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我城、傷城、孤城：香港電影里的城與人

「我沒有護照。他們說，如果這裡的人要到別的地方去旅行，沒有護照是麻煩透頂的事。在這個城市裡的人，沒有護照要到別的地方去旅行，要有身份證明書。證明書證明你在這個城市裡的城籍。

你的國籍呢？

有人就問了，因為他們覺得恨奇怪。你於是說，啊，啊，這個，國籍嗎。你把你的身份證明書看了又看，你原來是個只有城籍的人。」

這段話來自於香港女作家西西的成名作《我城》，卻也說出了當時香港人的特殊性：只有城籍。而香港影評人列孚在總結香港電影為何能成為「東方好萊塢」，並風靡亞洲數十年時，認為娛樂性、文明感、城市感，是離不開的三個主要因素。

只不過的是，只有「城籍」、常常凸顯現代城市文明的的香港創作者，則在有意無意的書寫著「城市」的變遷，從西西的《我城》、《浮城》，到劉偉強的《傷城》，再到如今張家輝導演作品《低壓槽》里的「孤城」，多多少少的折射出不同時代下創作者心境的變遷。

張徹的《獨臂刀》喻示著港人的無根

浮城：流離失所的浪子與歌女

西西在小說《浮城誌異》中，將香港這個城市形容為「浮城」。「只有祖父母輩的祖父母們才是目擊證人。那真是難以置信的可怕經歷，他們驚惶地憶溯：雲層與雲層在頭頂上面猛烈碰撞，天空中布滿電光，雷聲隆隆。

而海面上，無數海盜船升起骷髏旗，大炮轟個不停，忽然，浮城就從雲層上墜跌下來，懸在空中」、「頭頂上是飄忽多變的雲層，腳底下是波濤洶湧的海水，懸在半空中的浮城，既不上升，也不下沉，微風掠過，它只略略晃擺晃擺，就一動也不動了」，這就是浮城的來歷與現狀，也暗指著香港的歷史與境況，即因為英國的鴉片戰爭而被奪去主權，成為一座懸空在英國與中國之間的浮城。

而生活在香港這座「浮城」中的人們，因為沒有「根」，因為其被懸空在半空中，於是，在香港電影里也就出現了眾多的浪子或者歌女/妓女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時。

開啟了邵氏新武俠風雲的《獨臂刀》，便是男性浪子形象的代表。影片的一開始，方剛父子他們是生活在大俠齊如風的家，說明他們沒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家，而方誠的護主而死，進一步的切斷了家的可能，而方剛，儘管被齊如風收為義子，但本質上則是一個浪子，後來的出走，即是他的浪子形象的完成；

而救他的那個女孩，因為逃避仇家的追殺而跟著母親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即使是他的義父齊如風，也是舉家搬遷的意圖隱居退出江湖的紛爭；影片的最後，大仇已報的方剛，也是帶著他的愛人浪跡天涯……方剛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與命運，也象徵著香港這座浮城的形象與命運。

與浪子形象所對應的是妓女、歌女形象，同樣的寄寓著「無根」的生命感懷，如林黛主演的《藍與黑》、《不了情》、《新不了情》等，都是以命運悲苦的歌女形象來寄寓著對於漂泊的命運的感悟與追尋。

而這種意象與情懷一直還延續到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當中，關錦鵬導演的《胭脂扣》、《紅玫瑰與白玫瑰》，許鞍華導演的《半生緣》，爾冬陞導演的《新不了情》等都是代表作。

成龍主演的《醉拳》里黃飛鴻的個性較之關德興時代多了幾分的自我意識

我城：自主意識的覺醒與張揚

七十年代中期，西西在香港《快報》上連載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城》，其以一個年輕、沒有受過教育、樂觀、好奇的電話公司實習工人阿果的眼光來看待香港這個城市，彷彿是香港的「浮世繪」，並帶有著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

而這時期，也隨著香港戰後一代的成長，比起父輩的「浮城」的不安定感，他們更多的紮根於這個城市，並通過文學影視作品將自主意識張揚開來。

「黃飛鴻系列」影片的變化，也在無形中契合了不同時代的變化。1949年由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傳》拉開了黃飛鴻電影的序幕，成龍主演的《醉拳》則是給黃飛鴻改頭換臉以適應新時期的電影觀眾。

關德興所扮演的黃飛鴻形象，如香港影評人列孚所說，「雙目炯炯有神，聲如洪鐘，身材挺拔高大，有真功夫，不論形象、形體、氣質都予人入信。而且，黃飛鴻一直是正面英雄人物，更凸顯儒家武德，表現傳統文化美德，如禮（待人恭敬、謙遜有禮）、義（是非分明、行俠仗義）、仁（重情重德、宅心仁厚）、恕（寬宏大量、忠恕有道）、忍（理智冷靜、克己忍讓）等」。

《黃飛鴻傳》關德興

黃飛鴻電影適應了四五十年代的觀眾口味。但是，隨著六十年代末香港經濟的騰飛發展與港人在港英政府中的地位逐漸提高，更隨著更加年輕一代的觀眾的成長，他們需要一個新形象的黃飛鴻——成龍主演的《醉拳》正符合了他們「意想」中的黃飛鴻。

儘管成龍版的黃飛鴻還是一個正面的英雄人物，但是，他是一個頑皮的功夫小子，愛捉弄別人；也像很多的年輕人，想占女孩子的便宜；也喜歡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而關德興版的是以隱忍為主，不到迫不得已不出手）……

黃飛鴻被塑造成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的現代意識的人，有著明確的是非觀，但也不拘小節且夾雜著青年人所擁有的叛逆心理，甚至跟師父之間也是嘻笑怒罵的。

同樣的，成龍式的黃飛鴻不能適應九十年代初的大的時代背景下的香港，而徐克把黃飛鴻的故事搬到了清末民初的時代背景中而融入了強烈的「家」、「國」情懷，以迎接1997的香港回歸。

試圖代表香港的《傷城》，放大了家的破碎與港人的傷逝

傷城、失城：家的傷逝

1994年，香港女作家黃碧雲出版了新作《溫柔與暴烈》，其中收入了她的作品《失城》。小說有三條線索，第一是一個移居海外的香港家庭，在四處遷徙後回到香港並引發殺妻滅子的血案的故事，第二是以殯葬業為生的人守著白痴孩子並過得心安理得的故事，第三則表現了英籍總督察感慨來日不多、家業兩空後的頹唐情緒。

三條線索，代表著三個不同的香港階層，但他們所指向的卻是同一個心態，大政治背景下的香港回歸，對於他們來說卻是一種「失去」，而小說的結尾更是化用了魯迅的《故鄉》中的名言，希望原來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

而香港電影人也不斷的將這種失落感融合到電影創作里。如以《無間道》再創港片輝煌的劉偉強、麥兆輝、庄文強這個「鐵三角」，就直接以「傷城」為片名創作了一部充滿著傷逝感的影片，如劉偉強所說，「傷代表傷心，城代表香港。

我們在每一個角色的背景都設計了一個很傷心的過去」，而編劇麥兆輝則說，「我們希望由兩個角色，怎樣復原，放大到香港怎樣從傷口中復原」。

影片中，主創者刻意的注入了各種各樣的傷痛，如滅門之痛、殺父之傷等，但影片是否是通過兩個角色的怎樣復原傷口來放大到香港怎樣從傷口中復原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跟劉正熙警官及私家偵探丘建邦有關的四個家庭，都是不完整的甚至走向毀滅的，先是劉正熙的家庭，因為捲入黑金事件而除了自己逃出之外都被毀屍滅跡；而仇人文叔，也因為對權力的追求失去了家的完整，連養女淑珍都不能在復仇的火焰中幸免於難；劉正熙與淑珍所組成的表面和諧的家庭，最後還是在復仇中萬劫不復；

即使是丘建邦與他的前女友，在她自殺前兩人的情感早已亮起了紅燈，而她的自殺也帶著不少的秘密絕塵而去——四個家庭，都在權力與慾望或說不出的情感因素當中相繼的走向終結，即使丘建邦與活潑的啤酒女的愛情還是成為影片最後的一絲亮色，但這亮色是否會像城市晚上的流星一樣轉瞬即逝，又有誰知道呢？

《傷城》

不知道是創作者的有意還是無意，意圖「復原傷口」的《傷城》卻以一個個家的終結呈現出來，就像這時期的很多香港動作片，在香港已經回歸大陸的「大局已定」的大時代中，「傷」城式的故事，一而再的被創作者們展示出來，並同時被注入兩種幾乎完全不同的色彩：出於道德教育的因素給予黑道英雄們死亡特別是自殺的結局。

自殺保留了個人英雄色彩的最後的華麗與蒼涼，也與香港回歸前的英雄電影當中的那些黑道英雄們的結局形成對比，如小馬哥轟轟烈烈而死的《英雄本色》、陳浩南一再的通過血腥的暴力行為而上位的《古惑仔》系列，但同時通過劇情、影像等卻表達出對於英雄、英雄時代的緬懷。爾冬陞的《門徒》、于仁泰的《霍元甲》、葉偉信的《殺破狼》等，都通過人物的命運書寫城市的變遷。

黑色犯罪片《低壓槽》則將背景置放於遠離現代化文明的孤城

孤城：灰色地帶的浮沉

所謂孤城，按照現代漢語的解釋，一是指孤立無援的城，二是指邊遠的孤立城寨或城鎮。香港雖然地理位置處于海島上，也一度因為淪陷而成為「孤島」，但六七十年代以後，香港已經逐漸的發展為國際化大都市。

城市的現代化進程里，常常是伴隨著暴力、犯罪，當年的上海灘被譽為「冒險家的樂園」，黑幫片、警匪片，更是一度成為好萊塢或者香港電影里的主流。而近幾年的《風暴》、《赤道》、《拆彈專家》等犯罪動作片，也都是將香港這座國際化大都市變成正義/罪惡的正面戰場。

《拆彈專家》

但也有少部分作品，有意無意的淡化香港或者大都市背景，而置放在一個遠離現代化都市文明的「孤城」上，張家輝的這部《低壓槽》，就是發生在一座缺乏具體城市標誌、罪惡滋長為城市主流的都市裡。而傳統警匪片里代表著正義的警察，則幾乎淪為了罪惡的幫手，就如蝙蝠俠所生活的哥譚市。

而去年的話題之作《追龍》，儘管故事是發生在七十年代的香港，但主要集中在九龍城寨，這裡也一度被認為是屬於三不管地帶的「孤城」，當甄子丹與劉德華所扮演的華人，在忍不可忍之後爆發而對抗英國殖民者時，不僅僅是以暴制暴的張揚，也多多少少的隱含著緬懷那個時代的意味。

更何況，以《香港製造》成名的陳果，還通過《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直接的以紅磡隧道為界線，將香港變成一座荒無人煙的「孤城」。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

從熱鬧繁華的國際化到充滿罪惡或者無奈滄桑的「孤城」，背後是香港榮光的不再、港人的失落等，儘管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早已不再是上世紀的殖民地狀態下的「浮城」。

當年，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在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回顧特刊《香港電影與社會變遷》中說，香港偏偏是個最沒有歷史感的城市，對於上一代來說，只是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談不上歸屬感，而生於斯長於斯的新一代，雖有較強的本土意識，卻又與中國（歷史）更為疏遠，以至於舊的歷史被有意無意的壓抑，而新的歷史意識又無法正常的滋長。

如今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也回歸超過二十年，香港電影人更是紛紛北上製作合拍片，但香港電影里的城市，還有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們，無根的缺失歸屬感，依然時不時的通過影片折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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