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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主之光到戰爭策源地,日本只用了十年|大象公會

原標題:從民主之光到戰爭策源地,日本只用了十年|大象公會


1920 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蒸蒸日上,儼然東亞之光,似乎民主轉型在即。然而,這不過是深淵前的幻覺而已。


文|姚白莞


單看 1920 年代的日本政治制度,很難想像一個如此民主的現代化國家,會在不久後成為世界大戰的東方策源地,墮入「昭和瘋狂」的深淵。


1925 年 3 月日本國會通過的《普選法》,堪稱是亞洲國家民主制的里程碑,與西方國家相比都毫不落後:君主立憲制度的原產國英國,也才剛於七年前實現普選。


根據《普選法》,25 歲以上的日本男子一律享有選舉權,30 歲以上則享有被選舉權。


事實上,整個大正時期(1912-1926)都以所謂「大正民主」聞名後世,早在 1918 年 9 月就首次產生真正的政黨內閣,又在 1924 年初步實現議會多數黨組閣與政黨輪替,穩固的議會民主制似乎在望。



大正「小清新」竹久夢二的畫作。隨著政治氣氛的自由寬鬆,20 世紀 20 年代日本文藝界名人輩出,「大正浪漫」之風盛行。教育界也湧現出小原國芳等一批進步教育家。


為什麼在 1930 年代後,日本的民主政治會土崩瓦解,最終舉國走上滅亡之路?


脆弱的大正新政


事實上,大正民主的基礎從一開始就極不牢靠。


1868 年明治維新後,日本並未轉型成為民主國家,而是產生了一個天皇與倒幕功臣分享權力的寡頭政權。


雖然當時有人提議效仿英國政體,實行「君民同治」的提議,但都遭到了維新元老們的否決。

根據大久保利通的說法,日本「民眾已習慣於封建壓制,偏僻之陋習成性」,政體設計「應根據我國之土地風俗人情時勢」。言下之意,日本民眾配不上民主憲政。


日本民眾中,對此不服氣的大有人在:1870-1880 年代,日本全國先後掀起多輪自由民權運動,迫切要求明治政府速開國會,頒布憲法,實行憲政(參見大象公會文章《「昭和男兒」是怎樣養成的》


最終,明治大帝在 1889 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但從其內容來看,這遠不是一部有民主精神的憲法,反而更接近絕對君主:帝國統治權由天皇統攬,天皇作為帝國元首「神聖不可侵犯」,享有召集和解散帝國議會、非常時期發布敕令取代法律、欽點國務大臣、統帥海陸軍等各項統治大權。



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天皇簽署、重臣元老副署


至於看起來富含民主元素的「帝國國會」,雖然得到了憲法的承認,但與一般議會民主制度相比,許可權大幅縮水,本身並非立法機關,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權的「協贊」機構。內閣首相也不從議會改選的多數黨中產生,而是天皇從明治元老推薦人選中欽點。


這樣一部憲法所反映的政治體制,只是徒具立憲的外皮,實踐的卻是維新元老們的共識:天皇對小民慈善關懷,小民則「忠勇奉公」。這套父慈子愛的家庭倫理政治,是日本特有的「國體精華」「萬邦無比」,絕不能輕易放棄。



大日本帝國憲法下的統治構架圖


這種有日本特色的君主制,很快就引起了國內的非議和反抗。

如 1910 年「大逆事件」中謀刺天皇的激進分子,其私印的小冊子事後就在社會上廣為流行:

諸君,如今的……天皇,他不是神的兒子,什麼也不是,都是騙人的。當今天皇的祖先出自九州的一個角落,殺過人,搶過東西,跟強盜是一夥的。那些所謂的大學的博士學者們,膽小如鼠,既不說什麼也不寫什麼,在那裡滿嘴謊言,騙人騙自己。


日本東京虎之門事件紀念碑。1923 年 12 月,社會主義者難波大助刺殺皇太子未遂。在法庭上,他還大聲詰問審判者是否相信天皇的神性。


一戰後,國際形勢也變得對天皇制極為不利,歐洲多個歷史悠久的王朝,如俄國的羅曼諾夫、德國的霍亨索倫、奧地利哈布斯堡,都在一戰末期崩潰,國際環境從未對君主如此不友好。


這種時勢下,日本人不但公然對皇室說三道四,甚至開始質疑其佔有的巨額財富,以致宮廷侍臣時常發出感嘆:「如果能讓民眾有皇室的財富就是國家的財富的認識,那麼有多大的收入也絕不會有人抱怨。」


不過,對天皇制最為不利的,還是時任天皇本人的身體條件。


明治天皇駕崩後,新即位的大正天皇幼年曾罹患腦膜炎,由於父皇堅持不用西醫,迷信傳統的中醫療法,結果預後較差,才智存在較大缺陷,後期連日常參加禮儀活動都頗為困難。



明治天皇本身沒受過正規西式教育,不學無術,晚年飲酒不加節制,形體肥碩。但其憑藉過人天賦,自學掌握了帝王統治術,對皇儲的教育也側重於從政治、宗教兩方面教授「帝王學」。

天皇無法理政、威信淪喪,日本國民對皇室的敬畏也就越發難以維繫,議會和總理大臣的權力得到加強,政黨也乘機擴充勢力。


所謂的大正民主憲政,正是在這種夾縫中艱難建立起來。


1912 年,憲法學者美濃部達吉提出「天皇機關說」,認為天皇也是國家機關的一部分,須對全體國民負責,受議會的監督,統治大權不是天皇的私事。


這種對「國體」的創造性解釋,在維持既有天皇制和憲法的前提下,為實現民主憲政做了理論變通,後來為 1920 年代的政黨內閣所尊奉。


恰好在 1924 年以後,「自由派」人士西園寺公望成為唯一在世的元老,他推薦首相人選時嚴格自律,只推薦國會多數黨及最大反對黨的黨魁,在日本特色體制和民主憲政之間架設了橋樑。


不難想像,這樣的政治體制極為脆弱,從一開始就建立在對憲法的歪曲腦補之上,而且在實踐又嚴重依賴少數實權政客的德行,一旦外部環境驟變,後果不難預料。


而且,在大正民主不斷推進的時代,昭和時代的瘋狂就已經初見端倪。


福禍難料的經濟奇蹟


日本從「一戰」期間開始經濟騰飛,財政也隨之日漸寬裕,日本大國自信膨脹,大搞擴軍和資本輸出,提出「充實國防」「中日經濟親善提攜」等政策,擴充海陸軍備,企圖獨霸中國,確立東亞領袖的地位。


在國際上,同時期的美國卻對外秉持「威爾遜主義」,以全世界的民主事業為奮鬥目標。美國式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和個人主義觀念,也在日本逐漸擴散開來。

觀念和追求的碰撞,加深了日本與歐美列強的矛盾。1923 年,日本軍部將蘇俄列為頭號潛在敵人時,美國竟赫然名列第二。


抗拒西方文化的國粹傳統也有所復興。慘烈的世界大戰重挫西化派的威信,在不少民間國師看來,西方那一套遠非什麼普世價值,政治上推崇民主,就是向西方投降。



經濟起伏造成的社會問題,更是讓日本社會的戾氣愈演愈烈。


一戰後在經濟騰飛中成為巨頭的,主要是三菱、三井、住友等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大財閥。眾多中小企業則由於缺乏政府和銀行支持,普遍規模較小,技術落後,不具備抗風險能力。


隨著日本經濟轉入危機,特別是 1920 年 3 月開始,東京證券交易市場的股價暴跌,不少中小企業和銀行應聲倒閉,全球「大蕭條」更是使日本的經濟困境雪上加霜。


到 20 年代末,日本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已不足 40%,社會維穩困難,「昭和維新」「天誅奸臣」的聲浪此起彼伏。


與此同時,隨著皇室的新一代裕仁皇儲逐漸長大,大正民主很快走上了絕路。


堅持天皇對日本軍隊的領導


作為維新以來的皇室「第三代」,裕仁幼年時目睹過祖父明治的威嚴,也曾困擾於父親大正的昏聵對皇室造成的傷害。接班人的責任意識,使他很早就已致力於在宮內大臣的幫助下,挽救皇室漸趨沒落的權勢。

為了重振皇室的威嚴,增強在民眾中的存在感,1921 年,還是皇太子的裕仁在宮內忠臣和皇親國戚的安排下,遊歷歐洲,遍訪英法荷比意諸國,與各國顯貴談笑風生。


日本媒體對這次出訪的報道力度空前,裕仁第一次公共宣傳就取得了重大成功,有力回擊了皇室衰落的論調。



1924 年 1 月,裕仁大婚,大赦天下,廣施恩澤於日本國民,以收買人心。皇室教師杉浦重剛曾如此教導裕仁:法國思想家盧梭放縱任性,連工作都保不住,不值得尊重,他的理論「引導民眾詛咒國家和政府」,罪大惡極;日本行「王道」,可免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餘毒。


裕仁對政治的操弄也很有手腕。美國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指出:通過幕後的積極活動,裕仁至少掣肘了三任總理大臣的權力,加速了政黨內閣的崩潰。


對於軍隊統帥權的維護,裕仁更是不遺餘力。


根據帝國憲法,日本海陸軍統帥權屬於天皇,但沒有明確說明是否「獨立」。在大正天皇怠政的 1920 年,內閣官僚蠢蠢欲動,陰謀撤銷海陸軍統帥部,未獲成功。到了 1924,政黨內閣正式上台後,又試圖染指軍隊。


軍部在爭取到裕仁支持的情況下,堅決回擊,最終獲得「獨立於內閣,獨自製定軍令」的權力,並進一步明確了天皇的「統帥大權」是不受政府約束的,為軍部勢力的膨脹埋下了禍根。



天皇在多數御前會議上一言不發,看似不干預具體政務。實際上,御前會議的各項議案,天皇事先都已通過「內奏」獲知。擺出「立憲」姿態,暗自行使權力,好處在於可以不負任何責任。

不過,隨著大正民主風氣的蔓延,軍隊中也在暗潮湧動。當時的一份軍中報告指出:「由於一般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從報紙雜誌等受到的社會教育,還有國民思想的變化,無形中下士以下的士兵變得不再盲從。」


然而,大正之風雖然提高了軍人們的知識水平,但其獨立思考能力似乎並沒有相應提高。


當二三十年代的空前嚴重經濟社會危機襲來時,軍隊里的年輕人惶惑不安,種種靈魂之問拷問著他們:軍隊到底是誰的軍隊?百姓困苦,到底是誰的責任?國家的出路又在哪裡?


軍部高層嘗試回答了第一個問題。陸軍大將荒木貞夫提出:日本軍隊是工人農民在天皇的領導下為保衛國家而組建的軍隊,所以必須堅持天皇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種「皇軍」論得到全軍上下的普遍認同。



至於後兩個問題,在野「思想家」「國師」們也早已完成了理論建構,翹首期盼迷茫軍人和底層民眾們皈依。


從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日本各種極端思潮紛紛湧現並發展壯大,從忽悠軍人民眾、勾結上層權貴的法西斯分子,到努力迎合宮廷、夢想締造國家宗教的日蓮宗領袖,應有盡有。


他們的具體思想內容千差萬別,但不乏廣泛的共識,即堅決反對大正民主主義,認定國內的經濟社會形勢是被政黨政客所敗壞;日本對領導東亞秩序和建設世界大同負有特殊責任,而「英美鬼畜」則害怕日本崛起;ABCD(美英中荷)已對日本形成環形包圍圈等,不一而足。



日蓮宗信徒多為軍官和右翼文官,如石原莞爾

很快,在民間國師的忽悠和軍部高層的縱容之下,擁有了先進理論工具的「昭和男兒」便紛紛打起「維護國體」,「昭和維新」的旗號,對那些追隨西方鬼畜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各路「逆賊」果斷「天誅」,以匡扶天皇,拯救日本國民。



電影 226 劇照。1921 年,政黨內閣首相遇刺身亡;1930 年,首相濱口雄幸遇刺,隔年身亡;1932 年,首相犬養毅遇刺身亡;1935 年,發生國體明徵運動,「天皇機關說」被取締,1936 年,二二六兵變。


大正時代的民主氛圍,以及開明領袖們的政治生命和肉體生命,就這樣在昭和時代迅速凋零殆盡。軍部則乘勢坐大,直到 1945 年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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