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國民黨軍法不肅的原因何在？責任是否在於蔣委員長一人？

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為抗戰期間最高軍法機構。總監部設總監（上將級）、副監（中將級）各一人，綜理一切，遇到重要案件，先組織會審委員會，以將官級委員三人為審判官，其中最高級者為審判長，通常由委員長指定或圈選，其他軍法官及書記等，由總監部組設。會審委員會於會審後，將結果製成判決書，由總監轉報委員長裁決。軍法總監部實際運作的情形如何？根據戰時軍界人士的觀察，「軍法執行監，除處分逃兵之輕微罪刑外，刑不及於上大夫。軍法不肅，是政治退化的主因」。抗戰時期，在華的蘇聯工程兵總顧問嘉梁欽（Aleksandr Ya. Kalyagin）對於中國軍隊的懲戒無法普遍施行也曾有以下的觀察：一個軍長在接到攻擊的命令後，可能會將部隊撤至後方，放棄一個城市，而不會受到任何最輕微的處分。是誰的錯？別太快下結論！必須先查「教會行事曆」（「church calendar」），看看此人是哪一系的將領，指揮的是那一省的軍隊，他是在那一省作戰，和他合作的是哪一省的部隊……然後才能了解真相。

蔣介石

我們接下去要問的是，軍法不肅的原因何在？責任是否在於蔣委員長一人？眾所周知，自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央政府和地方軍系的關係一向是視雙方軍力的優劣而定。至抗戰中期時，地方部隊的數量已超過中央軍甚多，造成地方軍人目無中央政府的驕縱心態。無怪抗戰爆發之初，政府尚能將作戰不利擅自撤退的李服膺和韓復榘處以極刑，但是至1939年冬季攻勢失敗後，國軍統帥部儘管震怒不已，但是並未能將失職的大批將領繩之以法，因為在當時的權力分配條件下，中央如奢談軍紀，只會激起地方軍人的二心而已。事實上，抗戰時期不僅是臨陣退卻，舉凡軍人違法失職、虐民通敵者，以及公務員貪污、走私等案件，蔣介石一律批交軍法執行總監部審判。然而由於部分戰區司令長官（如閻錫山、李宗仁）形同藩鎮，為中央權力所不能及，謊報軍情、包庇煙賭走私、搜刮民間財物，因此軍法一詞有時直流為具文，但輿論則常指責軍法監量刑不公，偏袒地方軍隊，專門押禁黃埔出身的軍人。

李服膺

實際上，根據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浚的日記所載，「軍校學生犯罪，均由委座令交審訊，本部從未直接檢舉一人，即判罪亦無一不引用最輕條文，且必須呈報委座核示，本部之權力，因有限也」。因此蔣介石偏袒黃埔學生殆無疑問，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地方軍人雖然形同藩鎮，但是迫於形勢又不能不用，對於自己培養出來的黃埔學生，自然不免寄予厚望；對於少數寵信的愛將也就格外珍惜，即使是作戰不利，依法需革職，也多隨即再予起用。

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

（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11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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