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拓晉唐小楷單冊帖

舊拓晉唐小楷單冊帖（美國安思遠藏本選頁）

舊拓《晉唐小楷》集魏鍾繇書《宣示表》（殘石拓本）、傳為晉王羲之書《孝女曹娥碑、《樂毅論》、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唐虞世南書《破邪論》、褚遂良書《陰符經》等小楷書六種於一集，美國安思遠藏。

摹刻小楷書，宋代開始盛行，各種叢帖多刻有小楷書。其中以越州石氏帖最為著名，小楷帖多而摹勒精細。帖為宋紹熙間（1190-1194》越州石熙明摹刻。宋陳思《寶刻叢編》著錄此帖目錄，後世單刻帖及叢帖中小楷書多從此帖及宋刻叢帖中摹出。越州石氏帖存世極少，流傳多為各種翻刻偽充石氏真本。學者認為清李宗瀚所藏《晉唐帖十一種》（清王文治題籤）當為越州石氏原石拓本，此本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有印本。明清收藏家好集各種晉唐人小楷書，有取自單刻本，有從各種叢帖中拆出裝為一集，這類藏本流傳很多。此本小楷六種，有明代著名收藏家項子京收藏印，後有清末翁同龢題跋，此冊是否項子京手集則不得知。

此冊鍾繇書《宣示表》為宋刻殘石所拓，拓本雖殘存二十字，但筆晝豐潤，起止有度，翁同穌以為「極離方遜圓之趣」。又翁謂：「此冊《樂毅》海字不全本，當是高中學士家真石」，「《畫贊》（按此本未見有《晝贊》）、《曹娥》、《破邪》三帖亦同時所拓，古光爛然，豈即越州石氏刻邪？未能定也」。按此數帖與李宗瀚藏越州石氏本相校，此似從越州石氏本翻出，與《樂毅論》均非越州石氏原石，但摹勒精微，可供學習研究小楷書參考。

《舊拓晉唐小楷》辨偽與《懷素自敘》問題

《舊拓晉唐小楷》(安思遠藏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原來是和懷素《自敘》(故宮藏墨跡本)風馬牛不相干，只因拓本上的一方收藏圖章「趙氏藏書」，吸引了幾個人大做起關於懷素《自敘》墨跡的鑒定文章，一時聲名鵲起。

首先對這方「趙氏藏書」印文給予關注的是台灣學者王裕民先生，王氏發現此印與懷素《自敘》水鏡堂刻本中所刻「趙氏藏書」印文很相似，於是台灣李郁周先生抓住這一現象，斷言此印是懷素《自敘》的收藏者南宋宰相趙鼎的真印，而懷素《自敘》(故宮藏墨跡本)上的「趙氏藏書」印因與該印略有不同反而成了偽印。李氏並且據此進而斷言懷素《自敘》(故宮藏墨跡本)是明代文彭摹寫偽造。李郁周的這些論說分別見於他多次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中，後來李氏又聲稱《自敘》文前所鈐的「物外奇寶」白文印也是趙鼎的收藏印，似乎發現了《自敘》墨跡「文彭偽造說」的新證據，急忙在有關媒體宣揚此說。

基於李氏《自敘》(故宮藏墨跡本)「文彭摹本說」的不妥，筆者撰文《懷素〈自敘〉水鏡堂刻本之誤刊宋印考》(發表於2005年9月28日《中國文物報》和2006年第3期的《收藏》雜誌)指出：

「李郁周先生所引王裕民發現的作為佐證的安思遠藏《晉唐小楷》拓片上的一方『趙氏藏書』印文，實不足為據……筆者經過對安思遠藏《晉唐小楷》拓片上所鈐之印，如項子京、張則之的四方印章的反覆核對鑒析，發現這些印章的可靠程度是值得懷疑的。如果將上海博物館編輯的《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書和一些傳世古人墨跡上的上述項、張的這四方真印來和《晉唐小楷》拓片上的印章相比，兩者之間，印文顯然不符，後者均疑為後人偽造之印。試想：安思遠藏《晉唐小楷》拓片上的明人收藏印都存在問題，難道這方宋人的『趙氏藏書』印章反倒成了佐證故宮藏《自敘》墨跡上『趙氏藏書』印章是偽印的真印了？」同時隨文刊出真偽對比的四方項、張印章，以供讀者鑒別真偽。

不料，《書法》雜誌2006年第7期刊出《也辨懷素〈自敘帖〉》一文(作者王鐵)，文中不但輕率地庇護《舊拓晉唐小楷》上的明人偽印：「這些印與大量的其他的傳世名跡上的項元汴的印記毫無區別，憑什麼說這些印是偽造的？」而且指責筆者「說《晉唐小楷》上的項元汴的印是偽造的，實在是毫無根據的胡說。」

嗣後，2008年第4期《書法》又發表了《也辨懷素〈自敘帖〉(續)》一文，文中不但重申贊同李郁周的《自敘》墨跡(故宮本)是明「文彭所摹」之說，而且找來了幾個新的證據：如《舊拓晉唐小楷》上的「緝熙殿寶」(南宋理宗印)和「家藏寶玩」(南宋張姓之人印)，以及王羲之《雨後帖》摹本上的「四代相印」等等，還搬出故宮藏《宋拓宣示表》拓片，來論說《舊拓晉唐小楷》「是真正的宋拓本」，繼續吆喝李郁周的《自敘》(故宮藏墨跡本)「文彭摹本說」。

鑒於海峽兩岸各有一人利用《舊拓晉唐小楷》上的偽印在關於懷素《自敘》(故宮藏墨跡本)的鑒定研究問題上遙相呼應，指鹿為馬，大有「三虎成彪」之勢。筆者不得不再次草成此文，以澄清有關事實，還鑒定以嚴肅科學精神。不妥之處，望識者指正。

一、《舊拓晉唐小楷》(安思遠藏本)是否宋拓？

1.文物出版社於2006年8月出版該帖時定名及王靖憲先生為該帖所寫《後記》中均按原題籤作「舊拓」。

2.翁同龢跋該帖說：「豈即越州石氏刻邪？未能定也(越州石氏所刻小楷帖為南宋刻帖善本)。」

3.王靖憲《後記》中說：「按此數帖與李宗瀚藏越州石氏本相校，此似從越州石氏本翻出，與《樂毅論》均非越州石氏原石，……」

由此可見翁、王兩人對《舊拓晉唐小楷》的鑒定是持慎重態度的，均未將「舊拓」抬高至「宋拓」（權且不論翁跋之真偽）。

再看王鐵《也辨懷素〈自敘帖〉(續)》文中所說：「安思遠所藏拓片的印章除了『趙氏藏書』以外，尚有『緝熙殿寶』印章一枚之半邊……而故宮所藏拓片，除了翁方綱等已確診是宋拓本以外……因此，以上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上面的兩張《宣示表》拓片皆是真正的宋拓本，有什麼必要去偽造什麼『趙氏藏書』來抬高其身價？」請注意王鐵先生的鑒定方法：故宮藏拓片翁方綱等已確診是宋拓本，所以是宋拓本，所以和《舊拓晉唐小楷》中的《宣示表》兩張拓片皆是真正的宋拓本。十分輕鬆地唯題識所從，視印鑒而定，不知拓本之所出，不考書藝之優劣，不問紙墨之古今，不究證據之真偽。

上文最後一句是針對筆者而言，因為拙文曾說：「《晉唐小楷》拓片上這一方難以判斷的『趙氏藏書』印章的來歷，至少存在著二種可能性：一、是為了抬高《晉唐小楷》拓片身價而仿水鏡堂本《自敘》上『趙氏藏書』印的贗品。因為同頁上方所鈐的明人四方收藏印都是贗品，當是與項子京、張則之的偽印同時偽造之物。」

那麼即使是真正的宋拓本，有沒有必要去偽造假印來抬高其身價？按照王鐵先生的邏輯來推論：沒必要，真宋拓上無假印。那麼《大觀太清樓帖宋拓真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上鈐蓋的「山谷道人」印也是真的（圖1）？是黃庭堅死後四年再到陽間來加蓋的？!那些鑒定書畫時就印論印，輕信盲從而不辨真偽的人，是被迷了心竅，還是尚未開竅？

關於《舊拓晉唐小楷》這類拓本的斷代鑒定，非常複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黑老虎」贗本滿世界。前輩張伯英《庚午消夏錄》說：「《十三行》帖有翁覃溪、張叔未題跋者皆爭購之，不問帖之優劣真偽，世人以耳代目良可笑也。」「《黃庭內景經》往見一本與《丙舍》、《宣示》同裝。二帖實《停雲》本，而翁覃溪、崇語鈴定為宋拓。」(見《張伯英碑帖論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王壯弘先生《帖學舉要》中說：「魏鍾繇《宣示表》尚有殘石本存十八字，亦宋刻。有翻賈刻本及殘石本多種，字口光滑，易辨。」《舊拓晉唐小楷》中《宣示表》殘石拓片正是」字口光滑」，後人翻刻之特徵「易辨」。不識「黑老虎」之厲害，若非被黑老虎所吃，便是吃藥黑老虎。只怕是吃藥吃到王羲之那樣，誤將毒藥當補藥吃，吃死了依然被蒙在鼓裡。

二、《舊拓晉唐小楷》(安思遠藏本)上所鈐古印是否可靠？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宋拓既疑，其印卻真？

該帖上所見較重要的古印有南宋的「趙氏藏書」「緝熙殿寶」「家藏寶玩」，明代的「張則之」及項子京多方藏印。只要眼力正常的人，稍稍注意一下，便會發現這些「古印」全系一手偽造。現再將「緝熙殿寶」和「家藏寶玩」的真印與此帖上的偽印相互對照(圖2)，請讀者來看看究竟有無差異。

對於王鐵曾經質問的「《晉唐小楷》上的項元汴的印有幾十個，並不是只有三個，如果這三個印是偽造的，其他幾十個印是否都是偽造的？」所以王氏這種信口開河的話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面對這個所謂問題，筆者只好再列出《晉唐小楷》中較清楚的項氏三方有代表性的印章，再次請廣大讀者來鑒定印章的真偽(圖3)。

關於「趙氏藏書」印章的問題，目鑒即可識別真偽(圖4)，在書畫鑒定時缺乏必要依據的情況下，只能依靠目鑒來解決問題。這並非是帶有隨意性，而是取決於鑒定者的目鑒能力和學術態度。這在鑒定史上也並非沒有先例。東晉《伯遠帖》、唐《書譜》、《祭侄文稿》等經典書法，便是在缺少真跡對照的情況下定為王珣、孫過庭和顏真卿手書的，鑒定的根據，就是目鑒。這些法書並不會因個把絲毫不懂書法的人說「毫無根據」而消失其耀眼的光芒。古語說：「可與知者道，難與(缺少目鑒能力之)人言」決非毫無根據的，當眼皮底下的根據都不能識別時，聰明者就會選擇放棄。當然我們也要從其他方面綜合論證，以便更多的人認識真相。

先從印章風格分析，《舊拓晉唐小楷》上的「趙氏藏書」印中「書」字的下部作圓圈的篆法，多見於明人印章，此類「書」字在明印中常可發現，如「晉府書畫之印」、「陳緝熙書籍印」等印，不一而足。明、清以來，這種篆法較為固定，宋則未見。而《自敘》(故宮藏墨跡本)上的「趙氏藏書」印，是較為古拙的宋印風格，這從理論和實例方面均可找到依據。張珩《怎樣鑒定書畫》一書中說：「宋人篆法不嚴，字體往往臆造，很難辨認。」故宮博物院藏宋蔡襄《自書詩》上就有南宋「賈似道圖書子子孫孫永寶之」朱文印，其中「書」字下部不作圓形「日」而作「口」，與《自敘》墨跡上「趙氏藏書」之「書」字下部有相似之處，可證這種寫法是有時代依據的(圖5)。王鐵文中又舉證的一方連出處也不敢說的所謂「緝熙殿書籍印」，恐怕又是據「陳緝熙書籍印」偽造。

懷素《自敘》(水鏡堂刻本)中所刻「趙氏藏書」印文與《自敘》墨跡(故宮藏本)上的「趙氏藏書」印文中的「書」字下部不同，其原因在刻帖而不在墨跡。古人刻帖重在字體而不在印章，重字體則重在單字而不在行距。所以刻帖中印章時有時無，行距可長可短。早期刻帖根本不刻印章，至南宋《寶晉齋法帖》等帖始刊刻有關印章。由於刻帖是再加工，有時刻得好，有時刻得差，均屬正常之事。《自敘》水鏡堂本所刻「趙氏藏書」印文完全有可能是刻工在摹刻時依照當時治印的慣例將「書」字的方形口刻成了圓形日，同時有刻帖中將「舜」字古文錯刻成「墨」字之印例可證此說。這類刻帖變異的例證亦不在少數。即以明代摹刻精工著稱的《真賞齋帖》而言，刻帖時將《萬歲通天帖》(唐摹《王羲之一門書翰》)後的「紹興」一印不但由下部移得高高在上，而且將「紹」字左側的大圓刻成小圓，「興」字下部的筆畫也與原印明顯不同，一行小款則移到印後。難道可以據此得出《萬歲通天帖》墨跡是按照《真賞齋帖》刻本重摹的結論？這類荒謬而機械的鑒定論調的產生，不得不歸之於書畫帖印知識的缺失和書畫帖印關係的誤解。因此，當我們發現《舊拓晉唐小楷》上的南宋和明人印章都是贗鼎之後，還會認為「趙氏藏書」一印獨真嗎？如果文彭真要再摹《自敘》，為什麼不照貓畫虎，非要將此印刻成異文，招惹一些人來說三道四，自背黑鍋做炊夫？

三、趙鼎是否有可能在《舊拓晉唐小楷》上鈐蓋「趙氏藏書」印章？

首先，除了印文的時代風格之外，宋人的鈐印習慣當與後人不同。目前所見宋以前的收藏印章可信者極少，但有一個特點：多系騎縫印。如《自敘》墨跡上的幾十個蘇、趙氏收藏印章，無一不是鈐在紙張接縫處。宋薛紹彭《雜書卷》上的十幾個宋人印章，也全部是騎縫印。直到南宋末年賈似道起，才開始在書畫的空白處鈐蓋多枚收藏印章，但必有一印騎縫，以防被人調換原作。如蔡襄《自書詩》、蘇軾《赤壁賦》、黃庭堅《松風閣詩》等帖上的賈氏收藏印。《舊拓晉唐小楷》上的兩方「趙氏藏書」印，均非鈐在紙張的接縫處，這不是宋人的鈐印習慣，而是作偽者必欲顯擺此印以矇騙無知者，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其次，趙鼎死於紹興十七年(1147年)，死前幾年老趙已經被發配到海南島打漁去了。現存《舊拓晉唐小楷》所收諸帖均是殘石《宣示表》、殘拓《破邪論》。假設《舊拓晉唐小楷》就是越州石氏本原刻原拓，也不可能是初刻初拓。這裡牽涉到越州石氏本的刻帖年代，關於越州石氏本的刻帖時間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紹熙年間(1190~1194年)，此說如果屬實，「趙氏藏書」之印即判死刑。另一說法是刻於紹興年間(1131~1162年)。即使此說屬實，「趙氏藏書」之印也判了死緩。假設越州石氏本刻於紹興元年，又假設趙鼎是在去海南的前夕才得到越州石氏本，時隔最多只有十餘年，身為南宋宰相的趙鼎所寶藏並隆重鈐印的「真宋拓」就是現存《舊拓晉唐小楷》這般模樣的幾頁破帖？由此可以推斷即使把《舊拓晉唐小楷》抬上了「真宋拓」的青藏高原，「趙氏藏書」之印也仍然是喜馬拉雅山上冒出的一片虛幻的妖雲。這一推論的根據非常簡單：「真宋拓」就可以不分是南宋初還是南宋末、不論是紹興初還是紹興末？就可以不問是原石還是翻刻、不管是初拓還是殘帖？所以趙鼎在這本雜湊的《舊拓晉唐小楷》殘拓上鈐印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是非常清楚的。對該帖上的「趙氏藏書」印文深信不疑並據以大做《自敘》墨跡「文摹」文章的李、王二人，如果不能證明《舊拓晉唐小楷》拓自紹興十五年以前，則帖上的二方「趙氏藏書」之印必如《大觀帖》上的「山谷道人」偽印一樣子虛烏有，《自敘》墨跡(故宮本)的「文彭摹本說」也將煙消雲散作他人鑒余之笑料。

反觀之，假設李、王二人證明了《舊拓晉唐小楷》拓自紹興十五年以前，而帖上的兩方「趙氏藏書」之印亦必如《大觀帖》上的「山谷道人」印一樣無中生有。不善目鑒者，多以為考證萬能，以為書畫鑒定時翻翻《李東陽全集》等古書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其實大謬。考證作為鑒定的次要依據，是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絕對無法解決鑒定中的所有問題，亦即只能解決「明事、證非」的問題，而永遠無法解決「定真」的問題。開句玩笑話說：就算查到了《宋史》中的明確記載：「紹興十年正月初一，趙鼎在安思遠藏《舊拓晉唐小楷》上鈐印『趙氏藏書』兩方，同觀者趙構、秦檜」，將仍然無法證明現存的「趙氏藏書」印痕就是《宋史》中所記的「趙氏藏書」。因為作偽者完全可以據《宋史》偽造或將真本調包。借用一句《水滸傳》中的話來說，「任你奸似鬼，也喝了老娘洗腳水」。在書畫鑒定的現實中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鑒真落後於制贗，何況只是一些盡信書的「獃子」。如若不信，只要看看混進國內外大小博物館裡公然作「珠」的大小魚目，就會翻然醒悟。關於書畫鑒定中的「定真」的問題，目前只能依靠識者的目鑒來解決。這一點，決非那些胡里馬他地瞅了一眼就斷言毫無區別者所能理解和相信。可能也會有人不以為然，「目鑒就是萬能的？」雖然我們不能這樣說，但是相對考證而言，目鑒是鑒定行之有效的主要方法，因為一切真贗的因素，主要存在於書畫本體之中，有待行家去發現。唐孫過庭《書譜》早就批過冒牌的南郭先生：「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至於混水摸魚者的胡鑒，則非目鑒本身之過。如果認為目鑒深奧莫測，世上存在「以考代鑒」的捷徑，則必然走向鑒定的斷崖。

對於《舊拓晉唐小楷》上的「趙氏藏書」印，善鑒者望而可知其散發著贗氣。當年王壯弘先生一眼便將《宋拓淳化閣帖》(商務印書館1924年出版的游相本)判定為黑老虎贗本，帖上自宋至清一干題字全系偽造，其中一方宋代偽印正是「書」字下部作圈(圖6)。若問王壯弘先生的根據是什麼？目鑒!那些在鑒定方法上南轅北轍的人將永遠難望其項背!

那個「緝熙殿寶」半印更屬可笑，皇家璽印一般鈐在歷代名家的法書名畫上，南宋時《淳化》、《大觀》等官帖佳拓傳世者不可能斷檔。還有誰會相信大宋宮內的寶璽竟然鈐在一張民間所刻的破拓片上？顯然，李郁周、王鐵兩先生關於《自敘》墨跡(故宮本)「文彭摹本說」的立論基礎完全是建立在一本偽造宋帖的假印之上，亦即王裕民先生所說的李郁周的所謂論述是「千古笑談與絕世烏龍」。

然而書畫鑒定的嚴酷事實反覆提醒我們：如果欠缺起碼的目鑒能力而完全寄希望於題識、印鑒等次要依據的考證，首先就免不了在考證依據的可靠性方面吃藥。前提如果不確，結論難免虛妄。面對千年以來堆積如山的贗本，清代王文治早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那些熱衷於考證的腐儒的根本問題：「故考據之學盛行而天下無真學者。」 （王乃棟200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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