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修行制度「打塵勞」的內涵及演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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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塵勞"是全真道發展進入興盛時期的一種重要的修行制度,屬於全真道教風行的一種心性修鍊方式。王惲之《提點彰德路道教事寂然子霍君道行碣銘並序》有言:"全真家禁睡眠，謂之消陰魔，服勤苦而曰打塵勞，以折其強梗驕吝之氣。""打塵勞"對於全真道士的修行和教門風氣的彰顯具有重要意義，全真道早期幾代宗師都在這項修行制度上傾注過心血。

"打塵勞"的早期內涵

據張廣保教授的研究，"打塵勞"在金元時期成為社會中流行的一個口頭語，意指各種形式的體力勞作，尤其是生產型勞動。全真道用以指教徒通過履行體力勞作以鍛煉心性。

我們知道，任何宗教都必然具有出世性的一面，所以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與現世保持距離。但是不論多出世的宗教形式，其教徒主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維持人基本生存需要的事務性活動雖然可以被降到最低的限度，但不可能完全沒有。所以說不論任何宗教「打塵勞」這種形式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但我們之所以把「打塵勞」稱為全真道的一種修行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為其存在這種「打塵勞」的形式，而是它把「打塵勞」融匯到它的基本教義中去，是其修仙正道、修鍊心性的一種重要方式。

「打塵勞」這種修鍊形式之所以能稱為全真道的一種修行制度，是與全真道自身的發展歷史相相聯繫的。其在全真道的發展過程當中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是全真道維持自身宗教團體運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但是宮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力和來源。所以「打塵勞」這種修行方式對全真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重陽創派時期的「打塵勞」

全真道中「打塵勞」出現的是很早的，在王重陽創派收徒時就已經存在。此時的全真道尚是一個民間的小規模修道團體，沒有自身的固定場所和經濟來源。「為了維持生存，這一階段的全真教徒就必須從事各種勞動。不過，由於這時教團規模很小，加之教徒又多以乞覓為生，因此所謂作務其實很簡單，只限於一些生活雜役。」所以，最早的全真道的「打塵勞」是指一些生活的雜役。但從宗教實踐的角度看，王重陽是把「打塵勞」作為一種修道門徑來使用的。

據記載，邱處機入教門後，王重陽只是一味的讓他「打塵勞」，而對於修鍊之事很少提及。一次，邱處機去偷聽王重陽與馬鈺的談話，還被趕了出來。因為王重陽認為有些根性不高的人就必須通過這種「打塵勞」的形式才能最後明心見性。邱處機言：「俺與丹陽同遇祖師學道，令俺重作塵勞，不容少息，與丹陽默談玄妙。一日，閉其戶，俺竊聽之，正傳穀神不死調息之法。久之，推戶入，即止其說。俺自此後塵勞事畢，力行所聞之法。」可見，邱處機後來提出「打塵勞」的修行制度，與其自身的早期經歷有分不開的關係。

到了馬鈺之後，邱處機之前，全真道雖然沒有像以後那樣大規模的發展，但有了自己固定的修道場所，在這些全真的宮觀中，其教徒多躬耕自己，以自己的勞動維持著宮觀的運行，所以這時的「打塵勞」也是一種「躬耕自己」。

邱處機掌教時的「打塵勞」

邱處機西行之後，全真道獲得了蒙古政權的大力支持，「賜號神仙，俾掌管天下道門」，而且得到了免付稅的經濟特權，「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此時，全真道通過各種形式廣建宮觀，廣占土地。而在全國的宮觀建設過程中，「打塵勞」這種修行方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這一階段，邱處機在理論上把「打塵勞」與「心性修鍊」聯繫了起來，提升了「打塵勞」的宗教實踐價值，進而奠定了它成為全真宗教實踐的制度化基礎。邱處機指出：「有為無為，一而已，於道同也。如修行人，全拋世事，心地下功，無為也；接待興緣，求積功行，有為也。」又稱：「大抵修真慕道，須憑積行累功。若不苦志虔心，難以超凡入聖。或於教門用力，大起塵勞；或於心地用功，全拋世事。但克己存心於道，皆為致福之基。」「打塵勞」的制度化，在全真道全盛期以及之後的存在和發展中，發揮了諸多層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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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作用

在實際的宮觀建設中，「打塵勞」這種形式解決了教門大開闢時期宮觀建設所需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與此相關的維持龐大教團成員的日常生計等諸多問題。所以此時全真道內「通常會設置一些以任務為導向的職位，具體從事的工作包括協調救濟、籌措善款、收集物資、尋求機靈而又擅交際的道士等。」張廣保教授指出：「正是在創建、維持宮觀過程中，全真教徒躬執繁重勞役，從事各種生產性勞作。這一時期的全真教徒大多以建築工、民工、匠人、菜農的形象出現，他們與其說是一名神職人員，倒不如說扮演各種各樣勞動者、生產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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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作用

主要是「打塵勞」對於保持當時迅速擴大的角團的純潔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正如李洪權在其文章中指出的一樣，當時很多人圍避禍或免稅進入全真道，「皈依全真的門徒成分複雜，『雖凶暴鷙悍，甚愚無聞知之徒，皆與俱化，』他們不為修道，只為保身；名為道士，實則凡俗」。「打塵勞」這種形式「引導教徒以修道的方式耕田鑿井，既可通過『服勤苦』的方式『折其強耿驕吝之氣』，使其保持宗教屬性，從而免教門流為俗世；又可據地自養，積累物質基礎，可謂兩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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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立形象作用

「打塵勞」對外樹立了全真道良好的外部形象。金元之際的宋衜在評價全真時這樣說：「今通都大邑，營壘村落，遠及深山大澤，莫不黃冠峨峨，奠居相望。其日用，則鑿井耕田，菲薄取足，推其餘以濟人。其興事，則版築朴斵，上棟下宇，繪塑像設以表敬。其持己，則守內虛靜，同塵若愚，以慈儉不爭為所先。雖居處有喧寂，師承有異同，徒侶有眾寡，人品有高下，志所趨向，類皆若是，故能化行中土，數十百載而愈光。」其中所說的「其日用，則鑿井耕田。其興事，則版築朴斵，上棟下宇」，就是全真道「打塵勞」的基本內容。而劉敏中《靈泉庵記》甚至慨嘆道：「（全真道士）張賢忠，其徒僅四三人，皆真淳靜虛，邈於俗隔。日惟參禮誦祝，躬播獲種植為事，休休焉，于于焉，一無待於外。觀其為道，蓋古之所謂自食其力。遺世絕累，自食其力，方之沈酗富貴，得不知喪，淪溺而無悔者，其得失為何如哉？」宋子貞《全真觀記》載：「其觀在岱宗西南五十里曰上章村。金明昌間，道者巨陽子（即韓志真）始築室其上，學為全真。（巨陽子）獨喜墾土積穀，以飯道眾，歲遇凶荒，則盡推其羨餘，以貸艱食，由是有聲齊魯。」

這種「打塵勞」的形式成為後世「打塵勞」的主體，並在以後全真道的經濟建設及心性修鍊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保持和擴大其經濟基礎及保持教團的純潔性及在外塑教團形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打塵勞」這種修行方式成為全真道一種重要的修行制度予以保留下來。

邱處機之後的「打塵勞」

邱處機之後全真道的領導者，對於「打塵勞」的重要性一再予以理論闡釋、挖掘和強調。據記載，尹志平在主持濰陽玉清觀時，「此地當諸郡往來之沖，領眾耕稼，竭力管谷師友，凡二十年」。尹志平曾多次強調「打塵勞」的作用，強調把「打塵勞」和「降心」要聯繫起來修行。「凡打塵勞，須消了逐日飲膳。如不打塵勞，更不降心，欠下口債。如搖不動，修心煉性，暗積功行，柔弱低下亦然。如用新打塵勞，要福設如化飯，要辦道，設修行人見人布施歡喜，見人將自己財帛煩惱。」「打塵勞是大功，降心是大功，亦不可塵勞為是。如逐日塵勞畢，尋個靜處坐去，心上做功夫。然不到是處，天長地久，心上漸得安閑。」「打塵勞亦是功，接待亦是功，降心亦是功，除情去欲、看經亦是功。但有益處做。」關於「打塵勞」在全真功行中的作用和地位，尹志平又進行了詳盡的說明：「師曰：學道之賓主，不可不明也。學道是主，萬緣皆賓。凡與緣接待，輕重塵勞，一切功行，皆是求道之資，無有不可為者。惟不可有所著，一有所著，則失其正矣。今之積累功行人甚多，然少有功成不居，為而不恃者。既有恃著，止是有為福德。若為一切功行無恃著之心，則受虛無之功，獲自然之福，雖曰有為，吾必謂之無為矣。凡一切功行塵勞，實為求學之資，非為功名也。正似農人竭力耕稼，及百工日用其技，其心主於謀食，而耕稼及所為之技，皆是賓也。要終日經營，而無著於經營。雖聖人豈無經營，獨不主於經營耳。」

王志謹也強調：「修行之人，若玄關不通，心地不明，忙忙業識，不能無為者，蓋為無福德故也。乃當於有為處，教門中隨分用力，立功立事，接待方來，低下存心，恭敬師友，常行方便，屏去私邪，久久緣熟，日進一日，自有透得處。不勝兩頭空擔，不能無為，不能有為，因循度日，無功無行。穩處著腳，甜處著口，閑管世事，鬧處出頭，恣縱身心，不懼神明，打算有日。豈不聞長春真人云：心地下功，全拋世事；教門用力，大起塵勞。又無心地工夫，又不教門用力，因循過日，請自思之，是何人也？」

後來，在全真道觀中把「打塵勞」這種修行方式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來。如《全真清規》中對於平時的「打塵勞」已經形成相應的威儀戒忌規定：「凡全真作務，各有威儀戒忌。凡作務，不得辭勞苦。平日當愛惜常往物件。不得狼藉米穀粉麵食。凡洗菜，當三易水。凡汲水，當先洗手。又當諦視有蟲無蟲。絹濾過方用。嚴冬不得早慮水，需待日出。不得燃腐薪。凡作食，當三澡水。不得帶爪甲垢。掃地當先瀝水。每方五尺作一次。不得揚塵掃，不得逆風掃，不得聚灰土於門扇後。」可見，這些當時宮觀中「打塵勞」的形式，使全真教徒在日常的作務中不僅磨鍊了心性，還為宮觀生活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保證了自身和宮觀生活的正常運轉。這正是以「入世」之事，行「出世」之功的一種重要形式。可以說，打塵勞的修行形式和修行制度，既是全真道自身特點的重要表現，也是全真道體現其入世精神的一種重要表現和形式。

（本文選自《大道》雜誌，作者：高麗楊 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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