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人崔永元與美國病人Kate Spade：人間不值得，但我認真過

時尚 06-06

原標題：中國病人崔永元與美國病人Kate Spade：人間不值得，但我認真過

昨天深夜驚聞噩耗，美國輕奢品牌Kate Spade的創始人Kate Brosnahan Spade在其位於曼哈頓的公寓用一條紅色的圍巾自殺身亡，其時，她的丈夫就在隔壁的房間里。

△Kate Spade今年55歲，警方發現她留下了一張字條，她寫下寥寥數語給女兒，「我一直愛你，這不是你的錯。去問爸爸吧！」

△Kate和她13歲的女兒Frances Beatrix

Kate Spade 這個名字對年輕女孩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一般來說女孩子的第一個輕奢包包，不是Coach，就是Kate Spade ，要不然就是Michael Kors。

但是大多數女孩不知道的是，當她們買下人生中第一隻KS的時候，其實已經和創始人Kate Spade沒什麼關係了。

因為2006年品牌被美國服裝公司Liz Claiborne併購後的一系列風波，當時的創意總監的Kate Spade和作為CEO的丈夫Andy Spade雙雙離開了這個他們在1993年一同創立的品牌。

此後，Kate Spade就迅速地淡出了時尚圈，此後長達8年多的時間裡，她沒有親自設計出任何一件作品，直到2015年她推出了以女兒名字命名的新品牌Frances Valentine，主攻手袋和鞋履。當時Kate Spade稱自己在長達8年的「長假」中擔當著媽媽和消費者的角色，「回歸本職」令她興奮不已。

隨著她的自殺，她作為設計師這一角色為何有長達八年的沉默這一疑問終於有了答案，事發後 Kate Spade 的姐姐告訴記者們，Kate Spade 已經受抑鬱症困擾多年，並且伴有酗酒。

自己辛苦建立的品牌卻在發展壯大之後拋棄了自己，這是很多品牌創始人都會面臨的問題，當股權被稀釋、在管理層被逐步邊緣化、喪失決策權等一系列問題出現之後，她不得不選擇黯然離場。

自從Kate Spade 創立以來，就以其明快的色調和少女感十足的設計，塑造出一種青春又積極的正面形象。很多人一聽到Kate Spade，就會聯想起無憂無慮的快樂女孩們。

然而殘酷的是，給無數女孩的少女時代帶來一抹亮色的 Kate Spade ，卻在離開品牌之後，喪失了讓自己快樂的能力。

2015年二度創業的她幾乎沒有激起任何水花，要知道她的第一件作品——外表時髦和輕便實用並舉的尼龍印花包一經推出便一炮而紅，1996年她就獲得了CFDA年度手袋配飾設計師最佳新人大獎，彼時她出道僅僅3年。

△曾經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Kate與丈夫在一起。

巨大的落差加重了Kate的病情，更令人心酸的是，Kate一直拒絕尋求正規途徑治療自己的抑鬱症，是害怕她的病情傳出會有損 Kate Spade 建立起來的「讓人快樂」的品牌形象。

儘管她已經離開品牌12年之久，儘管她被迫離開的時候已經把股份全賣了，但是與品牌同名這一事實如同枷鎖一樣，無時無刻不給她後來的人生和事業施加著壓力。

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心情不好」居然能成為一種病？他們只會覺得，你為什麼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這個世界上誰沒有壓力？別人都能快樂起來為什麼就你不能？你實在是太矯情了！

崔永元回憶說，他因為嚴重的抑鬱症找台里領導請假的時候，領導不相信幽默樂觀的他會得什麼抑鬱症，以為他只是找借口不想工作，甚至以為他想擺譜跳槽。

崔永元只能苦著臉說：「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你把我吃的葯拿去吃吃看。這個葯的效力特別大，一般人都受不了！」

事實上，很多抑鬱症患者在人前，往往是以樂觀積極的形象出現的，他們被稱為「微笑型抑鬱症患者」。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在因抑鬱症自殺之後，周圍人會爆出「一點都看不出來，他平時很開朗」等等的言論。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護色。」長時間保持開朗快樂的正面形象，往往會積蓄大量的負面情緒無法釋放。但在這個朋友圈裡稍微訴苦都會被打上「負能量爆棚」標籤的時代，人人都只好戴上假笑的面具，藏好痛苦和眼淚，假裝自己生活得很開心、很幸福。

這也是為什麼抑鬱症在奪走了一個又一個曾給我們人生帶來正面影響的名字之後，依然無法擺脫污名化的真正原因。

△這個死亡名單上還有一串長長的名字：張國榮、希斯萊傑、小紅莓主唱Dolores O『Riordan、喬任梁、李恩珠、崔真實、陳琳、賈宏聲……

因抑鬱症自殺的羅賓·威廉姆斯，以及深受抑鬱症困擾的卓別林、憨豆先生羅溫·艾金森（Rowan Atkinson）、金凱瑞、陳佩斯、周星馳等喜劇大師，他們在銀幕上給觀眾帶來無數歡笑，卻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快樂。

△陳佩斯曾經說過：「我突然想到喜劇為什麼使人開心了，就是要你的自我折磨。」

有個關於卓別林的著名笑話，講卓別林有一天去看醫生，說：「醫生，我糟透了，我感受不到一點點快樂，你能不能治好我的病？」

醫生說：「為什麼不去看卓別林的電影呢？我保證你看完之後會被逗的開懷大笑。」

「但是，醫生，我就是卓別林。」

這個笑話背後，藏著極為蒼涼的調子，陳佩斯說「所有偉大的喜劇都藏著一個悲劇的內核」，李誕認為這個結論是因為任何一名喜劇工作者都必須有一顆非常敏感的內心，這就意味著在別人感到高興的時候你會更高興，在別人感到悲傷的時候你會更加悲傷。

美國研究抑鬱症問題的專家史培勒指出：抑鬱症往往會襲擊那些最有抱負、最有創意、工作最認真的人。

因為他們有著一顆敏感、脆弱、真誠的心，無法與成年人世界裡習以為常的謊言和欺騙同流合污。一旦他們感受到現實的殘酷與荒謬，就難以開解因之產生的負面情緒，從而陷入無限地自我折磨中去。

很多人想不通為什麼崔永元像個孤膽英雄一樣，以一人之力向馮小剛、劉震雲、范冰冰等娛樂圈炙手可熱的名字開炮，為什麼時隔十五年之後，崔永元還無法原諒《手機》給他造成的傷害，在別人看來這完全是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事情。

但是在崔永元這樣較真的人心裡，傷害就是傷害，永遠沒有因為對方現在名氣比他大，就和稀泥敷衍過去的可能。

△《手機》這部電影的誕生完全體現了馮小剛的市儈與雞賊，為了蹭當年小崔《實話實說》的熱度，馮小剛煞費苦心地將嚴守一的人設無限向崔永元看齊，用各種細節暗示嚴守一=崔永元。在小崔和其他央視主持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拉了一堆央視主持人客串電影，小崔還以對待朋友的真誠，向馮小剛和劉震雲提供了很多他主持節目的心得和素材，馮小剛自始至終沒有向他透露過這是一個講主持人婚外情的電影。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樣的心理，同時存在於當年毅然決然地與央視對簿公堂的陳佩斯身上。

其實他們堅持的信念無疑是正確的，他們才是受害者，然而孤身挑戰龐然大物的舉動在任何時代都會被視為雞蛋碰石頭的不智之舉。

人們把異類的他們視為「中國病人」，我卻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較真的他們病了，還是這個只看利弊的社會病了。

「對敏感的人來說，如今真不是一個好時代。」李誕如是說。

崔永元是第一個讓「抑鬱症」這個名詞走入中國老百姓視野的人，1996年，《實話實說》的主持人崔永元沉浸在一夜成名的興奮中。

「走在街上，賣菜的認識我，賣冰棍的也認識我，警察見著都給敬個禮。至少有兩年都找不到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Via 崔永元《我有一事，生死與之》）

2001年，理想主義者崔永元身陷抑鬱症的折磨里。在那年他出版的第一本書《不過如此》里，他還不清楚自己患上的失眠就是抑鬱症的癥狀之一，他自述自從出名後，感覺身上責任非常重大，有時候為了白天電視台台長不經意的一句問詢，半夜裡輾轉反側，經歷想睡無法入睡的煎熬。

△這本書也算是現象級的暢銷書了，當年我娘催著我去買的，還是她第一個看的，可惜出版社不咋的，錯別字一堆都沒校對出來。

「有了責任感後特別痛苦，每天睡不著覺。我每天到了早上八點，看到太陽冉冉升起，別人都開始上班，自己卻躺在床上無法入睡，非常煎熬。我想，為什麼要對自己這麼苛刻，為什麼還要堅持？！」

同事們都無法理解他的「矯情」，他在《不過如此》里寫道：

一天鞠萍見我憂心忡忡，打趣地問，小崔哥哥，有什麼不開心嗎？

我不知從何說起，一聲嘆息。

她問，你以前上班騎自行車吧？

我說，騎，刮沙塵暴都騎。

掙的錢也沒現在多吧？

當然。

鞠萍笑著，一臉的陽光，好日子過著，還有什麼不快樂呢？

對啊，好日子過著，還有什麼不快樂呢？

但是崔永元非但不快樂，他還很痛苦。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死一點都不可怕，因為死後就可以解脫。

很難受，痛不欲生，心裡念叨的就是死，只想死這件事，無非就是怎麼死。標準就是別太血腥，快速，別太痛苦和難受，哪怕跳樓也摔得漂亮一點。

我在網上專門搜索了很多種死法，關鍵詞就是「自殺」。

我不願意死得太難看，因為抑鬱症患者都是完美主義者，最後一下子不能不漂亮。Via 崔永元《我有一事，生死與之》

2012年，崔永元對《人物》記者說，他找到了一條能夠讓自己生死與之的道路——口述歷史。他說，這讓他捨不得死。

2001年抑鬱症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心理醫生對崔永元說：「你能不能嘗試著到另一個舞台上去表演，另一個舞台是什麼呢？就是你的最愛，你會為了它，不捨得離開這個世界，有這樣的舞台嗎？你想想。」

崔永元想：「就是電影，我就喜歡電影，後半輩子放電影我都可以活下去。那就做電影吧。」從電影傳奇轉到口述歷史，是因為採訪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導演王為一。王為一口中的趙丹，和崔永元以前了解的趙丹完全不一樣。

於是他萌生了用生動的口述來拼湊歷史真相的想法，「因為我到現在堅定地認為沒有歷史真相，歷史永遠沒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誰更接近真相。」

因為找到了奮鬥目標，崔永元在惡劣的輿論環境中艱難地活了下來，但這不代表他的抑鬱症好了。

他說抑鬱症每年都會來一次，2012年春節的時候特別嚴重，十幾天起不來床，不吃飯，不喝水，老是有怪念頭——怪念頭就是自殺的念頭。

他認識的重度抑鬱症患者，面對面交流過的，五年之內，一多半都沒有了。

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人類罹患的五種主要精神疾病為抑鬱症、強迫症、焦慮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其中抑鬱症居首位，全世界抑鬱症患者達3.4億人。預計到2020年，將成為全球第二大致殘疾病。

然而直到現在，抑鬱症在很多人的認知里，還不是一種病。因為抑鬱症是一種心理疾病，從外表很難發現病人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不符合人們對於「病人」的普遍認知。

「社會上對抑鬱症誤解重重，人們同情癌症患者的不幸與堅強，卻嘲笑抑鬱症患者意志薄弱。不科學、不公平的愚昧觀點，更導致身邊抑鬱症患者產生病恥感，失去求助與求救機會。」正是這種恥感，阻擾著Kate Spade向外界發出求救的信號，她只好自己扛，扛不下去的時候選擇以死亡做解脫。

最新調查數據，至今到醫院求治抑鬱症的只有患病人群的10%。家中有人得抑鬱症就跟得了艾滋病一樣，不敢告訴人。

去年因為抑鬱症自殺的女作家林奕含（著有《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曾經在自己的婚禮上控訴過社會對抑鬱症患者的污名化：

從中文系休學前幾個月，我常常解離（精神分裂），還有另外一個癥狀是沒有辦法識字。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荒謬，對，但就是我打開書我沒有一個字看得懂。身為一個從小就如此愛慕、崇拜文字的人來說，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我請我的醫生開了一張診斷證明，然後我就影印了很多份，寄給各個教授，跟他們解釋說我為什麼沒有辦法參加期末考。

這時候系主任與助教就坐在那個辦公室裡面，助教在那邊看著我，然後他說：「精神病的學生我看多了，自殘啊，自殺啊，我看你這樣蠻好、蠻正常的。」

然後這時候我的系主任對我說了九個字，這九個字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他拎起我的診斷書，問我說：「你從哪裡拿到這個的？」

你-從-哪-里-拿-到-這-個-的。

當下的我，我覺得我很懦弱。我就回答他說：「我從醫院。」

但我現在想我很後悔我沒有跟他說：「主任，我沒有笨到在一個，活在一個對精神病普遍存在扁平想像的社會裡，用一張精神病的診斷書去逃避區區一個期末考試。

然後你問我從哪裡拿到的。從我"的屁眼啦！干！」我很想這樣說，但我沒有。

所以我要問的是，他是用什麼東西來診斷我？是用我的坐姿，我的洋裝，我的唇膏，或是我的口齒來診斷我嗎？

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想像是什麼？或我們說的難聽一點，這個社會對精神疾患者的期待是什麼？

是不是我今天衣衫襤褸、口齒不清，然後六十天沒有洗澡去找他，他就會相信我真的有精神病？又或者他覺得精神病根本不是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