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女人愛男人，往往只是為實現自己愛情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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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王安憶在上海書店為讀者簽名

王安憶第一篇給我印象深刻的小說是《雨，沙沙沙》，發表在1980年《北京文藝》上。在1980年的語境中，它乾淨，單純，清新，秀氣，就寫一個未諳世事的女孩雯雯在一個雨夜的嚮往。不是在深深的雨巷，就在飄著細密雨點的馬路上，故事非常簡單——她猶豫不決地退了兩步，就有意錯過了末班車，內心在等待曾在雨中帶她回家的那一位。她走在雨中，那個他最終並沒有出現，但王安憶只用雨中橙黃色的燈光一個意境，就娓娓完成了感人的敘述--那個雨夜，坐在一個陌生男人的自行車后座上，沐浴在一個橙黃色溫存的世界裡，她就覺得一切戒備都是多餘的。這個雨夜，他無須再出現，她走在橙黃色溫存的回顧中，就像走在夢裡。有了夢，才有了生活的美好。

記得我被這篇簡單的小說感動後不久，就貿然給王安憶寫信了。那時她在《兒童時代》當編輯，我知道她是茹志鵑的女兒。茹志鵑的小說《百合花》給我的印象太深了：那個小戰士槍管里插著的野菊花，那床新媳婦獻出的棗紅色白百合花的被子。曾經在山裡拖毛竹的農村小戰士當然不會有往槍筒里插花的趣味，鄉村小媳婦也不會懂白百合花的雅緻，但七十年代，在北大荒燒得暖烘烘的土炕上，《百合花》的情調就曾那麼強烈地感染著我們。

也許是那個缺少色調時代的渴求使然吧。我至今記得那個新媳婦一針針默默給死去的小戰士縫好衣服的細節，至今都不覺得情節或意境的人為。那是因為茹志鵑敘述的氛圍是真實的，黃菊花、白百合花，在那個年代，也是夢吧。下鄉時還讀過茹志鵑的《高高的白楊樹》，寫「我」與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姐在戰爭中的感情，戰後去大姐家鄉尋找，找到的是一位同名同姓，熱情洋溢在養兔中的姑娘。情節毫無引人處，挺拔的高高白楊樹的意象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以致我對這種樹也有了某種情感。我以為，茹志鵑深深影響王安憶的，不僅是百合花、白楊樹這樣的詩意結構，還有在淡淡細密敘述中蘊涵的那種味道。我喜歡她的小說，就從這味道始。女兒的敘述細膩度高於母親。

▲1978年王安憶和父親王嘯平母親茹志鵑在家中

我向王安憶約稿，她很快寄了我《庸常之輩》，寫街道作坊里，下鄉回城的，一個只本分地守著自己一方卑微天地的普通女工何芬。在上海弄堂里，要面子的女孩當然很多。但像這樣，盡自己本分，實實在在守護自己自尊的，自然不多。結尾，王安憶寫她，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打發走了疲勞的一天」，熟睡了。她「在這個世界上，只佔了個很小很小的位置」，是「庸常之輩」。但認真佔好這小小的位置，其實又閃爍著暖暖的光芒。王安憶剛起步就是這樣：甘居一隅，靜靜的，在一個並不寬敞的空間里，以細細的筆觸，淡淡的情調，寫一點小女子身上的觸動人處，在不大的格局中尋找一種充盈。

王安憶了不起的是，幾乎每年對自己都有拓展。我驚訝於她的生活積累能力，似乎有層出不窮、用之不竭的素材，它們變成小說娓娓道來，細節豐滿、親切，尤其對我這樣，與他同時代人而言。且她似乎每年都在不知疲倦、頭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斷超越她自己，又似乎從不急躁，不為任何干擾所動。她的外表是溫和的，嘴角常有淺淺之笑，但絕不隨和。我能感覺其自我之強大。

王安憶寫作的好處，恰是不拘結構。我後來讀她一篇自述，稱她其實不適合寫短篇，因為短篇的精鍊不適於她，中篇才適合她的放鬆敘述。其實，放鬆敘述正是她的長處。以我陋見，小說無論長短，細節多寡才構成結構。小說最考驗細部，無切膚感就無親切。王安憶小說中的細部常令人心動，這最難得。

王安憶的中篇確實比短篇好，長篇又比中篇好。為什麼？因為長度足夠使她放鬆。她是一個馬拉松選手，跑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憶就屬於越跑越好的人，這是她的個性使然。

我對王安憶的感覺，其實主要來自她的小說。她的第一部長篇《69屆初中生》其實還未找到長篇應有的感覺——讓人停留的章節遠少於匆匆走過的章節，但卻提供了一個體悟她的感光室。她的執拗，她的表象後的我行我素，她的淡然與內心的不妥協……我與她，好像也就一兩次實際的面對面。一次是與陳村一起吃晚飯，到八點鐘，她說，須要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飯，吃了，八點也須要回家的。我自以為已經很恪守自己生活原則了，她卻要堅決得多。無這般堅決，我想也不可能有那麼多作品與那麼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著對感覺力的保護，明亮的燈光下是不會有敏感度的。這大約與歌唱家保護嗓子，是一樣的道理。

▲1970年代，王安憶在自己家中

王安憶的《69屆初中生》中，寫得最好是愛情：從初接到情書的驚慌失措、語無倫次，鎮靜下來又隱隱生出些驕傲，回味信中內容，便悔於自己的反應，開始偷尋、窺視他而將回味變成自己的「節日」。之後，變成忐忑盼待來信，到真見到信尾出現「我愛你」之狂熱，又驚呆而幸福。其中層次太豐富了。這樣的初戀悸動，那種刻骨銘心的體悟，也許我們都經歷過。但纖微難搜，大約也難有王安憶這樣的分辨力。分辨力是一個作家的資本，它真切表達了六十年代環境中，一個純真少女，對愛情認知的全過程。

《69屆初中生》開頭第一章描寫的角度其實非常有震撼力：嬰兒的視覺與觸覺，由母親的懷抱、父親鬍子扎人的感覺始，延及水——洗澡與奶瓶；觸覺轉味覺——棒冰與包子；再抬眼環境——馬路與弄堂口。感官能力真的太強了。王安憶以此長篇，有條不紊寫了一部五十年代哺育、六十年代磨礪成的雯雯自尊的形成史。雯雯的自尊建立在那個年代真實的譜系中，感人而有社會學意義。王安憶之了不起是，她幾乎是以鄙視當時戲劇性控訴的態度，在所謂的「家長里短」、「見素抱樸」中，就寫成了這一屆人更深刻的青春史。辛酸嗎？當然有。被耽誤的一代嗎？當然是。更重要的是，她寫出了集體主義熔爐鍛造中，一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強大個人的長成。儘管雯雯只有實際的小學學歷，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下鄉知青，進了城也只是櫃檯後一個很普通的售貨員，最終也只在里弄工廠一個壓瓶蓋女工的位置上，成了一個擁有五味雜陳的新娘。相比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是一部怎樣的煉成史呢？我以為，這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六九屆的「文革」史。最後結尾，新婚夜，雯雯與任一的對話是——

我和你，完全是誤會。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一切正常，我們不會相遇的。

「文化大革命」本不該發生。

一切都在輕描淡寫間。寫完這部長篇，王安憶不再用「雯雯」了，她已經完成了雯雯的塑造史

。

《69屆初中生》1984年3月最後改定，1984年底她就寫成了《小鮑庄》，發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國作家》上（與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蔔》發表於同一期）。說實在，1985年讀到它，我先懊悔是，為何《庸常之輩》後就中斷了與王安憶的聯繫，「假如這小說能經我手發表……」，這是一個編輯的本能。按《小鮑庄》篇尾記載，它1984年底改定於北京，那正是我在《人民文學》躍躍欲試的時候，儘管我那時不負責上海。當初令我意外的是她控制基調的能力--那村莊就像沉睡在清冷的月光下，沒有狗吠，那樣安靜。

1984年底有關「尋根」的說法，不可能對王安憶沒影響。《小鮑庄》里有一個「撈渣」，韓少功的《爸爸爸》里有一個「丙崽」，兩人從不同的角度，構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索點。

《流水三十章》是王安憶的第三部長篇小說，1986年10月起動筆，寫了半年，發表在1988年第二期上海《小說界》上。寫《流水三十章》前，她連續寫了好幾個中篇，寫作能力已經洶湧澎湃。這些中篇，印象深刻是1986年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閣樓》，以及分別發表在《十月》《上海文學》《鐘山》上的三戀--《小城之戀》《荒山之戀》與《錦繡谷之戀》。

王安憶寫男女，寫得最美在注視。「她」這樣注視「他」：「襯衫大了一些，前後飄舞得像一面旗幟，他的身體前後不著地處在寬大的襯衫里，有一股凄涼的孤獨。這孤獨有一種奇怪的魅力，好像在一個喧嚷嘈雜的世界裡划出一個清靜的圈子，分離了他與人群，溫和地陪伴他向前去。」感覺確有張愛玲的影子。

「他」與「她」的真性被喚醒，出了家庭，就只能走向荒山，在荒山中毀滅。他的真性被喚醒時，那個母性她的態度，只能是「似乎什麼都知道」，只是緘默著等他，以溫暖的氣息，鼓勵他捫心自問。王安憶的心思在哪裡？小說中說，「女人愛男人，並不為那男人本身的價值，而往往只是為實現自己愛情的理想」。我理解，她是要說，所謂愛情，只是一種男女本性需要維繫的形式而已，撕破了這形式，就只能毀滅了。

我感覺王安憶是通過不斷閱讀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復旦大學開了一堂小說課，在文壇成為大家議論的一個話題。我感覺，開課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這門小說課共13講，她從分辨「小說是什麼」講起，她說，小說是用現實材料構築的一個心靈世界，一個神界。她的講稿似乎當時在《小說界》連載，後來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經典分析體現出優秀的解讀能力。

▲《長恨歌》

《長恨歌》是王安憶的第六部長篇。她30歲時寫完《69屆初中生》，10年里勤勤懇懇，寫了6部長篇。寫《長恨歌》時，已經從容不迫、爐火純青了。

《長恨歌》寫一個滬上淑媛錯位的40年，故事其實簡單。王琦瑤，琦是美玉，宵朗之琦，能耀亮暗夜。瑤，「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也是美玉。冰雪態也稱「瑤華」的。王安憶寫這個王琦瑤非個體，她代表上海弄堂里曾經的小女兒情態，「這情態的名字就叫王琦瑤」。王安憶一開始就歸結：上海弄堂因為有了她，才有了情味；因為了這情味，便有了痛楚；這情味一點點積累下來，在煙火氣里，就有了弄堂的感動。她通過這個群體寫她所體會的上海，所以，第一章最後一節，在鴿子見證著飛過之後，才寫到弄堂里，有點寒酸的閨閣中，在流言里生長起來的王琦瑤。這個王琦瑤的命運，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本是如花蕊一樣純潔嬌嫩的閨閣，卻做在這等嘈雜混淆的地方，能有什麼樣的遭際呢？」

▲鄭秀文飾演的王琦瑤

我感覺這部小說的好處，就在於寫王琦瑤一錯再錯、事事相舛中有悲涼感，卻都以順遇的態度。她覺得所遇都是避不掉的，覺得這悲涼本是人生該有的，也就沒什麼怨艾，就以溫婉壓了感傷。

一部好小說，提供一個開放的結構，從不同的門進去，本都是可以走通所有房間的。不同道路的交叉，才構成豐富的回味與感嘆。她從弄堂、閨閣寫到晚會、公寓、鄔橋的橋與砧杵聲，寫得最有詩意是鄔橋與送豆腐的少年。平安里的下午茶與圍爐夜話，很有《紅樓夢》那種淡淡日常中充滿了韻味的寫法。程先生與王琦瑤再相會，那種微妙的知會，則是最感人的。這一段就令人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其實是一種修行，所謂「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這是王琦瑤對「老克臘」說的話。

本文節選自朱偉作品《重讀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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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朱偉作為文學編輯就職於《人民文學》。他常騎著自行車從一個作家家裡，到另一個作家的家裡，期間結識了莫言、余華、蘇童、劉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並推出他們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從《三聯生活周刊》主編位置上退休後，朱偉花了三年多系統重讀點評了王蒙、韓少功、陳村、史鐵生、王安憶、馬原等10位標誌性作家的經典，新書《重讀八十年代》誕生了。

用朱偉的話講，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錄像帶、看世界盃轉播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軋」著馬路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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