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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退潮了?別逗,它只是進入了新時代

麥肯錫合伙人與美國總統經濟智囊告訴你:全球化沒有退潮,它只是抄著數字化的小道,悄然進入新時代。你能做的是做好準備,迎接必將到來的顛覆。

面對世界各地出現的反全球化逆流和悲觀情緒,麥肯錫諮詢公司合伙人Susan Lund女士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特聘教授、柯林頓政府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Laura Tyson女士在《外交》雜誌撰文指出,新的時代背景下,數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正在驅動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全球化並未退潮,而是會以新的形態繼續前進。主要內容如下:

按傳統標準,全球化的浪潮正在褪去:08年金融危機終結了國際貿易持續30年的高速增長,從1986年到2008年,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增速一直是全球GDP增速的兩倍以上,而過去5年僅勉強與全球GDP增速持平。當然,在此期間服務貿易額有所上升,但遠不足以彌補貨物貿易的降幅。跨境資本流動下降了2/3,跨境FDI佔GDP的比重從90年代的4%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的的23%,隨後降至6%。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增速的顯著下降,部分是因為全球經濟大衰退後,經濟復甦勢頭並不穩固,部分是結構性因素。

在美英等曾經領銜全球化的國家,關於全球化和貿易的政治語境悄然嬗變,從強調全球貿易的雙贏效果,轉為關注全球化導致的失業、無家可歸、區域性去工業化、收入不平等等問題,個別國家民粹主義政治勢力崛起,許多發達國家開始以零和思維看待國際貿易問題,提出了更高的壁壘。2008年11月以來,G20國家共推出了6600項保護主義措施。

種種跡象,似乎指向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那就是全球化正在退潮,逆全球化的浪潮正在掀起,但另外一些被忽視的指標則顯示全球化換了一種形式仍在突飛猛進:

首先,全球經濟重心正在轉移,全球化的領導權正從西方轉向東方,從北方國家轉向南方國家。2000年全球財富500強公司中只有5%位於發展中國家,2025年這個比例將達到45%,目前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佔全球的42%,2025年中國將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年營收1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當前國際貨物貿易的一半至少涉及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額佔全球貿易的比例,從從2000年的7%增長到2010年的18%。亞洲地區對外貿易佔全球貿易總量的比例從1996的15%,增長到了2016年的35%,其中有半數是區內各國間貿易,與歐盟區內貿易額相當。儘管當前全球網路連接主要存在於發達國家之間,發展中國家正快速趕上。美國仍然是全球網路內容最大供應方,但中國電商與網路巨頭正緊隨其後,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投入的資金儘管仍落後於美國,卻是歐洲的兩倍多。

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預測,未來十年全球GDP增長主要來自於440個快速發展的城市和地區,大都位於發展中國家,在地圖上毫不起眼,比如巴西的Santa Katarina。隨著發展中國家約十億民眾日均收入增長到十美元以上,他們不斷增加消費支出可彌補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消費不足。發展中國家企業也正在競爭中勝出,在全球銷售收入當中的佔比不斷增長。與歐美國等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市場主體以家族企業為主,上市企業較少。由於受股東財務目標約束較少,能夠更加平心靜氣地承受暫時的利潤損失,進行更長線的投資,此外其資本、稅收、紅利支出等成本也相對較低,可以靠走量實現利潤增長。

再次,以廉價勞動力集中地為支點的全球供應鏈正被顛覆。全球價值鏈曾以來低成本生產地為節點,而今天跨國公司在選址時,更多考慮勞工成本之外的因素,如基礎設施質量、距離最終消費者的距離、能源與交通費用、勞工技能水平、當地法律制度健全程度等。這意味著在上一波全球化中處於領軍地位的國家,不一定能在全球化新階段蓬勃發展。例如,人口只有130萬的愛沙尼亞崛起為數字化時代巨頭。愛沙尼亞早年推出公民電子身份證系統,國民可通過該系統在網上投票、交稅、處理法律事務等。愛沙尼亞經濟曾高度依賴伐木業,今天已成為Skype等其關鍵數字技術的策源地與新創企業總部所在地,發展增速長期領先歐盟各國經濟體。

最後,全球化還將促進新的跨境人口流動,深刻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開放的國境總是有利於總體福利的提升,統計顯示,從1978年到2018年40年間,世界移民數量增長了三倍,超過2億5000萬人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居住和工作,其中90%是尋求更好經濟和生活前景的移民,另外10%則是難民和尋求政治庇護者。經濟移民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計算,經濟移民每年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6.7萬億美元,佔全球GDP總額的9%,比留本國所能創造的GDP多3萬億美元。

當然,新一輪全球化帶來的挑戰將會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商業競爭會進一步加劇。時裝品牌公司H&M和Zara必須在幾個星期之內就推出一款新產品,而不是像過去一樣,在幾個月內從容完成這個任務。過去20年,公司盈利產品的生命周期縮短了30%。其次,弱者可能更弱,處於全球網路鏈接邊緣的發展中國家,如果缺乏數字化貿易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和足夠的技能儲備,將更加嚴重地掉隊。亞非拉不發達國家,更加難以通過當年中國的策略,靠上千萬的低成本勞工脫貧致富,融入全球價值鏈。

如何應對?

一是增強數字能力建設。培育新的激勵因素,促使企業投資於他們所需要的新的數字化技能,培育相關人力資本。政府也應投入資金,提供在崗培訓、失業培訓等。二是教育系統要反思傳統課程設置體系,新的課程設置重點應放在數字化技能的培養上,可在小學階段就引入計算機編程學習,中學階段教授基本工程學、統計學等。三是重新梳理現有的海關法規,使小企業能夠更便利地將較小規模的產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運輸。四是政府要確保全球化的利益在更廣社會階層間分享和再分配,全球化的輸家提供補償。修正失業、醫療、社會保險規則,便利人們在不同地域間的就業流動性。五是人才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未來受推崇的將是對技術具有深刻理解並且具備全球視野的高級人才。個人應樹立終身學習理念,不斷的學習快速更新的技能。六是企業不分大小都應該更加重視自身數字化能力、數據隱私和網路安全,通過研發或收購強化數字資本。注重從全球不同地域網羅人才,確保公司戰略和思維的多元。

總之,全球化並沒有退潮,只是改頭換面重新登場,並被賦予了全新的數字化內涵和不斷嬗變的地緣政治語境。與其花費大量時間重燃持續了幾十年關於全球化善與惡的討論,不如接受新階段全球化的現實,採取措施實現其利益最大化,避免其必將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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