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鄴城造像基座上「香爐」形制及組合問題

《中國美術報》第110期 學術月刊

在鄴城地區出土的北朝造像中，基座上的中央浮雕器物及其多變的組合雕刻極為精美，在北朝後期的中原地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現已出土的大批北朝造像像座或石窟佛像基座的中央部分出現了類似於香爐的器物，學界大多將之稱為博山爐。而在這些所謂的「香爐」中，確實有一批類似漢代以來的博山爐的形制，但將其統稱為博山爐可能欠妥，同時其他器物與組合的存在也應作另行分析，不可一概論之。

造像基座上中央位置器物形制的分類

1.與「博山爐」形似的器物

近年來，關於博山爐的相關問題備受關注，相關論述不勝枚舉。而說北朝像座上的浮雕器物為博山爐，可能是因為其外形大體與現出土的漢代博山爐（如河北滿城劉勝墓的錯金銀博山爐、陝西茂陵一號墓陪葬坑的錯金銀竹節博山爐等）相似。為了方便理解，此處暫將此類定名為「博山爐」類並在下文討論此類器物更為恰當的命名。

臨漳北吳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386—534）造像碑下部中間應是造像雕造中較早出現的「博山爐」類器物。中央博山爐兩側雕有似雙手合十的蓮花童子像，最底部則是一群供養人像。此外諸如龍門古陽洞上部也有類似外形但細節不同的「博山爐」與作禮佛狀的左右脅侍。這種「博山爐」外形的器物與其他形象在造像基座上組合的大量出現則是在東魏北齊時期。

臨漳北吳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造像碑

（1）「博山爐」、獅子或加脅侍組合

東魏北齊崇佛之風大盛，鄴城作為其時之都城彙集了大批高僧名匠。在石窟造像的營建雕刻中，造型、圖案的選擇更有其自身的風格，並影響周邊地區。此時的像座中央為「博山爐」與對稱獅子（作側面或正面），或於此基礎再置對稱脅侍於最外側，彷彿成了一種造像底座的排列範式。如鄴城東魏元象元年（538）的一倚坐菩薩像座，雕出有左右對稱生蓮葉蓮花的「博山爐」與兩隻俯首面向「博山爐」的側面獅子。

臨漳北吳庄造像埋葬坑出土的北魏造像碑

（2）中央器物、獅子、寶珠

除了簡單的「博山爐」型，還存在一種底座中央器物上置一寶珠的情況，且不在少數。而傳統的博山爐造型中並沒有寶珠作頂的形式出現，故而將此類器物一概視為「博山爐」的做法有些偏頗。鄴城北齊（550—577）一座半跏思惟殘像中央的器物爐頂增加有一球狀物，周圍刻蓮葉荷花，再外側是對稱的獅子，獅子臉正面面向觀者，最外側為對稱的兩脅侍菩薩，菩薩有頭光。此類爐頂有球狀物，旁側刻蓮葉蓮花、側面獅子像者在北齊同時期石窟南響堂第一窟前室後壁南側明窗下同樣出現。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兩者關於器物旁鮮花的表現都作卷葉上生蓮葉再生向外舒展的蓮花，雕刻的形態很是相似。

鄴城北齊半跏思惟

南響堂第一窟前室後壁南側，圖片：陳傳席，《響堂山石窟》，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4年11月

（3）中央器物、托舉者

北朝後期造像基座上經常出現的另一形象便是托舉者，關於部分造像上托舉器物者的身份推測尚無定論，有童子、力士等說法不一。基本組合類型是承托者與中央器物、獅子，或在此基礎上於外側加上脅侍菩薩，有時在獅子前會出現禮拜弟子。

鄴城東魏（534—550）的一座菩薩立像底座有部分塗色殘留，所託舉的中央器物塗黃色，周圍刻背面蓮葉，側面相獅子各舉一爪作搭盤狀。可見托舉者身披向上作飛起狀的紅色帔帛，此類形象可能與一些北朝壁畫中出現的披帛力士（武士）為同一形象。張志忠認為此類帔帛是佛教藝術的產物，大約產生於西亞，後被中亞佛教藝術所接受，東傳至中國。在河南泌陽北朝墓的畫像石棺床上的一幅線刻圖畫中，全身無衣物的托舉者托盤上置器物。故而筆者推測此類構圖應該存在一個粉本，並且使用範圍不僅僅限於造像基座，甚至出現在了墓葬系統中，當然這也可能與墓主是否有佛教信仰相關。

東魏菩薩立像底座

泌陽北朝墓畫像石棺床，圖片：崔貽彤，《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圖像與佛教》，《考古物語》，第44頁

除了壯碩有力的托舉者，鄴城北朝後期像座上還存在一種體量較小的托舉者，有時成對出現。臨漳一造像底座殘件中，一對體量較小的童子以肩托舉盤，兩側弟子體型較之稍大，合十半跪作禮佛狀，再外為雕刻更大一些的側面相獅子與脅侍菩薩。這件造像底座上的中央器物、人物、獅子的組合應該是諸造像底座中較為完備的，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他像座的組合排列基本上是在此類組合上做減法。

北齊造像底座

2.素麵細頸鼓腹寶瓶類器物

八木春生教授提出，存在一種印度、南朝皆有的插花紋樣系統，在中國先出現於南朝，後傳至北朝，這其中重要的容器便是長頸瓶。崔貽彤認為，出現於南北朝墓葬中的「皿花」圖像更是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此種細頸寶瓶類器物在鄴城地區的出現卻多不是內插蓮花，而是寶瓶周圍刻卷葉或者蓮花，且所處的位置與前文所述的中央器物一致，作為莊嚴具，其重要性也許可以看作與「香爐」類的器物同等。但是就現在發現的數量而言，在像座上的雕刻較少，此類瓶狀圖像在北朝的出現也少於南朝地區，形態也不似南朝雕造得那般纖細。

鄴城的一件造像底座殘件上兩童子手捧著一細頸素麵寶瓶，最上是一寶珠，寶瓶周圍刻植物葉，旁坐獅子，最外側是有身光的脅侍或力士。而另一件底座上由兩童子所託舉的寶瓶則是貼金的，上有寶珠。旁刻半伽坐於石凳上、有黑色頭髮的對稱兩人（可能為供養人），各捧寶珠舉向中央，再外側是獅子與脅侍菩薩組合。

鄴城造像底座

鄴城造像底座

3.寶珠類

前文提及的「香爐」類與寶瓶上均有頂部置寶珠的例子，但是在鄴城的造像基座上還有一種寶珠直接置於中間的形制。北齊天統五年（569）的造像底座中央置於托盤中的寶珠上有一顆小圓珠，並以此為中心左右各雕凸出卷紋，塗赤色，寶珠的底座旁刻四片葉子，再加上獅子與脅侍菩薩的常規組合。此寶珠可能為火焰寶珠。而在另一座保存較好的佛三尊像的底座上，則可以完全看出力士所託的是金色的寶珠，並沒有刻花葉等裝飾物。在《觀佛三昧海經》中便載有於眾星月間的寶珠：「是諸寶珠出琉璃光，琉璃光內有真金像，其真金像坐白寶座，佩赤真珠光，赤真珠光中有綠真珠化佛。」此類寶珠是光華且有無上威力的。

臨漳北齊天統五年造像底座

臨漳佛三尊像

造像中央器物分析——或為蓮花香爐

關於博山爐的稱名，據林小娟考證至少西漢早中期應該是沒有明確出現的，晉人有「博山」「博山香爐」的說法，到唐代，「博山爐」作為明確的名稱已經普及。《藝文類聚·卷七十·服飾部·香爐》錄《博山爐銘》 一首：「嘉此王氣（器），嶄岩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由此看來，「承以銅盤」確實是此類熏爐常出現的搭配。然而，孫章峰認為博山爐的組成是由豆形，外加一個山形器蓋組合而成的，將豆鏤空改動即可為熏爐。豆形容器的使用可在鄴城北齊天保十年（559）的釋迦牟尼三尊像的底座中看出。但是山形器蓋則值得考究，熏爐蓋上所雕的可能為蓮花圖案或為蓮瓣。上文提到的臨漳某造像底座殘件中的熏爐下半部都刻有仰蓮瓣。而從南響堂石窟第五窟北壁北齊佛壇的基座上的爐器蓋刻的諸多似半圓形花瓣，且觀此類器物與左右蓮花仿似一體的雕刻，以一種常規程式出現在大多數的造像基座（造像碑等）中，或許可以推測此類香爐為蓮花香爐，以往對造像基座上的熏爐類「博山爐」的稱名或許有誤。揚之水在其《蓮花香爐和寶子》一文中也提到類似的問題。

鄴城北齊天保十年釋迦牟尼三尊像

南響堂第五窟北壁佛壇基座

造像底座組合元素與信仰

1.香爐與焚香

《詩經·大雅》云：「卯盛於豆，於豆於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西漢高級貴族墓葬博山爐的出土，證實在漢代已有熏爐的使用。而吳焯認為案香本非中國之物。在供養佛的五或六種方法中，確有用「香」供養。在《增一阿含經》中提及「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爐，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在下文世尊直接告曰眾人：「此香是佛使，滿富城中須摩提女所請。」

香煙直上青天，似有溝通神明的功用。在早期道教與中國的民間信仰中便已拿來使用，有時普通民眾對於宗教詳細的禮拜方式也可能容易混淆。用原有的祭拜方式，再聯繫起佛教徒用香事禮佛的儀式，便可能產生一種在中土易行的用香供養法。《三國志·吳書·士燮傳》中：「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磐，備具威儀，笳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在交州地帶三國吳就有焚香者，但是否為焚香禮佛還有待考證。或是用於其本民族特色信仰，也可能是對佛祖供奉。而在本文所討論的像座上的香爐，則是在北朝佛教發達盛行的產物，也可說是用香禮佛在普通群眾中已經普及的體現，為了讓自己的願望為佛所聽，或是請佛為自己決疑煩惱。而當此類香爐在像座的雕刻成為一種範式後，在菩薩的像座，甚至是畫像石棺床的線刻中均可使用，佛教的部分因素進入了中國傳統的墓葬之中。

2.蓮花、蓮葉

蓮花、蓮葉圖案在佛教藝術中的應用不勝枚舉，在佛教經典中提及更是自古有之。《四十二章經》中佛告諸沙門：「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花，不為泥所污。」在北朝特別是東魏北齊時期像座中香爐旁側及爐上的蓮花雕刻雖有諸多細節的不一，但大體的形制結構類似。有時蓮葉、蓮花雕刻繁複，似在蓮池之感。《摩訶僧祇律》云：「舍離蓮花池，身體鮮滿足。身無垢清凈，樂獨居靜林中。得甘露深法，相好身具足。心清凈無垢，舍眾樂靜林。」典籍中的蓮花池與中國工匠的現實所見結合，由像座上的雕刻可見一斑，蓮葉或是呈背面像，蓮花或是呈側面像，並不死板。南北朝雖然皆偏愛蓮花、蓮葉紋樣，北朝的荷葉樣式卻似乎更接近於西域、印度的雕刻形態，這可能與東魏北齊鮮卑西胡化有關。

興起於十六國的鄴下佛教，天竺高僧佛圖澄在後趙石勒時期便在此地弘揚佛法，「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高僧傳》中《佛圖澄傳》：「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服。」佛圖澄的神跡可能在現在看來是戲法魔術不足為信，但在其時確實能產生一定的威信，震撼人心。由此可見，青蓮花圖案在香爐邊上的雕刻於鄴城及周邊地區大批出現也不足為奇。

3.寶瓶

在《出三藏記集·康僧會傳》中提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幾，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此處「銅瓶」與「燒香禮請」的行為相結合，可能為寶瓶作為莊嚴具的使用提供了一些理論的先例。前文講到的金色寶瓶旁，有兩個用黑色塗頂、半跏而坐的弟子（或供養人）持球形物向其托舉。《十誦律》中：「諸力士從長老摩訶迦葉，取佛舍利。盛以金瓶，舉著車上，燒種種香，持諸幡蓋作諸伎樂入拘屍城。……掃灑清凈，香潔無量。懸繒幡蓋，散諸雜華。敷象牙床，以佛舍利金瓶著上。阿難先以花香伎樂種種供養。亦教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供養禮拜。」 基座上的金色寶瓶似乎可與文獻中的「銅瓶」或「金瓶」對應，而其所託舉向金瓶的球形物則可能為舍利，蓮花、蓮葉雕刻則作供養，整幅圖像畫面是一個禮拜祝禱場景的藝術展現。

小結

北朝造像像座及石窟基座中心器物可能不應視作學界一貫「博山爐」的稱法，觀其形制應為蓮花香爐或雕刻蓮瓣的豆形熏爐，且存在寶瓶與寶珠類中央器物的例子。像座上的組合多樣，但存在一定排布的規律，有一定雕刻範本或樣式粉本的存在，且此類形制影響至唐後期才逐漸消失。關於像座中圖像來源流傳分析，可再做詳細討論。

（作者系北京服裝學院藝術學理論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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