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地理研究

原標題：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地理研究

摘要: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地理學各個組成部分(如經濟地理、城市地理、政治地理和交通地理)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利用先秦貨幣地名資料對於歷史地理學，特別是先秦貨幣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先秦；貨幣地名；歷史地理；研究價值

作者：陳隆文

先秦貨幣大多鑄有銘文，這些銘文又多以地名為主，利用貨幣地名進行歷史地理研究以往不被歷史地理學界所重視，在這裡我想談談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地理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並希望這項研究能夠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

一、關於先秦貨幣地名的研究

先秦貨幣地名是一筆豐富的歷史地理研究資料，其研究的歷史也頗為悠久，蓋可溯源至宋元之際。元代陸友仁在《硯北雜誌》中對貨幣地名文字就作了考釋。他說:「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鑄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音純)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陰"，曰`高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黨，高陽在涿郡，安陽在汝南，安邑平陽並在河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段材料在錢幣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一是正確地隸定了文字；二是斷定為先秦地名。這為先秦錢幣研究提出了正確的方向，比之乾嘉時期重新確定這一方向早了400年。至清代厲鄂的《樊榭山房集》，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倪模《古今錢略》，馬昂《貨幣文字考》等著作中也都對布幣中的地名進行過不同程度研究。但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還應屬借鑒考古學、古文字學等多學科研究成果，進行綜合研究的當代學者裘錫圭、何琳儀、黃錫全、鄭家相、李學勤、蔡運章、李家浩、張頷等先生。就目前學術界已獲得的先秦貨幣地名的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對各類貨幣地名的釋讀、地望考證及各類貨幣的國別隸定和鑄行時間的確定上。儘管對上述問題有的已達成共識，而有的尚未取得一致意見，但貨幣地名研究應成為先秦貨幣地理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看法卻是無人懷疑的。有的學者還對貨幣地名進行了分類統計: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地名數十個，斜肩弧足空首布地名8個，聳肩尖足空首布40餘個，尖足平首布50餘個，橋足布19個，銳角布6個，圓足布2個，三孔布30餘個，方足布150餘個左右，楚金幣7個，圜錢20個左右，尖首刀、齊大刀等30個左右，共約400餘種。這些重要的貨幣地名材料的發現，對於我們進行先秦歷史地理的綜合研究都將起到直接的推動作用，也必將大大拓展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視野，因此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關注。

二、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自然地理研究

利用先秦貨幣地名資料可以解決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中一些長期不能解決的難題，其對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著相當參考價值。

黃河問題是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中的一個不可迴避的重要問題，歷史上的黃河以善淤、善徙、善決而著稱，黃河決徙後所形成的支津岔流難計其數，有很多問題因缺乏相關資料而成為難以遽定的懸案，而利用先秦貨幣地名解決此類問題則頗有啟發意義。

西漢時期的屯氏河是從黃河主流中衝決出來的一個重要岔流，《漢書·溝洫志》中對此有記載:「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可見西漢時曾利用屯氏河分黃河之水達數十年之久。由於屯氏河比降較大，有利於分殺水勢，故使大河下游水流暢通，河南兗州以南六郡水患稍息。以後又在屯氏河上分出屯氏別河，張甲河等岔道。屯氏別河又於繹幕縣南分為南北二瀆，故《水經注·卷五》載:「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河出焉。屯氏別河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至直隋煬帝開永濟渠時還曾利用過屯氏河的河道。足見屯氏河在歷史上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是一條很有影響的大河支流。就這樣一條歷史上有名的大河岔流，其分河的具體地點以及名稱的由來，無論是《水經注》還是《漢書·溝洫志》、《地理志》中均無詳細記載，這給我們研究有關屯氏河的問題帶來了不必要的麻煩，而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乃得之於屯氏布的出土。1992年在陝西神木出土「屯氏」銘三孔布，此布的出土為解決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屯氏河的分河地點以及屯氏河名的由來問題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三孔布銘文的「屯氏」當是指戰國時期趙國境內的屯氏縣，而此屯氏縣並未見之於戰國以來的史籍之中，其地望當在屯氏古河道上，處在與漢元城、館陶南北交接之處，它應為屯氏河所經之首縣，所以屯氏河即因之而取名；而屯氏河分黃河之處正當在漢元城沙邱堰之北，這樣長期不明的屯氏河分河地點以及屯氏河名的由來問題也就因屯氏幣的出土而得以徹底解決。

三、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經濟地理研究

先秦貨幣地名對於歷史經濟地理所提供的研究價值也是多方面的。最早將貨幣地名資料引入歷史經濟地理研究的當數先師筱蘇先生。筱蘇先生在《春秋戰國時代農工業的發展及其地區分布》一文中曾詳細談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貨幣的普遍使用情況，縷析了這一時期韓、魏、趙齊諸國貨幣地名數十種之多，並進一步探討了它們與金屬冶煉的密切關係。先師撰著此文之時當在20世紀60年代，其時考古資料遠不如現在之完備。隨著考古發掘和貨幣出土資料的不斷積累，利用貨幣地名資料進行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顯得越來越迫切了，而將貨幣地名資料運用於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至少可以解決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先秦貨幣鑄造區域演變的研究。對於先秦貨幣鑄造區域的研究在歷史經濟地理中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可以在復原貨幣鑄造地域分布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析鑄造區域、貨幣流通區域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其對貨幣經濟發展的深層影響，因此對貨幣鑄造區域的研究應成為歷史經濟地理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利用貨幣地名資料進行此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工作值得去做。

戰國小方足布中有安陽布一種，此種安陽布的鑄造與流通區域極為廣闊。但根據史籍記載戰國以安陽為地名的有秦安陽、宋安陽、齊安陽、趙國東西二安陽、魏安陽、韓安陽等多處，那麼，安陽布中大、小兩式究競是何處安陽所鑄一直是錢幣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

1956年，包頭市郊區麻池鄉發現了3件安陽布范。這3件布范均用質地鬆軟的石料製成，灰綠色，內含有石棉。其中1件較為完整，為布的正面范，范內刻有方足布兩枚，布形向下凹約2毫米，並刻有「安陽」兩字，布范上有澆鑄用的流口；范外表刻有不規則的鞭形方格紋，系便於縛扎用的，全范長寬約為9.5厘米，厚1.5厘米。

80年代又在包頭之東的烏盟涼城縣崞縣窯鄉郭石匠溝村發現了1件鐵布范。該范近正方形，長100毫米，寬90毫米，厚14毫米，重900克。正面橫列下凹約3毫米的平首平肩方足布錢模兩個。右側錢模陰刻反書篆文「安陽」。布長51毫米，首寬20毫米，首長16毫米，肩寬31毫米，襠深12毫米，足寬12毫米，足距10毫米。鐵范下方中部有一梯形澆鑄流槽，最深處約8毫米，上寬22毫米，下寬33毫米。流槽左右各有一寬4毫米，深約5毫米的排氣孔道分別與兩錢模相連。范四角各有一與背范定位的深約5毫米的凹坑。背范平整。仍可見殘存的護范蠟痕。

上述兩處「安陽布范」的發現使學術界對安陽布的鑄地有了較為一致的認識:20世紀50年代出於包頭附近的安陽布范，說明此處應為趙國的西安陽；80年代出於涼城附近的安陽布范，說明此處應為趙國的東安陽。在此認識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確信，趙國的東、西二安陽應是戰國時期北方地區的兩處重要貨幣鑄造地點。其成因儘管較為複雜涉及到政治、軍事等多種因素，但有一點卻是不容忽視的，即銅礦資源的分布狀況。趙國的東、西二安陽正處在世界斑岩型銅礦的三大成礦帶之一的古亞洲斑岩成礦帶上，該成礦帶自西往東進入我國的新疆、甘肅、內蒙和東北，形成了內蒙古、河北北部地區和東北東部較為豐富的銅礦資源。戰國中期以後，隨著趙國勢力擴展到陰山南麓，趙人利用此處豐富的礦銅資源，開爐鑄錢勢在必然，因此，這一地區優越的資源條件不僅為其在戰國以降成為中國北方地區重要的貨幣鑄造區域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趙國北部貨幣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資源保證。因此，由安陽布范的出土，不僅揭示了戰國時期趙國貨幣經濟重心由南向北轉移的過程，同時更為研究這一地區貨幣經濟的發展狀況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其次，我們還可利用貨幣銘文資料研究戰國時期地區間的經濟交流和貿易往來狀況。戰國小方足布中有平陽布，由於趙、魏、韓、衛、齊、秦諸國均有平陽地名，因此平陽布的國屬一直難有定論。有的學者認為平陽當在河北臨漳縣西南，或恐不確。《貨殖列傳》記有平陽地名，是戰國後期新興的經濟都會，商品交換非常繁榮，其地「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平陽，在趙之西。其地當在今臨汾西，它是戰國時期與秦翟、種代等游牧民族商業貿易而興起的新興經濟都會。戰國時的小方足平陽布，其主要流通區域在山西黎城(90枚出土)，祁縣、交城、屯留(37枚出土)，翼城(55枚)，洪洞444枚，陵川2枚，代縣10枚，襄汾21枚，陽高1320枚，浮山170枚；永濟、芮城、定襄1枚，孟縣、朔縣、左雲23枚；山陰4枚；內蒙古包頭、土特左旗4枚，涼城赤峰1枚；河南洛陽1枚；襄城、新鄭13枚。從其流通的密集區域來看基本上分布在以臨汾為中心的山西境內，而且山西境外平陽方足布流通的方向與《史記》所載平陽的貿易範圍「西賈秦翟、北賈種代」大體一致。這就為我們研究戰國平陽與其他地區的貿易往來與經濟交流提供了重要依據。因此，把貨幣銘文資料與貨幣出土資料相結合就能為我們研究春秋戰國之際地區間經濟與貿易交流和往來提供重要的參考，其在歷史經濟地理研究中所發揮的作用應是相當重要的。

四、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城市地理研究

先秦貨幣面文大多是地名，這是毫無疑問的，那麼如何正確認識這些貨幣地名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我認為，其既為地名，就應遵從地名學的一般原理與理論，按照地名學的規律去認識這種具有特殊性的先秦地名，這應是我們研究先秦貨幣地名的出發點所在。地名是人們賦予某一特定空間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實體的專有名稱。

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實體，不但所在的位置總是專一的，且必屬於一定的類型。所以音(語音)、形(字形)、義(字面意義)、位(地理實體所在的位置)，類(地理實體的類型)是地名的5個基本要素。無論是對地名進行靜態描述或動態研究都離不開這些要素。儘管有些地名因年代久遠，語音、字形已經變更，或原義湮沒，或位、類不明，但地名的命名總是有一定原因的，或反映自然特徵，或反映社會歷史背景。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貨幣地名不僅應首先從屬於作為貨幣經濟交往中流通媒介的貨幣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貨幣地名所反映的應該是一種與經濟交換活動相關的經濟空間位置，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貨幣地名所反映的地理實體應首先是經濟地理實體，而非自然地理實體或其他人文地理實體，其實質應是對這一時期與人類貨幣經濟活動相關的空間位置的說明。這種與人類經濟活動密切聯繫的空間位置，如果能夠被理解為早期人類貨幣經濟活動所依託的城邑或城市的話，那麼以此為思路，便可探尋先秦時期城市形成與發展的基本脈絡及其與貨幣經濟發展之間的互動關係，這樣就可解決先秦城市發展中的許多難題，若再與文獻資料、考古發掘資料相印證，則無疑將會推動先秦城市研究整體水平的提高。在這裡應該強調指出的是，我所說的城市具有寬泛的外延，它既包括春秋時期商品貨幣經濟剛剛萌芽的城邑和聚落；也包括戰國中期以後商品貨幣經濟有一定發展基礎和水平的各諸侯國的國都以及新興的郡縣城市，而上述兩種類型的城市都可以在先秦貨幣銘文中找到相對應的研究資料，這正是貨幣地名在先秦城市研究中價值所在。

運用先秦貨幣地名資料研究先秦城市，其領域應該是十分廣闊的。譬如我們可以將先秦貨幣地名與《史記》、《左傳》、《戰國策》中的城邑地名進行分區比較，相互印證，這對於推知春秋戰國之際城市體系及其空間分布狀態，城市發展特徵和水平及其與貨幣經濟的關係有十分重要的價值與作用。又譬如，我們也可以利用空首布中的城邑名稱及其分布狀況來探究中國早期與貨幣經濟發展相關的城邑和聚落興起的地理背景和地理基礎。就早期空首布中平肩弧足布、聳肩尖足布兩式而言，其流通時間大體應在春秋中期以後，其中平肩弧足空首布中已考證的地名大體都在河洛流域，其中少曲，在濟源東北；周，在成周；凡，在輝縣西南；薔，新安縣西北；濟，溫縣西北；曲，修武縣北；鞏，鞏縣；乍，延津縣北；蒍，孟津東北；成，偃師西南；侯，緱氏；留，緱氏鎮東南；向，濟源。聳肩尖足空首布中已考定的有關地名大體都在汾涑流域，其中呂，山西霍縣西南；亥盾，臨汾西北；梁，長子縣東；玄人，高平；曰(涅)，武鄉西北；重以，聞喜東北；羽，翼城東南；工，新絳；茲，汾陽縣南；疾，稷山縣南；已，山西蒲縣東。從上述聳肩尖足空首布和平肩弧足空首布地名所反映的春秋時期經濟活動的空間位置來看，這些具有商品貨幣經濟萌芽的城邑和聚落基本上都分布於以洛陽為中心的三河地區，三河地區應是中國早期具有貨幣經濟萌芽的城邑和聚落興起的主要地區。

春秋時期，作為商品貨幣經濟萌芽所最早產生的城邑與聚落，在三河地區的興起是有其深刻的地理基礎和地理背景的。徐中舒先生認為古中國的農業經濟是從兩個中心區發展起來的。一個是仰韶文化區，這是涇、渭、汾、沁、河、洛黃土層河谷高原地帶，這裡的土壤和河流灌溉，不可否認的對於農業發展具有遠大的前途。一個是龍山文化區，這是圍繞著泰山的許多小河河谷丘陵高地，這裡的土壤和河流灌溉，對於農業發展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不過泰山地區地帶狹小，農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兩區相較，汾、洛、涇、渭、河、沁所在的廣闊黃土河谷地帶便成為古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首善之區。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居更也。」也就是說三河是廣闊西部黃土農業區的中心，而三河的中心就在洛邑。就目前所見，無論是早期空首布上的地名，還是此類貨幣的出土地點也都是集中分布於以洛邑為中心的三河地區，這在考古資料上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洛邑做為「天下之中」的商業經濟中心地位，一直持續到西漢仍然發揮著它的作用。因此，三河地區發達的農業經濟成為這一地區貨幣經濟的空間實體———城邑與聚落普遍興起的基礎，這就是早期具有貨幣經濟萌芽的城市最先興起於黃河流域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政治地理研究

戰國之際，諸侯爭霸兼并，疆域變革頻繁而劇烈，而目前所編著的有關戰國疆域的地圖集往往沒有從動態的角度準確地表現出這一時期各國疆域朝夕替改的更易特點，因此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在這方面如果能充分利用先秦貨幣地名資料進行各國政治疆域的研究，則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上述缺陷，若再進一步結合文獻和其他考古資料，則有可能更準確地反映出列國爭霸背景下諸侯各國疆域分合消長的實際狀況。因此對於研究歷史政治地理而言，先秦貨幣地名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戰國小方足布中有干關銘布一種，錢界諸賢都以為是趙國所鑄無疑，黃錫全先生認為干關的地望當在今陝西膚施，我以為不妥。干關應是趙國為「扞秦胡」即防備秦人向北進攻而在上郡一帶設置的一處重要關城。而干關所在的上郡地區在戰國中期以後曾有多次易手，先後為魏、趙、秦三國所佔領，就目前所見有關戰國上郡的沿革資料大體有如下12條:

周顯王八年(公元前360年)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史記·秦本紀》)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史記·魏世家》)

周顯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年)

魏納上郡十五縣。(《史記·秦本紀》)

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史記·魏世家》)

周慎靚王元年(公元前320年)

秦惠文王更元五年王北游戎地，至河上。(《史記·六國表》；《史記·秦本紀》作「王游至北河」)

周赧王九年(公元前306年)

[趙武靈王]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

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史記·趙世家》)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

趙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史記·趙世家》)

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匈奴列傳》)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

趙武靈王自號為主父……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

[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史記·趙世家》)

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年)

(秦昭王十三年)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逕膚施縣南。(楊寬:對秦昭王置上郡治膚施的時間有詳細考證，認為《水經注》中的「三年」當為「十三年」之誤)

周赧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7年)

[秦昭襄王]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史記·秦本紀》)(以上年代隸定均依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所定時間)

從以上所列上郡地的歸屬資料來看，自公元前361年，魏築長城以來至周顯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328年)魏納上郡15縣為止，上郡屬魏國疆域達33年之久。秦佔領上郡地區在周顯王四十一年，此後一直為秦國所有，因之秦惠文王可北「游戎地，至河上」。隨著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趙國的軍事勢力開始逐漸滲透到榆中、寧葭。趙武靈王二十六年以前趙國的勢力可能主要在陰山以南的地區，隨著趙國對中山戰爭的勝利，從《史記》中胸才大略的武靈王打算以此為「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的記載來看，這個地區可能被作為秦趙之間戰爭的重要基地。公元前296年，趙滅中山而遷其王於膚施，說明上郡仍然為趙國的疆域。因此，趙國據有上郡膚施的時間當不會早於趙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之時(即公元前306年)，其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之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之時，而秦置上郡治膚施的明確記載在公元前294年。因此，趙國據有上郡的時間應大致從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94年的12年。從公元前294年以後上郡則屬於秦的疆域了。干關方足不太可能是魏國的布錢，魏國雖然一度佔有此地且在此統治達30餘年之久，但魏國在黃河以西的西河上郡鑄造流通的方足弧襠的橋足布，而且魏鑄橋足布的大致年代當在戰國中期以前。而且魏惠王九年以後魏國徙都大梁，貨幣流通區域的重心開始轉向東方，而干關方足布的足寬2厘米，通長4.4厘米，型制較小，屬於戰國小方足布品種之一，小方足布的鑄行年代，其上限可推定在公元前375年前後，其下限則應定在秦滅諸國統一之時。因此，干關方足布作為魏國貨幣流通的可能性不大，而佔據上郡時間最長的秦國在歷史上又沒有鑄造布錢的記載，所以，此種「干關」布幣只可能是在趙武靈王在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之後，並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與秦爭霸的這段時間裡在上郡地區鑄造併流通使用的。其最可能是在公元前306年～前294年間的12年時間裡鑄造的。而在此12年間上郡地區毫無疑問應屬於趙國的疆域，而斷非屬魏或秦所有。

因此，從上述干關方足布的鑄造流通時間，我們基本上可以推測出上郡地區在戰國之際的沿革歸屬情況，而這類貨幣銘文資料在歷史政治地理研究中所揭示戰國之際各國疆域的變遷情況是相當豐富的。

六、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交通地理研究

對於先秦時期交通道路的復原研究，前輩學者做出了很大貢獻，基本上復原了這一時期以各國都城為中心的交通道路網路體系，這些研究成果在材料的運用上多是以文獻為基礎的，而對考古材料的利用似乎有所欠缺。隨著先秦各類貨幣的不斷出土以及貨幣地名的正確釋讀，利用貨幣地名資料進行先秦交通地理的研究顯得越來越迫切了，而在這方面的研究尚屬空白。因此貨幣地名對於先秦交通地理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戰國時期的三晉地區多鑄布錢，其中平首尖足布中的地名多達幾十種，小方足布的地名更多，至少有百餘種以上，如果將這些地名對照比較，則很有希望復原出戰國之際三晉地區交通道路的全貌。現以太行山西今汾水流域的交通道路狀況為例說明之。戰國時期，太行山西的交通道路主要分布在汾河河谷之中，汾河谷地主要有兩段組成:北段為太原盆地，平原長150公里，寬50公里，海拔700米～800米，兩側為斷裂上升山地；南段可稱下游平原，由霍縣到河津，亦150公里，寬20公里～40公里，海拔400米，兩側也有黃土台地分布。在趙鑄尖足布中，有慮虒布，陽曲布，陽邑布和於布，其中慮虒布地望當在五台東北；陽曲、陽邑二布地望皆在定襄東；於布地望當在陽曲北。若將今五台、定襄、陽曲三地南北相聯，則基本上可以看出戰國時期趙國在汾河北段河谷中的交通道路分布蓋起自五台，經定襄，陽曲而至於太原，即趙之晉陽。若再自晉陽向南，尖足布中又有晉陽布、榆次布、大箕布、平匋布、尹城布，茲氏布，中都布，平州布，大陰布，賈布和皮氏布。其中晉陽地望在太原南；榆次地望在今榆次北；大箕在今太谷附近；平匋在文水南；尹城在今汾陽；茲氏亦在今汾陽；中都在今平遙西；平州在孝義；大陰在霍縣；賈布在臨汾；皮氏在河津。上述諸地起自晉陽(太原)，由晉陽而南又基本上形成了一條貫通汾河南段的交通路線。以這條交通線若再與魏鑄橋足布中的地名相印證，則又可知位於趙國汾河河谷之中的此交通線向南可經由晉國的舊都新田，直達魏國的都城安邑。魏橋足布中有安邑布，地望就在今山西南部的夏縣。不僅如此利用晉陽周圍地區的尖足布地名還可進一步復原出趙國境內以今太原為中心的又一條東西交通線，如晉陽之東有壽陰，尖足布中有壽陰布，其地望當在今壽陽一帶；晉陽之西有離石，藺和中陽，尖足布中又有離石布，藺布和中陽布，其地望當分別在今離石附近和中陽附近，上述數地以晉陽為中心自西而東，在黃河、太行之間又構成了一條東西方向的交通線。因此，利用貨幣地名對於解決先秦交通地理研究中的難題應是具有相當的啟發意義，而這項研究至今還屬空白。

以上從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政治地理和歷史交通地理五個方面淺析了先秦貨幣地名與歷史地理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鑒於個人對歷史地理學、錢幣學、古文字學、地名學等諸學科的知識知聞甚寡，故有很多問題難以有中肯的見解，其中必有謬誤和一知半解之處，敬希各位方家批評指正。

責任編輯:張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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