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我有嚴重的文學自閉症
朱大可，文化學者、批評家、小說家、同濟大學教授。這位祖籍客家、生於滬上的評論家，憑藉「一劍封喉」的犀利話語，被視為中國文化批評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這柄劍指向過謝晉的電影模式，對準過余秋雨的「文化口紅」，也刺向過衛慧的「文學叫春」……「守望是守門員的職責，而前衛是尋找突破的契機，這是文化重建的兩個方面。我是那種守著文化之門，又忙著把改變之球踢進這門的神經病。」朱大可在接受齊魯晚報專訪時，對自己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1986年，朱大可發表的《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在文化界引起軒然大波，在那篇原名《告別謝晉電影模式》的文章中，朱大可認為謝晉電影具有確定模式，恪守從好人蒙冤、價值發現、道德感化到善必勝惡的結構。「總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著便有天使般溫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臨，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軟弱者和出賣朋友者。」
1999年，朱大可的《抹著文化口紅遊盪文壇》一文，毫不留情地評判當時極其流行的余秋雨散文，認為余的散文充其量是一種都市裡的「文化口紅」，暫時麻醉讀者的心靈，但不能深入剖析人生，缺乏正視社會醜陋的勇氣。他寫道：「品讀余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大陸的時髦風氣。如果我沒有弄錯，在革除了深度和力度的所謂『後文化時代』，這是繼汪國真之後在散文和歷史交界處所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顯然，歷史和文學正在製造出一些新的產品：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該書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麥加曾這樣評價朱大可：「他讓有些人害怕，因為他拒絕媚俗；他讓害怕他的人依然對他心懷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筆下那個喊出『他什麼也沒有穿』的孩子!」此後，王朔、衛慧等諸多作家的作品均遭到過朱大可的犀利點評，他認為當市場和資本襲來，知識分子開始劇烈轉型，作家則主動或被動地調整著自己的寫作策略，要麼把自己變成主流作家，要麼把自己變成商業寫手。
頗具玩味的是，最近十幾年，曾高調宣布「與文學離婚」的朱大可，卻從評論家「跨界」到了文學創作。近日，朱大可首部長篇小說《長生弈》出版，中短篇作品集也將陸續面世，此外他還在寫作話劇劇本、音樂劇文學大綱以及電影文學劇本。當代文學批評非常耗費精力，而做文學批評的同時創作小說，兩者之間切換寫作狀態，更是不易。作為學者型作家的朱大可，為何會呈現出如此的「多樣型存在」？慣於以第三隻眼把脈文化的他，如何看待近些年資本與市場對文壇的影響，又如何定位自己文化守門員與前衛的雙重身份？
談文學評論：對文學生長的影響力正在變小
齊魯晚報：您曾說客家人有高度精神分裂，一方面追求遷徙與變革，一方面又尊奉古訓。在剛出版的《長生弈》小說序言中您說，「我的寫作面臨著一個自我分裂的格局」，能具體談談這種分裂，隨著您個人經歷的豐富成長，有沒有變化？
朱大可：分裂是無所不在的。但我今天只想談談我的個人寫作。在小說書寫的過程中，我能深深地感知到這種外部世界分裂對我的精神投射。我必須一方面捍衛自己的思想主權，一方面又要顧及普通讀者的趣味。在個人精神和集體的慾望之間，出現了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縫，但正是這種分裂製造了某種張力。我試圖用某種傳統類型文學技法引誘讀者，但內心卻充滿不安和焦慮。寫作，就是向人們裸露這種分裂，並把它變成小說本性的一部分。
齊魯晚報：少年時您曾因為缺少「鼓勵」放棄了喜愛的音樂，也因為「鼓勵」而開啟「青年文學評論家」之路，並說選擇主要是取決於鼓勵。為何最終選擇成為一個批評家？
朱大可：對「批評」這個語詞，世間充滿了各種誤解。就其漢語的本義而言，「批評」是指評論、闡釋和解構，其間沒有任何褒貶之分。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語詞現在成了「指責」的同義詞，以及「鼓勵」的反義詞。也許我需要花時間來研究這種語義變異的歷史原因。話要說回來，我不僅面對大量「鼓勵」，也曾面對大量「指責」，過去如此，現在也依舊如此。除了對我的文學選擇產生過一些作用，但在其他方面意義不大。大多數情況下，我總是在屢教不改的路上一意孤行。
齊魯晚報：進一步說，文學批評在當下的文壇現狀如何，作用如何？
朱大可：優秀的文學批評是文學生長的重要營養劑，但文學評論的那種傳統影響力，正在變得微乎其微，它幾乎無法影響作品在文學市場里的營銷，因為除了作家本人，幾乎沒有人在傾聽評論家的意見。文學評論早就進入了用以自嗨的卡拉OK周期。它的影響力，大約只限於推動作品評獎，因為只有那些評委還在閱讀各種評論，因為他們就是評論家本人。當然，他們也只是在讀自己文章的時候，順便讀一下同僚的意見，如此而已。
談「跨界」：寫小說只是工作台的一個角落
齊魯晚報：歷史和神話似乎是您目前最關注的兩個領域。從批評余秋雨、衛慧等文學現實現象，轉向小說創作，這是您個人的自覺轉變還是對文學衰退的失望？
朱大可：對我而言，這不是轉型，而是一種拓展。我沒有放棄批評，也仍在繼續從事神話研究，我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文化史。預計今年十月間，會有一部大眾版的文化史問世。小說寫作只是我工作台的一個角落而已。除了《長生弈》，還有一部名叫《古事記》的集子，六月間會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由《字造》《神鏡》《麒麟》構成。明年，還會有一部包含六個短篇的集子問世。此外，我也在嘗試寫作話劇劇本、音樂劇文學大綱以及電影文學劇本。作為一個學者型作家，我在嘗試著拓展敘事樣式的邊界。我把這種狀態叫做「多樣性存在」。我正在填補生命的各種空白。但我的小說書寫跟當下文壇無關。我基本不看別人的小說。我有嚴重的文學自閉症，事實上我無法成為符合標準的文學批評者。
齊魯晚報：您研究《華夏上古神系》耗費20多年，了解神話的歷史意義何在？
朱大可：神話是民族精神的起源，也是歷史敘事的起源。但在儒家長期的壓迫下，它早就淪為「怪力亂神之說」，成為荒誕、虛妄和無稽的樣本。研究神話的動機，除了指望釐清中國文化的源頭，還指望它能成為一種兒童想像力的修復工具。當然，我也指望對民族傳統神話的整理，會有助於電影工業在題材上的拓展，並獲得一種精神性的深度。從今年下半年起，我跟電影界會有基於《華夏上古神系》的多層面合作。
齊魯晚報：在評價文化現象時，您多次提到過市場和資本對其的影響，也提到過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的較量，怎麼看這些年文壇思想的起伏？
朱大可：文壇就像一個鞦韆架，我們始終在意識形態和市場這兩個引力源之間擺動，被它們的力量所拉扯。在這樣的鐘擺狀態中，作家將被迫調整自己的寫作策略，要麼把自己變成主流作家，要麼把自己變成商業寫手。這些年的中國文壇歷史，難道不就是一部盪鞦韆史嗎？中國文學到今天還在玩著這種鞦韆遊戲。
談文化守望：期待達成守望和變革的雙重目標
齊魯晚報：您自己一直堅持「文化守望」的態度，可您的微信公眾號名為「文化先鋒」，這兩者之間體現了何種理念？
朱大可：守望是守門員的職責，而前衛是尋找突破的契機，這是文化重建的兩個方面。我是那種守著文化之門，又忙著把改變之球踢進這門的「神經病」。我自己都覺得這很可笑。我如此笨拙地想要達成守望和變革的雙重目標，而特體的力量又如此微弱，就像隨時會熄滅的燭火。我所能做的，只是「一個人的文藝復興」而已。
齊魯晚報：具體談文化守望時，您認為其根本在於培養對美的飢餓感。這種對美的培養，有沒有具體的方法？
朱大可：目前正在流行的做法，要麼是為農民建造一座藝術村，或者用詩歌誦讀和寫作去影響一座鄉村小學的生態，還有利用音頻課程去重構作文寫作教育，這些努力都是值得讚許的。但這是一場漫長的戰事。我家對面是一所全國名列前茅的著名高中，有些學生每天穿著丑的校服，戴著黑框眼鏡，駝著背，表情木訥地穿過馬路，令我感到非常心痛。一所如此著名的中學，甚至無法提供一套像樣的校服，又怎麼指望它能教導出有美感的學生呢？據說，推廣丑服的理由，是故意使用寬鬆、色彩黯淡和無性別化的丑服，來防範學生性意識覺醒。要想改變美育教育的現狀，我看就從扔掉醜八怪校服做起吧。
齊魯晚報：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您曾經把余秋雨的作品指為「文化口紅」；今年，余秋雨與音頻節目合作，怎麼看待余秋雨的這種回歸？
朱大可：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我已經把他從我的關注名單里刪除了。
齊魯晚報：閱讀在您的青少年時代佔據著重要位置。如今從微博到微信、有聲媒介、視頻媒介，似乎向公眾提供了許多閱讀經典的可能，這能表明國民閱讀習慣的好轉嗎？如何看待新媒介帶來的文化守望方式？
朱大可：新媒介符合青年人的閱讀習慣，但媒介只能提供閱讀的通路，而不是閱讀的習慣和動力。沒有良好的閱讀習慣，媒介再多再先進也是白搭。我們的整個中小學時代，都被大量的作業時間所佔據，學生根本沒有時間展開廣泛的課外閱讀。這種題海教育擠壓自由閱讀空間，徹底摧毀了閱讀的基本習慣。十年前，人們曾經痛切地談論國人讀書之少，但十年之後，這種情形並沒有得到大的改善。
本文首發《齊魯晚報》訪談記者：徐靜
本文圖片皆為埃舍爾畫作
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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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中篇小說集《字造》《神鏡》《麒麟》六月中旬上市
首部長篇小說《長生弈》五月底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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