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國海禁之禍：閉關鎖國導致國家喪失活力

原標題：明帝國海禁之禍：閉關鎖國導致國家喪失活力

• 此後不久，這位被今人稱為洪武大帝的開國者便以法律的形式將農民的活動範圍圈定在了方圓50里以內。也許是基於他個人對於東方哲學世界中小國寡民狀態的嚮往，或是對於海上敵對勢力的過於敏感，終於在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詔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

明帝國海禁之禍

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頒布一系列「禁海令」。原本已浮游於農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氣息被徹底剝離了，普通百姓被隔絕在了世界貿易體系之外。這次遷徙與海禁已經註定了一百五十年後一幕歷史性悲劇的發生。

■王磊石

元末明初，面對著戰後的滿目瘡痍，勝利者朱元璋力圖營造一個理想中的國度，讓千百萬個相互孤立閉塞的村落在宗族、田賦、兵役的左右下有序運轉，經濟上自給自足，生態上循環自生。於是他將浙東海島上的30000子民遷徙到了內地，中原地區因長年戰亂荒蕪出的大片土地，恰恰為這種遷徙提供了物質可能，農耕文化在太平洋西岸再次得到了勃興。

此後不久，這位被今人稱為洪武大帝的開國者便以法律的形式將農民的活動範圍圈定在了方圓50里以內。也許是基於他個人對於東方哲學世界中小國寡民狀態的嚮往，或是對於海上敵對勢力的過於敏感，終於在洪武四年（1371年）頒布了一道詔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

由此，原本已浮游於農耕文明之上的海洋氣息被徹底剝離了，普通百姓被隔絕在了世界貿易體系之外。這一切似乎都延續著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積澱起的農耕傳統，平民社會在經歷了元末動亂之後再一次被拉回了正軌。事實上，這次遷徙與海禁已經註定了一百五十年後一幕歷史性悲劇的發生。

帝國的恐慌

十六世紀，全球化背景下的明帝國顯得格外搶眼。就在嘉靖皇帝登基的第二個年頭，一夥被稱之為弗朗機夷的人闖入了中國海域，他們的艦隊緩緩駛入了廣東屯門，6艘戰艦上搭乘著300餘名全副武裝的士兵，為首者聲稱要和中國締結「和平條約」、「建立貿易據點」。廣東官府依據「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的規定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並且命令巡海備倭官對其進行有效驅逐。弗朗機艦隊指揮官梅勒·科迪尼奧顯然藐視了面前這個古老國度，他仗著火力上的優勢，命令胞弟迪奧戈·德·梅勒與別都盧各駕一艦強行駛入珠江，結果與帝國水師發生了衝突。

弗朗機人損失慘重「兩艘戰船被燒毀，指揮官別都盧等42人被擒，35人在戰鬥中死亡，船上還有更多的人戰死或落水喪命……」（《黃慶華：中葡關係史（1513-1999）》）。被生擒者一部分死在了關押他們的廣州監牢中，餘下23人在來年的秋後被處決。因為這場戰鬥發生在廣東新會縣西草灣，所以中國方面史稱「西草灣之役」。所謂的「弗朗機」也就是大航海時代的歐洲霸主葡萄牙。

毫無疑問，葡萄牙人對中國的「發現」之旅令他們的君主極度失望。但政府強行構建貿易據點的失敗，並沒能抑制住私人探險的衝動。弗朗機商人依然游弋於中國海岸，沿線北上閩浙兩省，試圖通過走私、搶掠等非法形式謀得暴利。就在葡萄牙人北上的時候，寧波同樣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件。

自唐代以來，舊稱明州的寧波港一直以其獨有的國際化的氣魄包容著東西方文化上的差異，吞吐著普天之下的奇珍方物。時值十六世紀初期，雖然寧波海港已經日漸退卻早年那股雍容氣息，但依舊與福建的泉州、廣東的廣州扮演著東亞封貢貿易的主角。正如福州對應琉球；廣州對應交趾、占城一樣；寧波市舶司對應著近鄰日本的朝貢貿易事宜。

時值戰國時代的日本，生活日用品大量依賴於明帝國的輸出，而封貢貿易恰恰是獲得商品的唯一合法途徑。於是各大名、領主們紛紛以朝貢為名義派出「遣明船」來中國進行貿易。1522年5月第十七次遣明船駛抵寧波港，兩個日本使團因為代表權問題發生了衝突，在寧波大打出手。其中一夥襲擊了武器庫，在取得武器後，斗殺了另一個使節，並且在燒毀市舶司開設的招待所嘉賓堂後，沿途放火、搶劫，不少中國民眾、官員在混亂中喪生。在逃竄過程中，他們還洗劫了寧波市區，殺死了前來追擊的中國武官劉錦。嘉靖《寧波府志》以「兩夷仇殺，毒流廛市」記載了當時的情形。

以「寧波爭貢」、「西草灣衝突」為契機，日本商人與葡萄牙殖民勢力兩股暗流不經意間形成合力，從內外兩個方向給東亞封貢貿易帶來一次不小的震蕩。伴隨著震蕩的餘波，恐慌四散開來，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首先上書發難「倭患起於市舶」，隨即急於擺脫責任的禮部官員們也貿然跟進請求皇帝罷黜市舶司。在遍地聲討中，浙江市舶司被撤銷了，日本使臣的入貢方式以及期限隨即被改。此後除去嘉靖十八年、嘉靖二十六年有過兩次遣明船入貢以外，中日官方貿易便徹底中斷，而民間走私很快填補上了遺留下來的貿易真空。

白銀

事實上，對於封貢制度最大的威脅還是來自帝國內部。疾速發展的工場手工業使舊有的圓形方孔錢日漸不能滿足大宗貿易的需要，於是乎，部分精明的商人開始尋求一種更為稀有的貴金屬來充當銅質貨幣的替代品，他們的目光投向了白銀。

中國大陸對於白銀的迫切渴求，迅速轉化成了東亞走私貿易鏈條的運轉的原動力。美國學者艾維四在其論文《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中捕捉到了這種白銀流動趨勢，「中國銀產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維持到18世紀初年，由於人口以及經濟的發展，中國需要的白銀越來越多，幸虧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能夠輸入許多外國的白銀。」顯然，這裡的外國指的是新大陸美洲以及中國的近鄰——日本。

此時的日本已經在世界白銀市場上日漸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種被稱之為「銀山銀吹」的礦渣分離方法被發現，迅速在石田、但馬等地普及開來，從而使銀產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銀也成為了日本的主要硬通貨。但白銀的流通並沒給普通百姓帶來任何實惠，日本市場上的中國商品價格飛漲，一根縫衣針的價格高達銀錢七分，一口鐵鍋更是要賣到一兩白銀。銀礦的大量開採促使日本的白銀價格持續走低，而明帝國卻因銀荒導致銀價居高不下，這無疑強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銀的對外輸出。

白銀國內價格增高，海外尋求來源就成為必然。靠海吃海的閩粵百姓以及不安分的徽浙私商在白銀的誘惑下紛紛揚帆出海，滿載著絲綢、瓷器，繞過官府的眼線，來到近海處的島嶼，在那裡停泊著來自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等國的商船。通過交易後，他們換回南洋土產的香料、皮革。當然，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還要數被海禁制度排斥在封貢體系以外的日本人以及弗朗機人，因為他們掌握著帝國百姓最最渴望的貨物——白銀。

雙嶼港

「我們到達了由對峙的二個島嶼構成的海港。這裡總人口有三千多人，其中葡萄牙人佔一半以上，還有房屋一千餘幢，有的房屋建築費達三、四千金；還有教堂三十七所，醫院二所。每一年進出口貿易額達三百多萬葡幣，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日本銀錠作為貨幣的。」葡萄牙海盜平托在其遊記《亞洲放浪記》中以誇張手法為西方人描繪了一個1540年的中國沿海港口。實際上，這只是一個維持了二十多年的走私貿易據點，名叫雙嶼港。

雙嶼港位於寧波附近。早在1517-1518年間，部分來自福建漳州、泉州的販海私商踏破傳統禁忌自漳州下海，來到南洋採購胡椒、蘇木、名香等熱帶產品，運輸至雙嶼港交易。由於走私商品利潤誘人，很快，不甘於安分守己的浙商、徽商便參與其中。他們從福建商人手中購得海外特產，並將內地絲綢、瓷器販賣給福建商船從中謀取暴利。在寧波「爭貢事件」爆發前，浙商、徽商一直在走私貿易中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而福建商人由於其航海技術以及對南洋情況的熟知便擔負了貨物運輸的職責。

在潛移默化中，帝國沿海子民已經不再將出海貿易視作一種恥辱，反將其看作生存出路，甚至對出海貿易滋生出了羨慕之情。朱紈在其著作《甓余雜集》中描述了當時百姓參與海上貿易的情形：「有力者自出貲本，無力者轉輾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托假借」。普通民眾觀念的轉化，逐漸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乃至民風，飄洋過海，見識過海盜、官軍的漁夫、鹽丁們很快便養成了彪悍嗜血的習性。在拚命鬥狠之餘，一買一賣之間，他們的商業意識也日趨養成。一株稚嫩的新芽鑽出沙灘，在海風和巨浪的侵襲下艱難的生長著，這就是「海洋文化」。如果說農耕文化代表著儒家的禮教、宗族、淡泊以及謙和，那麼海洋文化則與西方商業社會的規則、集團、利益乃至競爭密切相關。儘管它極度弱小，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成長的機會。

1524年，寧波「爭貢事件」日趨淡出普通百姓的記憶，而該事件的負面影響才剛剛發揮作用。嘉靖帝一道聖旨，市舶貿易受阻，商品出口渠道堵塞。恰逢此時，寧波大災，饑民遍野。這座因進出口貿易而勃興的濱海市鎮，在大量滯壓商品面前顯得無能為力。更無能為力的便是來自中國內地以及日本的貿易商人。雙嶼港便成為了中國積壓商品的輸出地，而日本人也加入了雙嶼港走私貿易之列。

集團

不久之後，一個名為鄧獠的囚犯從福建越獄後下海經商，很快便和葡萄牙人取得了聯繫，並介紹他們與一個寧波商人盧黃四進行交易。這是葡萄牙人進入寧波交易的開始，而交易地點就是雙嶼港。當然，願意和葡萄牙海商進行貿易的遠不止鄧獠與盧黃四兩人。葡萄牙艦長狄歐哥·卡爾佛在1527年1月16日給國王的信件說：「最近有一位在暹羅的親戚告訴我，中國方面渴望得到我們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們現在願意花錢與我們交易」。

起初，葡萄牙人參與雙嶼港貿易只是臨時性的，他們在貿易季節靠海灘搭起蔽身和存貨用的茅棚，每到離開時就把棚子燒掉或拆掉，回到廣東的私澳越冬。後來隨著貿易量加大，葡萄牙人增多，開始出現了定居的傾向。他們在雙嶼港建築了永久性的房屋，但是無論數量、還是風格上都離平托所描述的貿易據點相去甚遠，而且盤踞在島上居於主導力量的也還是中國商人。

1530年福建又一次越獄暴動中，三名囚徒的下海成為了雙嶼港走私貿易史的分野。他們分別是福建人林碧川、李光頭，安徽人許棟。李光頭憑藉著自身驍勇兇狠的亡命本性迅速依附在了雙嶼港大私商金子老門下，成為了金的得力助手。按照《日本一鑒》提供的另一說法，許棟幼年就和他的二哥許楠出海南洋參與走私貿易，併入贅於大宜滿剌加（馬六甲）一戶人家，他的大哥許松、四弟許梓常年來往南洋進行貿易。在雙嶼港走私貿易初具雛形時，他們勾結弗朗機人返回了寧波。

許棟以一種超乎尋常的方式對於雙嶼港走私勢力開始一系列的整合。他以採辦貨物為名，將蘇州、松江等地客商騙至雙嶼港，然後暗中串通弗朗機人對其進行劫掠。其中不少商人是借貸經營，被搶之後便無力償還債務，這時許氏兄弟便出面進行安慰勸誘，送其少量金錢。而被搶者迫於還債壓力，只得加入許棟一夥成為走私商人。不久，許棟控制了北到日本南至馬六甲的販私貿易。

1547年，來自彭亨的海盜商人林剪率領商船七十餘艘到達浙江雙嶼港，加入了許氏兄弟的海商集團。此外，許棟的徽州同鄉王直也招集了上千亡命之徒下海貿易，投入許棟門下，成為了許氏集團的重要人物。與此同時，許棟開始以出資入股的形式吸引日本商人合夥經營，並且大量招募日本武士、浪人，充當商船的保鏢。至此，許棟成為了海上貿易的最強者。

通過一系列整合，雙嶼港華人私商呈現出了大集團化趨勢，而此時葡萄牙海盜只不過是三五商船臨時結夥，實力遠不能與把持雙嶼港的中國海商集團相比。許氏兄弟之所以允許他們到雙嶼港販私、避風、棲息，不過是為了同他們交易從非洲、東南亞及歐洲帶來的各色貨物，同時也藉助他們的火銃對抗官府的追捕，以及搶劫被騙到雙嶼港的商民，擴大自身勢力。

許棟憑藉著雙嶼港這塊風水寶地，斡旋於官府、海商、倭夷、弗朗機人之間。各種勢力相互牽制，他在其間遊刃有餘，而伴之而生的便是日益滋長的狂妄。

他不再滿足於走私貿易的苦心經營，逐漸模仿弗朗機人開始了綁架勒索。許棟的屬下經常劫掠沿海富豪後勒索大量贖金，甚至在擒獲明軍指揮吳璋及總旗王雷齋後，勒索了一千二百金才肯罷休。

這種行為強烈地衝擊著朝中士大夫們脆弱的神經，同時也把雙嶼港推向了覆滅的邊緣。

覆滅

1547年初夏的一個深夜，浙江餘姚附近一處村落。夜幕中一夥暴徒摸入了村子，接著是一陣冷兵器的撞擊聲，以及稀疏的幾聲槍響。火光燃上了屋脊，婦人、孩子的哀號貫耳，火光下依稀可以看清歹人們一張張陰森可怖的臉。一場搶劫發生了。

次日，浙江官府接到舉報：「倭寇」洗劫了餘姚附近的謝氏莊園。久經官場，熟諳海情的浙江官吏們馬上意識到事件真相遠非「搶劫」這樣簡單。很快，事件的真相浮出水面。直接誘因是一起貿易糾紛，而元兇便是雙嶼商人。

在海禁政策下走私商船無法登陸進行貿易，只得通過內地中間人尋求買主。中間商大多是一些富甲一方，頗通門路的地方豪紳。他們以買空形式與海外商人先談妥價格，拿到貨物，等到貨物售出後再將貨款交付船主。他們不僅有雄厚財力作保，信用較為可靠，更重要的是他們有能力擺脫官府的稽查。

「謝氏」就是一例。相傳謝氏原是東晉宰相謝安的後人，有明一代餘姚謝庄更是一連出了三位內閣首輔，其中包括謝遷這類名動朝野的實權人物。憑藉著朝中勢力，謝氏很快成為了浙閩地區較大的中間商之一，他們在交易中經常壓低價格，並且長期拖欠貨款。葡萄牙人以及中國的海商集團多次上門催要都遭到回絕，甚至以報官相要挾。如果換成是內地商幫，遇到這等豪紳也許只能自認倒霉，但這些嗜血成性的國際商人已經習慣了以他們自己的解決方式——私了，所以那晚他們血洗了謝庄，並且在殺人劫財之後揚長而去。

此事震驚朝野。販私商人盤踞近海，官宦勾結海外勢力，私商上岸復仇劫殺，這一系列離經叛道的異舉超出了北京士大夫們的想像。所以，嘉靖皇帝下定決心要肅清海患。他在環顧滿朝文武之後，把目光鎖定在了朱紈的身上。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除景州知州，調開州。嘉靖初，遷南京刑部員外郎。歷四川兵備副使。與副總兵何卿共平深溝諸砦番。五遷至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五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官修典籍《明史》上對於他的簡歷做了標本式概括。這是一個出身科舉、久歷官場的士大夫型官員，忠君、正直，也很難有什麼開拓性作為。

在嘉靖帝給朱紈下達的敕諭中說「福建漳州、泉州、浙江寧波、紹興等地，走私貿易活動完全放任不管，命朱紈為浙江巡撫兼管福建福州、興化、建寧、漳州、泉州等海道提督軍務。」（《倭寇：海上歷史》）

朱紈奉命後立即趕赴福建，巡視海防，封鎖海上交通；在村落中推行保甲制，鼓勵百姓互相檢舉揭發私人出海貿易行為；下令拆毀雙桅以上大船，在浙江等地厲行嚴格管制。

經過將近一年的準備，1548年，朱紈命令都指揮盧鏜率兵進攻雙嶼港，於四月攻破，活捉大窩主顧良玉、祝良貴、劉奇十四等人，並在附近海面上抓獲了逃跑的日本商人稽天與辛四郎，燒毀天妃宮十餘間，寮屋二十餘間，被遺棄船隻二十七艘，雙嶼港走私分子死者不計其數。

在明軍攻破雙嶼港後的一個月內，來到這裡進行貿易的各國商船仍舊絡繹不久，總數竟達一千二百九十之多。這一消息讓朱紈極為吃驚，如果這些商船全是裝備了西式武器的海盜，恐怕一月內足以蕩平浙、閩、粵三省。最後，朱紈乾脆下令用沉船、沙石徹底填塞了雙嶼港。

「佛郎機國王」

葡萄牙人被趕出雙嶼港後，中國海防趨於嚴密，港灣、要道皆被封鎖，葡萄牙人非但不能購買和銷售貨物，甚至連糧食都得不到接濟，他們遂將尚未售完的貨物運往詔安之梅嶺港，集中於兩條大船之上，留下部分人看守，其餘葡萄牙人便返回了印度。

1549年3月，朱紈接到百姓關於弗朗機人行蹤的舉報。便命令盧鏜、柯喬統兵，攻擊了停泊在走馬溪的葡萄牙商船，抓捕了大批與葡萄牙人進行貿易的中國商人。經朱紈同意後，處決了96個俘虜。然而事件並未就此完結。

朱紈嚴格執行海禁，直接觸動了閩浙地方豪紳乃至普通民眾的利益，很快形成了對朱紈個人的不滿情緒，「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明史》）

這種不滿迅速上達天庭，御史陳九德抓住朱紈擅自處置96名走私分子一事，彈劾朱紈擅殺，朱紈官職被免，並交由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查問。朱紈是擅殺成為了這次彈劾的核心事實，而擅殺的緣由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朱紈在他的遺著《甓余雜集》中對走馬溪之役的戰果做了如下表述「生擒佛郎機國王三名。一名倭王，番名浪沙羅的嗶咧，系馬六甲國王子；一名小王，番名佛南波二者，系馬六甲國王孫；一名二王，番名兀亮別咧，系馬六甲國王嫡弟……俱各白黑異形，身材長大……前項賊夷，去者遠遁，而留者無遺，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縛，全閩海防，千里清肅。」

上述記載使走馬溪之役變得愈發離奇。顯然，走馬溪之役是不可能活捉葡萄牙國王的，那麼上文所述這些人到底是誰？

西方文獻給予了我們某些啟示，上文中所謂的「馬六甲國王嫡弟」被俘後僥倖的躲過了死刑，被流放到了廣西，他在1553年初越獄逃到了上川島，隨後搭乘去往印度的商船回了到葡萄牙殖民據點。在耶穌會士的邀請下他將其經歷寫成了傳記《中國見聞錄》，書中清楚的說明了其他兩位「國王」的身份——「海盜頭目。」

那麼朱紈又為何要將他們記載為「國王」呢？

葡萄牙多明我會修士克路士在他的傳記《中國及忽魯謨斯王國志》中記載了走馬溪之戰，他說「在守船葡萄牙人登陸交戰時，伏兵突襲，將兩船奪走，並殺死船上部分葡萄牙人。盧鏜不僅對被俘華人施以酷刑，而且竭力勸誘被俘葡萄牙人中的四人承認自己是馬六甲國王，企圖以此向皇帝邀功請賞。與此同時，為使這一騙局不被泄露，盧鏜便對被俘華人大開殺戒。」

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了，在官僚風氣濃重、論功行賞被視作慣例的明代，官員們自然不自然的都會染上虛報浮誇的陋習，再加上當時國人對弗朗機人了解甚少，所以盧鏜乾脆來了個「擒賊擒王」，以示肅清海患。知情的中國走私商人已被殺掉，而這種行為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朱紈的認可。

哈哈鏡中的倒影

官職被罷，即將回京受審的朱紈在某個黑夜仰藥自盡了，臨死時，他留下了「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明史》）的遺言。

在儒家語境中的一位忠臣、義士卻迎來了這麼一個悲劇性結局。不只是皇帝昏庸，更不能歸咎於閩浙豪紳的陰險，因為自有明以來，朱元璋就已經把自己治下的國家理念橫亘在了歷史前進的車輪之下了，農耕文化的封閉性註定著對於外來文明的拒絕，先秦的小國寡民思想更是在16世紀後的全球化浪潮中積聚成了逆流。

回歸明代，朱紈是個安邦定國的好官。但是，他所遵從的海禁思想自始至終就與時代逆向而動了，朱紈越認真，便離時代潮流相去愈遠。

隨之而去的是弗朗機海盜，而他們並未走遠。只是停泊在更為邊緣的廣東海港，繼續與中國海盜相勾結，從事著搶劫、走私、販賣人口的勾當，並且在不久之後他們以賄賂官員的方式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貿易據點——澳門。

許棟也去了，雙嶼商人們經歷新一輪的火併之後，王直集團生存了下來，並且繼續從事著販私貿易。王直本人渴望著海禁的開放，於是他圍剿海盜，維持秩序，但迎來的卻是官府的再次圍剿。所以他也去了，帶著滿心的憤懣去了日本。盤踞海島，號令倭寇數以萬計，自封「徽王」，也就是《明史》中所提及的「汪直」。幾年之後，他對明帝國實施了報復行為，親帥數萬倭寇，劫掠了閩浙沿海，嘉靖大倭寇時期隨之到來。■

圖說

16世紀初，到達中國的葡萄牙使節。《中國的風俗習慣》插圖。資料圖片

版畫，1517年，葡萄牙人在廣州登陸，安德拉德向明朝官吏們獻念珠。1706年，巴羅斯作，荷蘭文插圖版《安德拉德中國遊記》。資料圖片

明人所繪《明軍抗倭圖》（局部）。倭寇，是在明朝中部以後日益嚴重的外患。它和以往的邊患不通，不再是來自北方地區草原民族的威脅，而是一種來自海疆的新的挑戰。在倭患背後，實際上涌動著對海外貿易的需求。圖/CFP

（上圖）《葡萄牙人在長崎登陸》局部，畫中描繪葡萄牙登陸日本長崎後，在長崎的街上行走張望的場景，日本街頭的行人和酒館的女人也探頭張望這群來到日本的陌生人。資料圖片

(右下圖)《皇都積勝圖》局部，描繪明朝北京繁榮景象。資料圖片 中國傳統商船。圖/華蓋 清水師在香港沿海追剿海盜。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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