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父母官」的那些事兒，真的很憋屈，一定要引以為戒
文 | 趙炎
袁宏道，歷史上著名的「公安三袁（ 另外兩位是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之一，歷任吳縣知縣、禮部主事、吏部驗封司主事、稽勛郎中、國子博士等職，是兄弟三人中成就最高者。
我們來看他給好友寫的一封信。
這封信是在萬曆二十三年，27歲的袁宏道還在吳縣當知縣時，給好友丘長孺寫的，信中說：「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
對待上司像奴僕，對待過客像妓女，管錢糧像賬房先生，對待百姓像保人媒婆，如此來形容縣長大人，實屬罕見。在袁宏道的筆下，知縣所面對的不是知書達理的鴻儒，而是目不識丁的愚民，和上任之前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形成的處事方式，完全格格不入。
另外，他在給同為知縣的好友楊廷筠，以及好友沈鳳翔的信中， 同樣提及到這個問題。
很顯然，年輕氣盛的袁宏道，書生氣十足，上任之前把「父母官」的問題看得太簡單了，等親身經歷過之後，才知道其中的滋味。那麼在明代做地方「父母官」真就這麼憋屈嗎？別說，還真是。
一來，遠離權力中心，不容易晉陞。
明代的知州、知縣，在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中十分特殊。他們處在官僚體制和基層社會接壤的邊緣，在整個官吏隊伍中屬於外圍，離決策層較遠，因此除個別時期外，很難得到權力中心的重視，因而仕途晉陞往往較慢。
但是他們所在的基層政府，又是整個王朝的支撐，承擔著負載上層建築的重任，皇帝又不得不重視。所以作為州縣長官的他們，一邊是遠離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邊又是職責的繁重和壓力。
明朝初期，由於朱元璋出身下層社會，深知州縣的難處以及它對穩定統治的重要性，所以在選人方面極為嚴格。可好景不長，到了明仁宗和明宣宗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內重外輕的跡象，當官者都不太願意去州縣，都希望能夠留在京城。
如此一來，就留下了產生問題的隱患。
二來，職責繁重，出力多卻難討好。
明孝宗之後，朝廷為了強調地方親民官員的重要性，規定知府、知州在見到上司可不行跪拜禮，僅揖手打拱便可，以重視其職。但這僅僅只是表面文章，對朝廷與社會的官民關係依舊還是沒能重視起來。
明英宗到明孝宗這段時期，儘管朝廷越來越重視地方親民官的職責，但主要還是考慮其對國家財政的供應能力，州縣官員的職責轉為了催收租稅為主，且受多方牽制，結果導致州縣官員為政不易，逐漸開始變得滑頭起來。
正德之後，嘉靖、萬曆時期，州縣長官不但不撫恤鄉里，反倒變本加厲，盤剝地方。
此時的州縣官員，上有督撫巡按等催逼索要，下又有鄉宦、生員、胥吏等把持地方，實在是難做，動不動便會遭受罪罰。清廉者實在熬不住便遞交了辭呈，剩下的則不管不顧，致使吏治大壞，終於激起民變。
三來，一不小心就成了「四害」，確實憋屈。
明末的農民起義，小部分出自天災，大部分出自人禍。以往都說跟宦官專權，黨爭問題有關，主要針對的是上層，進而波及到吏治，與社會底層並無直接關係。可州縣吏治的敗壞，其實才是釀成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天啟年間的禮部尚書趙南星，曾列舉了當時政治上的「四害」，其中有兩害就是在州縣，另外兩害則也是與州縣有關。哪四害呢？「一曰干進（謀求仕進）之害，二曰傾危（對國家和人民有很大危險的人）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鄉官之害。」
由於地方官員身處兩難境地，在上下夾擊之中，他們只得上巴結長官，下盤剝小民，成為吏治腐敗的滋生溫床。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州縣的腐敗已經達到了普及的程度，從守令到小吏，清廉者寥寥無幾，貪污受賄者倒是多如繁星，成為政治的頑疾，最後終將大明王朝送入了死亡的深淵。
由此可見，袁宏道的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的，足以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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