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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本:最能打動人的,是由內而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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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家陪你讀書

村上春樹說,在二十九歲之前他都沒想過寫小說。只因他曾在高中時讀過一部作品,讀完後深深地嘆息「這麼好的文章,我無論如何也寫不出啊。」

時至今日,已風靡世界的村上春樹,依舊懷有這種感慨。

只不過如今的他,漸漸釋懷,態度已轉變為,「他是他,我是我。」

這個讓村上春樹望洋興嘆的人,是誰呢?他就是杜魯門·卡波特——美國二十世紀最著名、最有明星效應,同時也最受爭議、最受詆毀的作家(關於卡波特的介紹,我們會放在第七天的共讀中)。

而這周,我們即將共讀的,就是卡波特的代表作《蒂凡尼的早餐》

也許你不熟悉卡波特,也許你沒讀過這本小說,但你一定知道奧黛麗·赫本最經典的小黑裙形象,這個造型,便出自根據卡波特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蒂凡尼的早餐》。

與卡波特同時代的美國著名作家諾曼·梅勒曾如此讚賞卡波特:「與我同輩的作家當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選一個個詞語,節奏之間環環相扣,創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沒有一處用詞可以替換,它應該會作為一部精妙的經典留存下去。」

誠如諾曼·梅勒預言的那樣,完成於一九五八年春天的《蒂凡尼的早餐》,已經作為一部「絕妙的經典」流傳至今。

如今六十年過去了,讓我們一起沿著雨後濕漉漉的街道,走進紐約東七十幾號街那幢褐石樓房,走進郝莉·戈萊特利小姐的世界。

上星期二下午很晚的時候,喬·貝爾打電話給我,讓我到他的酒吧去。他粗啞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激動。我知道,他找我,一定是和郝莉的事有關。

我在十月的傾盆大雨中叫了一輛計程車,一路上想著,郝莉可能已經在那裡了,我終於可以再見到她了。

誰知在酒吧里,除了老闆喬·貝爾,沒有別人。

他一邊和我寒暄,一邊幫我調酒。「還記得湯瀨先生嗎?」

「記得。他曾和我住一棟公寓。」

喬·貝爾提及的湯瀨先生,是一家畫報社的攝影師,曾是我的鄰居,住在我曾住過的那棟公寓的頂層。

喬·貝爾說,湯瀨先生昨天來過了,帶了三張從非洲拍回來的照片。他邊說邊將一個信封遞給我。

信封里的三張照片,多少有些相同,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照的:一個細高個的黑人男子,手中展示著一件古怪的木雕。

這是一件加長的頭部雕刻,是一個姑娘的頭,她的短髮剪得又齊又短,像個男孩子;她那木頭刻出來的光滑的眼睛,在漸漸尖下來的臉上顯得太大了點兒,還有點翹起;她的嘴很寬很大,頗有點像小丑的嘴。

乍看之下,這像是最原始的雕刻;再一細看,就不然了,因為,這是郝莉·戈萊特利惟妙惟肖的形象。

我一臉的疑惑。

喬·貝爾激動地講述了湯瀨先生在非洲的見聞。

聖誕節那天,湯瀨先生在非洲時經過一個村子,看見有人在一根手杖上雕刻猴子。湯瀨先生驚嘆於他的手藝,便要求欣賞他其他的作品。

在眾多作品中,他發現了這個女人頭像。

這個黑人雕刻匠告訴他,有一年春天,有兩男一女三個白人騎著馬來到這裡,那兩個男人因為發高燒留下養病。

不久,那個女人就走了,就像來時一樣,騎著馬走了。

「這是多少年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我聽到的唯一確切的關於她的消息。」喬·貝爾感嘆道:「我只希望,她如今有錢了。她一定有錢了——你得有錢才能去非洲到處轉悠。」

「那麼,她在哪兒?」我看著照片,問道。

「死了。或者在一家瘋人院。或者結了婚。我想她很可能已經結了婚,安頓下來,也許就在咱們這個城市裡。」喬·貝爾彷彿在喃喃自語。

有人走進酒吧,看來我該走了。

臨走時,喬·貝爾問我:「你相信她在非洲嗎?」

此時的我,腦海中只有她騎馬而去的形象。「反正,她已走了。」

是啊,他拉開門說,「走了。」

外面,雨已經停了。我拐過彎兒,向著那條熟悉的街道走去。

這是紐約東部的一條街道。街兩旁有樹,一到夏天就在街道上投下涼爽的陰影;但如今樹葉都已發黃,大多數已經凋落,雨水澆濕了落葉,踩在腳下發滑。

街區中央有一幢褐石樓房,是公寓,隔壁是個教堂,鐘樓上有個藍色的時鐘,按點報時。

這幢褐石樓房,是我在紐約的第一套住房,儘管房間陳舊,畢竟是屬於我自己的地方,我的書在這裡,還有幾筒沒有削的鉛筆,我覺得我要成為作家所需的一切全都在這裡。

我記得,我住的那個屋子只有一扇窗,往外望出去是一條防火梯。那時,湯瀨先生住在這裡的頂層,郝莉·戈萊特利住在我的樓下。

如今,我認識的人大都已不住在這裡了,只剩下斯班涅拉太太。我之所以知道她還住在這兒,是因為我上台階看了那排信箱。就是這其中一個信箱,當初使我知道了郝莉·戈萊特利的存在。

當然嘍,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呢?

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三年的紐約。

那年春末夏初,我搬到這幢褐石樓房,住了大概一個星期,就注意到二號公寓的信箱名片換了。

是一張用正經八百的方式印刷的卡片,中間的字樣是:「郝莉黛·戈萊特利小姐」;下面的角落上寫著「在旅行中」。

從此,這兩行字就像一支歌曲似的跟著我:「郝莉黛·戈萊特利小姐在旅行中。」

一天夜裡,早已過了十二點,我被湯瀨先生憤怒的喊聲吵醒。是有人忘記帶鑰匙,拚命地按他家門鈴請他幫忙開門。

這時,我聽見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從下面的樓梯口傳上來,嬌嫩的聲音里透著自我打趣的意味。「哦,親愛的,真是很抱歉。我把倒霉的鑰匙弄丟了。」

為了安撫盛怒的湯瀨先生,這位姑娘答應他有空時到他的公寓去拍照。

我站在過道,向欄杆下探身望去。我看見她在樓梯轉角的地方,她的男式頭髮的顏色像百衲布一樣,褐色中間夾著一綹綹白金色和黃色,反射著樓道的燈光。

這是個溫暖的夜晚,幾乎是夏天了,她身上穿著一件苗條合身的涼爽的黑色連衣裙,腳上是黑色涼鞋,頸上圍著一條珍珠項鏈。

雖然她瘦得可憐,身上卻透著一種幾乎像早餐麥片那樣的健康氣息,一種像肥皂和檸檬那樣的清潔,雙頰紅彤彤的,顯得十分結實。

只是一張已經過了童年時代的臉,但還不屬於成年婦女。

她就是郝莉·戈萊特利,此時的她,只差兩個月就到十九歲生日了。

那晚以後,郝莉不再按湯瀨先生家的門鈴,改按我家的,時間幾乎都是下半夜。最初我以為是有電報或者其他什麼的,還會緊張一下,漸漸地就徹底習慣了。

當然,我們沒見過面。不過實際上,我們常常在樓梯上、街上,面對面地碰到,但她總像是沒看見我這個人似的。

她總是戴著墨鏡,總是打扮修飾得整整齊齊,她的衣服都很樸素,卻有一種高雅的氣質,藍色、灰色的衣服雖然缺乏光彩,卻使她本人光芒閃耀。

經過一個夏季,我通過觀察她門外的垃圾簍,知道她閱讀什麼、抽什麼煙、吃什麼,知道她頭髮的顏色都是自己染的,知道她經常收到用軍方郵遞寄的信件。

還有,她養貓,還彈吉他。

出太陽的日子,她就洗頭髮,然後同那隻貓——一隻像老虎那樣長著紅條紋的公貓——一起坐在防火梯上彈吉他,等待頭髮晾乾。

她彈得很好,有時還唱,用青春期男孩子那種粗啞的破嗓子唱,「不想睡,也不想死,只想到天際的草原上去漫遊。」

她似乎很喜歡這首歌,常常在頭髮幹了很久以後,在太陽下山以後,在暮靄中,萬家燈火亮了以後,還繼續在唱。

《蒂凡尼的早餐》是用第一人稱寫的,故事的講述者「我」,在和郝莉初識時,是一個沒什麼名氣的作家,並未發表過什麼作品。

故事開始的時候, 「我」和郝莉,是一種「對面相逢不相識」的狀態,一直到了那年九月,他們才真正相識並熟悉,是什麼改變了這對鄰居的關係呢?讓我們期待明天的共讀。

在本周的共讀中,每天的故事結束,都會留下一個關鍵詞,這些關鍵詞,像是故事的伏筆,有助於我們讀懂郝莉·戈萊特利。待到故事結束時,我們一一解讀。

今天共讀的關鍵詞是:貓。

文末歌曲:I"ll?Be?A?Virgin,?I"ll?Be?A?Mountain- Maximilian Hecker

撰稿人西楚,不務正業的財務。愛閱讀,愛文字,愛旅行。

特此聲明:文中插圖來源於網路,著作版權屬於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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