中營。國家還鼓動人民特別是青少年參加「無神論者同盟」。蘇聯國內同時掀起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東正教會陷入了歷史中相當黑暗的時刻。

國際格局卻也在此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被來自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勢力視為下一個獵物。《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瞬間被推翻，希特勒集中精銳企圖迅速拿下西伯利亞與日本會師。蘇聯對德國猛撲毫無防備，節節敗退。斯大林重新審視了蘇聯嚴苛的宗教政策。他認識到東正教勢力對相當一部分教徒的凝聚作用，並尋求利用教會的經濟勢力。作戰期間，他釋放了一批神職人員，歸還了一部分教產，允許正當的宗教活動。

東正教領袖也抓緊了這次機會。號召教徒出錢出力,抗擊侵略者,表現出對蘇維埃政權的忠誠。蘇聯政府用教徒捐款3億盧布組建的「涅瓦王」亞歷山大飛行作戰大隊和「頓河王」德米特里坦克縱隊在反法西斯戰鬥中立下奇功。教會的舉動得到斯大林蘇聯當局的讚賞,教會又得以重新融入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之中。

兩次世界性的大戰都讓東正教從絕境中復甦，也逐漸讓蘇共認知了東正教勢力在俄國存在的現實。過份的宗教打壓反而會導致民眾的敵視，戰後的東正教又在俄羅斯這片土地上從新紮根生長，隨著斯大林的故去。赫魯曉夫開始試圖清理掉蘇聯的個人崇拜，平反大清洗時代的政治犯，一批宗教人士被釋放。

在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執政期間對東正教的政策雖有反覆，但東正教的根基沒有被動搖。東正教被置於蘇聯政府的管制之下，但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群眾性反東正教運動。並由於美蘇爭霸的世界背景，蘇聯政府將更多精力放在對資本主義的對抗中。東正教在相當時期長的時間內獲得了國內發展空間，為蘇聯社會後期的東正教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礎。

（四）東正教與俄羅斯的新生

美蘇爭霸並沒有帶來人民所需的經濟發展，相反蘇聯社會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前已經陷入了蕭條時期。人們越來越對「共產主義」這一主體思想產生了懷疑，他們看不到共產主義的未來，轉投資本主義的懷抱中。西方資產階級也積極利用東正教為首的教會加快對人民思想的控制。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代替科學社會主義的錯誤決定，讓蘇聯社會的思想狀態陷入了一片混亂，宗教的合法性被提上了國家議程。

最終1990年10月蘇聯當局通過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法》、《宗教自由法》,從法律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使東正教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各種宗教組織紛紛湧現,宗教經典和刊物充斥街頭巷尾,宗教活動空前活躍。宗教學校由1986年的16所增加到1991年的52所,在校學生由2511人增加到4565人。宗教團體從1985年的12438個發展為1991年的21284個。

蘇聯解體時，宗教活動不再受到控制，一些共產黨人甚至成為了徹頭徹尾的東正教徒。蘇聯共產黨內部對東正教的看法也並不一致，對於無神論這一思想基礎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俄羅斯最終獨立，葉利欽為首的執政當局開始進行反思,注重吸取蘇聯宗教政策的教訓,重新評價認知東正教的作用,使政教關係進入了一個「政教默契協作」的嶄新階段。

1997年6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了「信仰自由法」,對東正教「在俄羅斯歷史上、俄羅斯精神和文化形成與發展中的特殊作用」給予了特別的肯定和強調。法案明確指出,國家支持宗教組織的正常活動,「為宗教組織提供稅收和其它優惠政策,向宗教組織提供財政、物質和其他幫助」。列寧不會想到，俄羅斯此時的國家政策不到一個世紀就發生了質的反轉，東正教在俄羅斯獲得了新的生命。如今繼任的普京「大帝」本身就是個虔誠的東正教徒，推動著東正教在新世紀的俄羅斯產生聖光。

東正教的思想替代了共產主義的思想真空狀態，民眾逐漸認同了東正教思想是俄羅斯國家精神的組成部分。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院於2013 年初公布的調查數據已顯示，79%的俄羅斯國民將自己歸屬於東正教，無神論者的比例則為7%。

（一）東正教熱下的反思

東正教所提出的博愛、寬容、隨和、熱愛和平被俄羅斯社會所需要，同時東正教正教譴責吸毒、販毒、酗酒、賣淫及嫖娼等社會醜惡行為，教會還設立專門的慈善機構,管理全國的慈善事務，開辦各類教會學校和醫院滲透到俄羅斯民眾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東正教掌控了一部分的俄羅斯對外發語權。就在前不久的平昌冬奧會俄羅斯運動員禁賽門中，俄羅斯東正教大主教用簡短的詞語向神職人員發表講話：「你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不僅是運動員，而且是整個國家。他們（西方國家）目的是實際上將俄羅斯趕出奧林匹克運動，質疑我們運動員的最佳成就。祈禱我們的子民和我們的國家，旨在為了保護祖國尊嚴奮鬥的兒女。」

俄羅斯的東正教熱並沒有消退的跡象，這一現象卻值得我們去從側面反思：為什麼曾經的一個最應無神論化的社會主義國家被東正教打敗？國家政權和宗教間到底應該維持怎麼的關係？

回溯上文筆者曾經提到蘇聯後期共產黨內部對東正教的爭論，現任俄共主席久加諾夫在2013 年公開承認，該黨約有 1/3 的黨員信仰宗教。這意味著，在俄共15.8萬黨員中，約有 5.2萬是信教者。他認為信仰自由並不意味著與宣傳辯證唯物主義背道而馳，積極吸納信教者加入俄共，為其在大選中吸納選票。俄共黨內以薩普雷金為首的左傾份子向久加諾夫發難，指出久加諾夫是向資本主義靠攏，企圖讓共產主義向東正教文化並軌。甚至直接批評久加諾夫違背了列寧以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

無神論者的有神化在各個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已成為一種公開動向，以東正教為首的宗教文化用信仰得救的招牌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廣泛傳教，先從根本上讓國民信仰有神化。一旦共產黨人採取了對其縱容合作思想，立即瓦解掉共產黨內部的思想路線。蘇共在代表國家政權對東正教的鬥爭中沒有堅持對其的不支持不宣傳狀態，而是寄託於利用宗教對外來思想抵制，對內部民眾鑄就所謂的「認同感」。蘇共的設想沒有按原計劃發展，東正教採取了一系列策略上的調整，在不同時期維持著自己俄羅斯國內的龐大力量，爭取人民的信任，擴張著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這些本該蘇共注重的社會發展方面，卻逐漸喪失優勢，在與東正教的鬥爭中最終失敗。國家政權與宗教兩者的關係在國際上一直是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尤其是在宗教多源的國家，宗教和國家機器的衝突愈發強烈。而多數國家都避免「政教合一」的狀態，對教旨與法律進行明確的區分。政權更多的想利用宗教的慈善性，避免宗教在國家內部的不利狀態。以東正教為代表的宗教也利用了這種空間，主動採取帶著傳教外衣的慈善。現代社會的經濟飛速發展，也讓民眾產生了心靈的困惑，部分下層社會民眾喪失對國家政府的希望，奔向神佑的懷抱，宗教的隱忍寬容與救贖感的市場愈發擴大。國家政權也對目前宗教信息廣泛而迅速的傳播無能為力，宗教的傳播轉入線上，從之前的點對點，轉為對社會各階層進行滲透。國際社會許多國家開始對宗教感覺到了無力感，俄羅斯所謂的「政教合作」實際上是對東正教的一種退讓，離俄羅斯不遠的韓國「宗教狂熱」讓我們不得不思考在當下各國家面對宗教「百貨店」應該採取如何的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