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與孔子的共同關注

作者：張 弘

數年前，王曉朝教授以一人之力譯出《柏拉圖全集》，其譯文質量遭到了高峰楓教授的嚴厲批評。之後，《柏拉圖全集》又出版了10卷本增訂版。我同意，僅有良好的外語和中文，做學術著作的翻譯遠遠不足。正如高峰楓所言，一本書絕不是一部孤立的作品，要翻譯某一類作品，必須有強大的背景知識做基礎。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王希翻譯其導師方納的美國史著作，田雷翻譯其導師阿克頓的美國憲政史著作，這樣的譯著，譯文建立在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因此更為準確。在我看來，對譯文要求所謂的「信、達、雅」實是苛求。就學術著作而言，能夠做到準確（信）就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我的直覺告訴我，儘管王曉朝教授做了大量修訂，《柏拉圖全集》增訂版可能仍然存在翻譯錯誤。但是，以此大致理解蘇格拉底的哲思，應該還是可以做到。

《柏拉圖全集》，王曉朝譯，人民出版社

與以前的四卷本《柏拉圖全集》相比，增訂版補譯了柏拉圖的疑偽之作16種。原版的各篇對話提要譯自伊迪斯·漢密爾頓所撰寫的各篇對話短序。此次由王曉朝本人撰寫，並加入了他自己的閱讀心得。對照此前我對孔子《論語》等著作的了解，我發現，蘇格拉底與孔子兩位哲人關注了一些同樣的問題，但是，他們的思考路徑與方法卻有著很大的區別。

例如，兩人都提倡節制。所謂節制，乃是在理性指引下，對利益、慾望、情感、得失等等有意控制和調節，使之合理、得當。《論語》及其他史料顯示，孔子個性鮮明、興趣廣泛、多才多藝、生活豐富多彩。但是，他很善於節制。以飲酒而論，孔子不僅好飲，而且「酒無量」，但他從未醉酒。孔子既能「從心所欲」，又能「不逾矩」。可以說，孔子對自己的節制達到了很高的境界。

而蘇格拉底同樣對節制有深刻認知。《柏拉圖全集》增訂版第二冊的「卡爾米德篇」顯示，在希臘語中，節制有三種含義：1.理智健全、通情達理、頭腦清晰，明智，與偏狹、愚妄、傲慢、錯亂意思相反；2.謙卑、穩重、博愛、仁慈，尤其指年少者對年長者、位卑者對位尊者的謙恭。3.對各種慾望的自我約束和自我控制。王曉朝認為，節制是隱藏在「認識你自己」、「切勿過度」這兩句德爾斐箴言背後的精神，它要人們接受美德為人性所設的界限，約束慾望的衝動，服從和諧與適度的內在法則。蘇格拉底大約40歲時，即波提狄亞戰役（公元前432年）剛結束的時候，他從波提狄亞軍營返回雅典，在運動場和年輕的卡爾米德就「節制」開始了對話。在對話中，蘇格拉底對於節制的定義展開了層層詰問，指出了對於節制五種定義的缺陷，然後引出一個知識論定義：節制是一種關於其他知識的知識，又是一種關於節制本身的知識，當一個人擁有直到他自己的知識，他就會認識他自己。但是，蘇格拉底進一步詰問，使得這一定義也遭遇失敗。他使得聽眾相信了自己的無知，但激發了他們的獨立思考。蘇格拉底本人的觀念，反映了他的「美德即知識」觀念所產生的困難。

孔子對節制更多的是提倡和踐行言行合一；而蘇格拉底不僅過著節制的生活，而且一生艱苦，無論嚴寒酷暑，都穿著一件普通單衣，經常不穿鞋，對吃飯也不講究。蘇格拉底只是專心致志地思考。他對節制的探討，卻是建立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和反覆的詰難之上。在春秋戰國，鄧析、公孫龍、尹文、惠施等人的論辯之術，並沒有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思考方法並發展為獨立的學科，由此可見，中國與希臘文化的不同。但是，這並不妨礙蘇格拉底和孔子關注同樣的問題。除了節制，他們還不約而同地關注「親親相隱」還是大義滅親這一難題。

親親相隱，指對自己關心相愛的人，尤其是父母等血親，即便他們有了過失，也不忍苛責追究，興師問罪，而動了包庇回護的惻隱之心，這樣才是正常的。而現代法治社會的價值要求人們不論親疏，不論罪責大小，都要檢舉揭發。孔子在《論語·子路》里曾提出，「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中國歷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歷代立法者多肯定親親相隱的原則，一直到民國《刑法》仍規定，藏匿犯罪的親屬可減輕處罰。

在《柏拉圖全集·歐緒弗洛篇》中，蘇格拉底探討了這一問題。當時，蘇格拉底稱自己受到嚴重控告，要出庭受審。歐緒弗洛說自己打算告發父親殺人。當時，歐緒弗洛家一僱工醉酒後殺死了歐緒弗洛家一個家奴，歐緒弗洛的父親將殺人者捆綁起來扔進溝里，然後派人去雅典，詢問祭師如何處置殺人兇手。派往雅典的人還沒有返回，但殺人者因凍餓而死。歐緒弗洛認為父親是殺人犯，打算以褻瀆的罪名告發父親，但歐緒弗洛其他親屬認為他父親並未殺人，只是沒有料到這個殺人犯會凍餓而死。（張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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