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朴民：戰國七雄的戰略地緣形勢
戰國時期，華夏民族的活動範圍西起渭水流域，東至黃河下游，南到長江中下游流域，北達薊遼地區，在這廣闊的地域上，並立著秦、楚、趙、齊、魏、韓、燕等七個諸侯大國，此外，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存在著宋、魯、趙、周等次要諸侯國。這些大小諸侯國還分別形成了四個大的文化類型，即：三晉文化、荊楚文化、燕齊文化、鄒魯文化，而以三晉文化為主導。由於周、宋、魯等小國對當時戰略格局的演變沒有太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分析論述戰國時期的兵要地理，當以七雄為具體的對象。
一流與准一流
戰國七雄中，以秦、楚、齊為頭等強國。秦是所謂的「虎狼之國」，「有吞天下之心」（《戰國策·楚策一》）。楚國的實力也很可觀，「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同上），有「橫成則秦帝，縱成則楚王」之說。齊國自西周以來始終為東方大國，戰國中期更一躍而為第一流強國，史稱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即是證明。魏與趙為第二等強國，「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戰國策·齊策五》）。至於趙國，則是「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其不同的是，魏國強盛於戰國之初，趙國崛起於戰國中後期。韓與燕相對較為弱小，史稱韓國的戰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戰國策·韓策三》）。又稱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戰國策·趙策二》）。均說明韓、燕在七雄競爭中處於軟弱無力的境地。
「執牛耳」的超一流強國：秦國。
秦是春秋四強之一，據有今陝西省大部和甘肅省一部，即東距黃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嶺，西依隴山，北抵平涼、涇川附近。但由於強晉在崤函一帶設防，扼其咽喉，使其長期無法東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史記》卷五《秦本紀》）。
秦孝公與商鞅
然而，到了戰國，歷史為秦國提供了新的機遇，強晉分裂為魏、韓、趙三國，力量大大削弱，秦國遂把握時機，重新啟動東進的戰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進行變法，開阡陌，廢井田，致力耕戰，推行「尚首功」的政策，遂使秦國迅速強盛起來，為秦國奪得山東六國的戰略優勢，並進而兼并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秦國又實施連橫策略以破合縱聯盟、遠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確的策略方針，為達到其戰略目標開闢了道路。至戰國中期，秦國的實力已儼然駕乎山東任何一國之上：「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捲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尤其是秦國的民風尚武樂戰，驍勇強悍，「怯於私鬥而勇於公仇」，所以秦國的軍隊戰鬥力在七雄中為最強，「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荀子·議兵》）；「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戰」（《吳子·料敵》）。這樣的軍隊在作戰中自然是所向披靡，攻守皆宜了：「山東之士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
秦國戰略優勢地位的確定，是與其兵要地理環境優越相密切聯繫的。班固嘗云：「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特別是秦統治中心關中地區的地理條件更是十分優越，它作為四塞之地，「帶山阻河，地勢便利」，處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佔有了它，對敵便擁有主動和行動的自由。兼之它土地肥饒，水利灌溉系統發達，特產豐富，「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能夠支持長期的戰爭活動，故一直成為秦國實施兼并統一戰略的有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秦國長期貫徹拓土開疆，擴展戰略縱深，鞏固戰略後方，爭奪戰略要樞的方針，先後攻佔河西、上郡、陝等地，完全控制黃河天險與崤函要塞，向南滅亡巴蜀，奪取漢中，向西北攻滅義渠，並進而佔領黔中、陶邑、南陽、河內等戰略要地，幾乎將主要的兵家必爭的戰略形勝地區大部分都劃入了自己的疆域，進一步佔有了地理環境上的優勢，為展開席捲天下、統一六國的戰略行動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用蘇秦的話說，就是「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
「縱則楚王」的楚國
楚國在戰國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時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貴州、陝西、河南、山東、江蘇之一部。楚文化滋生於江漢流域，具有其獨特的風格，很少受周禮傳統文化的束縛，故自其立國以來，始終以兼并小國、逐鹿中原為戰略上的根本選擇，並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為能與秦國相全面抗衡的唯一強國：「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同上）。在戰國時期，楚國扮演了合縱抗秦之中堅的角色，曾多次出面組織合縱陣線，扼制秦國咄咄逼人的進攻勢頭。
楚國之所以能發揮這樣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它地大物博、人口眾庶、軍力充足、兵要地理條件有利直接相關的。眾所周知，在戰國大部分時間裡，楚國的統治中心在郢（今湖北江陵），它地處南北中樞，北據漢沔，襟帶江湖，東連吳會，西通巴蜀，遠接陝秦，且內阻山河之險，易守難攻。故蘇秦有云：「楚，天下之強國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同上）。
春秋列國圖
然而，楚國在地緣戰略上的優勢，卻隨著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敗而漸漸消磨殆盡。在戰國時期，楚國舊的宗族貴族勢力始終強盛，政治黑暗，吏治腐敗，上下離心，民怨沸騰，除了楚悼王任用吳起進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國長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滅亡。對此，秦將白起曾有準確的分析：「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戰國策·魏策一》）。吳起也指出楚軍的弱點：「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吳子·料敵》）。尤為致命的是，楚國在外交事務上也屢犯錯誤，雖然組織和參加合縱抗秦，卻往往瞻前顧後、虎頭蛇尾，沒有能真心全力以赴。又聽信縱橫家張儀之言，企圖與秦國約為「兄弟之國」，輕率地「閉關絕約於齊」，瓦解了與齊國的戰略同盟，終陷於孤立挨打的處境。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楚國地雖廣，人雖眾，兵雖多，地理環境雖優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國據有漢中、巴蜀、黔中之地，「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對楚國形成兩路夾擊之勢後，楚國就大勢盡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東方領袖齊國
戰國中期，齊威王發憤圖強，改革吏治，任用鄒忌、田忌、孫臏等賢能之士，發展農業生產，增強軍事實力，在戰國七雄中嶄露頭角，「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勇」（《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齊之強，天下不能當」（《戰國策·齊策一》）。短短近百年內，齊國先後大破魏軍於桂陵和馬陵，終結了魏國的霸權；伐燕滅宋，張揚齊國聲威於天下，左右著當時的戰略局勢，齊國進入了國勢最鼎盛的階段，「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但是到了樂毅率五國聯軍伐齊之後，齊雖憑藉田單即墨保衛戰的勝利而免於覆滅，但實力已受根本性的損傷，難以重振雄風，更無法對戰國歷史的進程施加決定性的影響了。
齊威王（公元前378年——公元前320年）
齊國在戰國期間的興衰存亡，固然與其政治的得失、軍事的成敗、經濟的利弊、外交的正誤直接有關，但也不能不看到地理環境、民風習俗所起的作用，換言之，在齊國所選擇的基本國策、所制定的軍事戰略或外交鬥爭方針的背後，蘊含有齊國特定的地理環境以及民風習俗的深層次因素。
齊國擅有漁鹽之利，農業發達，工商業繁榮，民眾生活比較富裕，這一點司馬遷在其《史記·貨殖列傳》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優裕的生活環境，使得齊國民眾不樂意於耕戰，這直接導致齊國軍隊戰鬥力不強，所謂「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荀子·議兵》）；「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齊陣）重而不堅」（《吳子·料敵》）云云，正反映了齊軍缺乏戰鬥力的特點。
從戰略地理環境來看，齊國處於中原爭戰之地的邊緣，既可西進，雄霸諸侯；亦可退守，固據山川形勢，自成格局。即如古人所云：「濟清河濁，足以為限，背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在較長的時間裡，強秦的兵鋒對齊國並不構成太大的威脅，齊國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稱孤，「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但是正由於齊國擁有「懸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環境，它遂喪失了主動進攻的積極態度，在強秦面前，甘於做「自守之國」，不受兵達四十餘年，到了戰國末年，更朝秦輸誠，坐視秦國連年攻打三晉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夠逐一滅掉五國。五國既亡，秦軍大舉伐齊，兵入臨淄，齊終於未能逃脫徹底覆滅的命運。
陷入「四戰之地」泥淖而難以自拔的魏國
魏國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的一個諸侯國。地方千里，經濟發達，「南有鴻溝、陳、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 ，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曾無所芻牧。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眾」（《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魏文侯在位時，禮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吳起、李悝、西門豹等才能之士，實行改革，富國強兵，先後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國在戰國初年率先崛起，稱霸中原。傳至其孫魏惠王時，魏國勢力達到極盛，史稱「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戰國策·秦策五》），就是魏國強盛，號令諸侯的具體寫照。魏國的軍隊數量龐大、戰鬥力強勁，在當時也是遐邇聞名，僅吳起為西河守期間，魏軍在吳起統率下，「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余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吳子·圖國》）。故世人有云：「魏，天下之強國也。」
然而，從兵要地理環境角度考察，魏國的處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間比較狹窄，戰略迴旋餘地局促，這主要表現為其地四通八達，多面受敵，無險要可供守御，為兵家所必爭，在戰略上陷於內線作戰的被動局面，這一點張儀曾有扼要的評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張儀所言，雖或有誇張之處，但基本上是準確的。
魏國的這一地理形勢特點，決定它只能成為兼并戰爭的主戰場，兵連禍結，內外交困，以致嚴重限制了其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軍事強盛，加上它選擇了錯誤的四面出擊戰略方針，導致河西之地失守於秦，桂陵、馬陵之戰慘敗於齊，更加加速了其由盛轉衰的步伐。
令天下忌憚的北方強國：趙國
趙國亦是從晉國分裂出來的諸侯國。其疆域，北鄰林胡、樓煩，東北與燕、東胡接界，東與中山、齊為鄰，南與衛、魏、韓交錯，西亦與魏、韓毗連。趙建國伊始，趙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趙、公仲等賢能之士，初行改革，國內稱治。趙武靈王在位時，更推行胡服騎射為標誌的大規模改革，使國家實力迅速增強，取得了攻滅中山，北逐樓煩、東胡的重大勝利，成為七雄中後起的強國，「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戰國策·趙策二》）。趙國強盛之後，多次充當合縱抗秦的首領，成為抵抗秦國東進的頭號對手，「收率天下以賓（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
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
趙國能夠支撐戰國後期抗秦大局，同樣是與其民風習俗與兵要地理環境相聯繫的。趙地居北，「地薄人眾」，其民風「丈夫相聚遊戲，悲歌亢慨」，「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好氣為奸，不事農商，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總之其特點是「號為難治」。這樣的民風，決定了趙國的軍隊擁有十分強大的戰鬥力，造就了廉頗、李牧、趙奢等一代名將，從而在兼并戰爭中戰勝攻取、拓土開疆。就兵要地理環境而言，趙國也處於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戰國策·趙策二》），居高臨下，難攻易守。
秦國對趙國的強盛和抗秦威脅是心中有數的，它看到「天下之士，眾縱相聚於趙，而欲攻秦」（《戰國策·秦策三》），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礙，所以必然要以趙國為新的主要打擊對象。於是它適時改變出豫西通道以東進的戰略方針，改由出晉南豫北通道以攻擊趙國，它先是「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戰國策·趙策二》），對趙構成戰略包圍之勢，「斷趙之右臂」。待時機成熟後，又直接給趙國以凌厲的打擊。趙雖利用地勢之便，且殊死抗衡，也曾取得過閼與之戰等勝利，但終因實力不逮，攻守異勢，而處於戰略被動的境地，長平一戰，趙軍主力悉被殲滅，其亡國絕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勢之勝，終竟未能挽救趙國。
弱勢的雄強：韓國
韓國作為三晉之一，在戰國七雄中國力較為薄弱，地瘠民貧，又四戰之地，處境極為艱難。張儀嘗言：「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菽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應該說，這是符合韓國實際情況的描述。
然而韓國的兵要地理環境也有其優長之處，其疆域雖然不廣，但是「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形勢亦堪稱險要。尤其是韓國的兵器馳名天下，「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其劍戟）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同上）。其軍隊的戰鬥力也隨之而非常強勁，「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同上）。加上韓昭侯在位時，曾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卷六十三《老子韓非列傳》）。
地理環境的有利條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韓國能夠在七雄爭戰中堅持很長一段時間，這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蹟了。然而，韓國畢竟弱小，暫時的抗爭並不能改變日益削弱的趨勢。等到秦軍一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土，東取成皋、滎陽」（《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割裂韓國為兩部，韓國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斃而已。
中原逐鹿的攪局者：燕國
燕國都薊（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在春秋時期，燕僻處中原北陲，其戰略地位並不顯得十分重要。進入戰國後，燕國真正開始崛起，與秦楚等六國並驅而爭先，「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同上）。尤其是燕昭王任用樂毅五路伐齊，大獲全勝，更使燕國聲威遠播，震動諸侯。
但是燕國畢竟是戰國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國，其軍隊的戰鬥力從總體上說也不算強，「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吳子·料敵》）。它得以後亡，主要原因是僻在邊陲，遠離強秦的兵鋒，兵要地理環境對其生存有利。對秦國來說，其主要的打擊目標是三晉和楚國；而對山東諸國來說，其當務之急，也是設法與強秦抗衡，僻處北方的燕國並不是它們的攻擊對象，這誠如蘇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史記》卷六十九《蘇秦列傳》）。燕國正是憑藉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勢，在強國的爭戰夾縫中頑強地生存了下來，然而一旦秦國滅亡了三晉，燕國便水到渠成變為秦國刀俎上的魚肉。
（本文為黃朴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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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朴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朴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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