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海書館：最早「走出去」並推動明治維新的出版社

本期導讀

文化因傳承而不息，因變通而不衰。明清以來，中國因專制自大而固步自封，漸失活力，國勢不振，弊政叢生。清朝末年，在上海成立的一家出版社，眼觀全球，引進西學，在國內沒有影響，所出圖書卻深入影響日本國民，並對明治維新起了推動作用，而其編職人員，遭到國內冷眼，命運不同。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變法圖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侯傑 趙天鷺 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36.00元

長按識別以上二維碼

即可購買此書

近代條約口岸

知識分子群體的崛起

01

除了林則徐等開明官紳，十九世紀中葉在通商口岸城市中還聚集了一群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對西方科技書籍的譯介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就是所謂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yport cities）。這一概念由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首創，系指生活在最早開埠的通商口岸、與西方文化發生密切接觸且在中外文化關係的思考方面有所心得的中國士人。在近代中國意義深遠的思想文化變革中，這些人也扮演了前驅者的角色。

鴉片戰爭後，開埠的上海逐漸成為西學輸入中國的重鎮之一。不少傳教士與中國文人彙集於此，彼此合作，共同繁榮著中國近代文化、出版事業。如184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創辦的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不僅是近代中國境內第一家機械印刷所，而且還是一所中西人士共事的出版機構。該館在1843年由麥都思將巴達維亞印刷所的設備遷至上海組建而成，早期主要印刷出版《聖經》及其他宗教書刊，自19世紀中葉起開始增加對西學書籍的編譯出版。在墨海書館工作過的西方傳教士，主要有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等等，中國人則有王韜（1828—1897）、李善蘭（1811—1882）、張福僖（？—1862）、管嗣復（？—1860）等。而王韜、李善蘭、張福僖、管嗣復等人，就是十分典型的條約口岸知識分子。

王韜，初名王利賓，字紫詮，號仲弢，江蘇蘇州人。1849年來到上海，進入墨海書館工作，協助傳教士進行翻譯工作。起初主要幫助麥都思翻譯《聖經》。由於王韜文學素養深厚，《聖經》翻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王韜也翻譯了不少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和《西國天學源流》等。王韜在編譯西學書籍之餘，還細心考究西學，編成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和《泰西著述考》等書，較為系統地介紹了西方的科學知識。同治年間，王韜遊歷西方諸國，逐漸成長為早期維新思想家。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紉，浙江海寧人，近代著名科學家，在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等領域皆有成就。1852年，李善蘭進入墨海書館。因他在數學領域已有不少成就，所以受到偉烈亞力的器重。8年間，他協助西方傳教士翻譯了《幾何原本》（後九卷）、《幾何原本圓錐曲線說》、《重學》、《談天》、《代數學》、《代微積拾級》、《植物學》、《數理》等多部自然科學書籍。他所創造的一系列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名詞，如代數、未知數、函數、單項式、多項式、微積分、係數、常數、變數、分力、合力、植物學、細胞、光行差、月行差、視差等等，一直沿用至今。1869年，李善蘭出任京師同文館算學總教習。

張福僖，字南坪，浙江歸安人，近代著名天文學家，「精究小輪之理」。張福僖自幼酷愛天文歷算，對明清之際傳入中國的西學有所了解。1853年，經好友李善蘭的介紹進入墨海書館工作。1853年，張福僖與艾約瑟合作翻譯了《光論》。《光論》是近代中國人翻譯的第一部西方光學著作。此外，張福僖還著有《彗星考略》、《日月交食考》等書。

管嗣復，字小異，江蘇南京人，桐城派大家管同之子，善詩文、通醫學。1854年巧遇艾約瑟，隨其來到上海，進入墨海書館工作，與醫學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交好。二人合作翻譯了《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等醫學書籍。管嗣復也成為上海第一個兼通中醫和西醫的人。

由於此時的中國尚缺乏精通西方語言與學術的翻譯人才，而外國傳教士的中文水平亦無法獨立完成翻譯工作，上述譯著大多採取了「西譯中述」的形式，即由傳教士口譯，中國助手加以轉述和文字潤色。儘管如此，傳教士的中國助手們在譯介過程中，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學養與見識，在接受西學的過程中也展現出了一定的主動性。而這些譯著也為中國人了解西方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也為日後中國人探索變法圖強之路奠定了基礎。

遲來的回應與錯失的機遇

02

鴉片戰爭後，儘管介紹世界地理與西方自然科學的書籍日漸增多，但這些書籍中所記述的新鮮事物並未得到時人的廣泛關注與認可，也沒有使中國社會產生顯著的變化。《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兩部書面世的命運即可見一斑。《海國圖志》在付梓後的20年中，並未在全國各地廣泛流傳開來。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並不了解這部書。在有限的讀者中，對這部書和「師夷長技」的主張也都沒有重視，甚至反而予以否定。至於《灜寰志略》，更是招致保守人士的攻擊，徐繼畬本人也因此書而被罷官。

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人對兩部書的評價才有所好轉。兩書受到洋務派與維新派人士的共同追捧。1865年，徐繼畬被清朝政府重新委以重任。已是古稀老人的他，先後任職於總理衙門和京師同文館。1867年，《灜寰志略》成為同文館的教科書，70年代以後更成為中國出使外國人員的必備書。1879年，22歲的康有為遊覽香港，幡然醒悟，引發重新閱讀該書的興趣。他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寫道：「覽西人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乃複閱《海國圖志》《灜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而張之洞也在《勸學篇》中盛讚《海國圖志》為「中國知西政之始」。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所傳達知識與觀念之理解與吸收，就耗費了數十年的時光。

《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等書也曾流傳海外，包括近鄰日本，可日本人對這兩部書的回應比中國人快得多。19世紀50年代初，西方列強繼中國之後，又以武力叩開了日本的國門，強迫日本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就在此時，《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日本維新志士如獲至寶，大力翻譯、註解、刊刻該書。僅1854—1856 年間，《海國圖志》翻刻版本就多達22種。該書成為幕末日本了解西方列強的必備文獻，魏源的「師夷制夷」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接納，其對鴉片戰爭的總結與加強海防的建議，也被日本人批判性地加以吸收。此外，該書對日本幕末開國和維新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而《灜寰志略》最遲於1861年在日本出版，此後歷經翻刻，其版本和裝幀質量皆優於中國版本。該書深受日本人的喜愛，對其維新改革也起到積極作用。正所謂「牆內開花牆外香」，《海國圖志》與《灜寰志略》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彷彿也昭示著未來中國與日本國勢的不同走向。

至於那些近代條約口岸知識分子，他們此時也遊走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在精神上飽受煎熬。一方面，他們生活與工作的環境有助於深切體驗西方文化的精髓，養成憂患與改革意識。然而就民族情感而言，他們的內心也時常懷有一種恥辱感：「賣身事夷」「附腥慕膻」，不僅有傷民族自尊，還會背負沉重的輿論壓力，被保守人士斥為「名教罪人」「士林敗類」。他們一方面要與洋人、西學與西教為伍，一方面又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長期浸淫，對後者戀戀不捨。王韜在墨海書館的工作經歷，對他個人而言，絕非是一段美好的回憶。他之所以來到墨海書館工作，純粹是為生計所迫。儘管出色地完成了《聖經》的翻譯工作，但他內心卻根本不喜歡這種文字翻譯、潤飾工作。他甚至覺得文字潤飾工作毫無價值，也沒有任何樂趣，是對個人才能的嚴重浪費。他雖然接受了基督教洗禮，也參加教會的活動，對基督教學說卻不以為然，也無法接受西方的某些觀念和制度。

因此，這些條約口岸知識分子大多不會長期與洋人共事，如果有機會，便儘可能早地離開。王韜詳細記下了他的同事們接連離開墨海書館的情形：周雙庚「與慕君傭書，僅月余即分手」；華蘅芳於1857年「適館三月而去」；張福禧因「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征之至幕下」；管嗣復於1859年離開上海，「應懷什橋太守聘，往客山陰」。可見中國人與洋人共事是一件多麼尷尬、無奈而痛苦的事。與西人有過深入了解與交往的口岸知識分子尚且如此，遑論那些守舊的官紳，以及恪守傳統的普通民眾。

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後，儘管形勢突變，部分志士仁人已開始了變法圖強的思想與行為，然而戰爭並沒能使大多數中國人警醒，而這也造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遲滯。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外交家蔣廷黻所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機遇稍縱即逝，一去不返。事後證明，中國註定要為這虛擲的20年光陰付出更多、更慘重的代價。在傳統文化的束縛下，中國人的變法圖強之路決不會一帆風順，註定是步履維艱、任重而道遠。

上文節選自《變法圖強：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侯傑、趙天鷺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版

本期編輯 | 薔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